刘家和先生谈中华文化认同

刘家和先生谈中华文化认同

刘家和口述 全根先、蒋重跃访问整理

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统一，有分裂，统一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不曾改变。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郡县制，建立了秦汉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许多新的制度。然而，任何现存的制度不可能都是完善的，总是要改革的。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要“日新其德”。可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他们都是剥削阶级，每个王朝开始的那些君主或者统治者经过一个巨大的震动以后，他们往往都是比较清醒的。土地关系问题都得到一个相对缓解，甚至有些地方重新配置，所以会有一个“新生”。汉代不是有“文景之治”、唐代不是有“贞观之治”吗？然而，在那种体制下，对老百姓放宽了，对兼并制度放宽了，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逐渐又出现贫富分化，土地又集中，阶级矛盾积累。阶级矛盾积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王朝更替。两汉之间有二十来年王莽新朝，为什么？就是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太严重，光武帝起来，把这个问题缓解了。

经过四百年以后，这个问题终于又爆发了。中国已经有了郡县制，应该是不会分裂的，为什么又出现分裂？因为社会基础还是这个经济、人民生活，一旦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重时，哪能不出现危机？社会危机到来时，总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内部阶级矛盾；另一个是外部民族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矛盾都爆发了，这就叫内忧外患，同时到了。在欧洲，罗马帝国衰亡也是这样，社会经济严重恶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罗马帝国强盛时，可以打高卢，打日耳曼人，可以占领不列颠的一部分，内部矛盾一旦爆发，罗马帝国就走向衰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跟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危机一样，就是危机全面爆发。这个爆发是两种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内部危机、民族危机。魏晋南北朝，从魏、蜀、吴三国开始，跟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一直到东罗马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恢复帝国失败，中国到隋朝统一，这段时间东西方很相似，都是内部危机和民族危机，结果都分裂了。西晋有过短暂统一，但很快发生“八王之乱”，内部又乱了。要是没有“八王之乱”，西晋不会一下子垮到这个地步。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少数民族涌进中原，原来中原的汉人南迁，南迁的就建立了南朝，南方地区开始开发。魏晋南北朝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南方开发，一个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有这个屠杀。特别像石虎这样的人，汉族也要报复。像李特这样的人，仇杀是有的。但是有一条，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他为什么能够建立政权，他的政权合法性在哪里？这不是历史吗？因为他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他进入中原，要统治的对象是华夏人，是汉人。少数民族人口跟汉族人口数量是不能相比的，文化也是不能相比的。他怎么样才能打进来，怎么样才能成为统治者？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时，都是汉族同他们合作治理。

刘渊就不用说了。他是匈奴人，自幼学习经学，本身就是经学家。他在魏晋时候，就已经在中原朝廷做官，还受到晋武帝的召见，文武全才。那时候也没什么，可是一旦真要起事的时候，他就不是《史记》中讲的：“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他说，我就是汉代皇族后裔，前面有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三国志·蜀纪》写刘备，只有先主，没有后主的问题，因为它很短，第二代就完了，刘渊把刘备当作“烈祖”。这是为了说明，他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合法性上，他是刘家的后代。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问题。你说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这个婚姻关系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婚姻关系也不少，是不是？你说他完全是假的，也不是。一到中原以后，民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各种情况都有。从政治上来讲，他是为了贯彻尧舜禹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我是“正统”。“道统”，“法统”，学术是“道统”，我都承认。经过文化认同，像后代科举什么的政治上的认同，他的政权就披上了合法外衣。

实际上，这时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帮助他们的都是汉族。前秦苻坚手下有个王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北魏呢？道武帝拓跋硅时，不是有崔宏、崔浩父子吗？他们帮助北魏政权。实际上，这时北魏内部有矛盾了。矛盾在哪儿？鲜卑族进入中原这一部分到孝文帝拓跋宏（汉名元宏）时候，孝文帝祖母文明太后（即冯太后）就是汉族，所以他们彻底的认同中原文化。他明显地从血缘上来讲，有与汉文化融合的意向，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问题。他要实行统治，就有文化认同问题，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前秦苻坚南征前，淝水之战打败了，可是你看他出师前跟大臣说：“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霑王化。”他出师的理由，就是要统一中国，不能这样乱了。北魏也是这个理由。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经学里面存在一个“夷夏问题”。“夷夏”的区别，《左传》中说，要是用“夷礼”，“华夏”也变为“夷狄”；要是用“华夏”的礼，“夷狄”也变成“华夏”。所以，“夷狄”跟“华夏”可以互相转换。《左传》里讲得很清楚。例如，杞本来是夏后代，用“夷礼”称子；用“夷礼”，就是当“夷狄”看待。季札原来是吴国的，吴是“夷狄”，因为他对“华夏”礼义精通，后来他就被认为是“华夏”了。孟子说：“舜，昔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和文王是“东夷”和“西夷”，不是都成“圣王”了吗？所以，他不在乎这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他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里，不是讲上面有个“天”吗？大家都是“天”的儿子，“天子”就是管家、大儿子。谁坐着？有德的坐着，爱民有德的坐着。只要他“敬天保民”，不管你什么民族都可以。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就有这么一个包容的东西。

那么，各个少数民族进来以后，当然你有这样一个情况，他就不会陷入文明冲突了。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是曾经被俘虏的羯（古族名）人，是当过奴隶的，给人耕田什么。他也不识字，让人给他读《汉书》。他就问：“你觉得我能够跟谁比？”给他读《汉书》的人说：“你啊，是尧舜。”那时候，谁敢跟他说真话？所以，人家说他是尧舜禹汤什么。他说：“不是。”人家就说：“那您是汉高帝？”他说：“汉高帝也不是。我要遇到汉高帝，我就老老实实在他手下为臣，我就做他的臣子。要是遇到光武帝，那我还可以跟他争一争。如果争的不行，我就为臣。”所以，他们都是很自觉地去了解华夏文明。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文化基因里面就有这个东西，有容乃大。这是我们的一个“宝”，在当今世界是一个“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时候不可能有这个意识，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文化基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十六国。实际上，不止十六国。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这书是崔鸿辑佚起来的，内容基本上在《晋书》里边有。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列的表很详细，每个国家都写历史。所以，看起来魏晋南北朝是个黑暗时期，实际上是个史学繁荣时期，绝不亚于两汉。“前四史”中，《史记》是西汉写的，《汉书》是东汉写的，《后汉书》《三国志》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写的。接下来是《梁史》，南方、北方都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地方史，出现了像裴松之《三国志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这样的作品。不仅有史学著作，还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没有历史，佛教没有历史，可是到中国以后，佛经有目录学，有史，有《高僧传》。

我们今天讲史学，“史学”这个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恰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里讲，不是别人，大字不识一个的石勒，他也建立了太学，他还去视察。他设立五经博士、祭酒，还设立了史学祭酒，由任播和崔濬担任。史学祭酒，类似于现在历史学院或历史系领导。祭酒是指导这事，是学术带头的，因为他最年长，资格最老。宴会时要行礼，都必须喝酒，喝酒就要祭神，这个仪式由祭酒主持。就是在太学校长下面，设立史学祭酒，史学是太学的一个科目。可见，石勒这样的人都这样做，那不是传统吗？

我刚才讲，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包容，而且是有德则有天下。正像孟子讲的：“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个中原王朝瓦解以后，群雄并起，不是分裂，而是都想来统一。那么，谁来统一？我来统一。每个人都有权利，即使少数民族也有权利。那么，西方国家怎样？日耳曼人不认识字，里边有一个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the Great），他曾经在东罗马做过人质，接受了罗马文化。辅助他的一个大臣，好比王猛辅佐苻坚、崔浩对于北魏似的，叫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帮他写的《东哥特史》，说哥特人原来就是罗马人的后代。可惜只有一本，而且是在别人引用的书里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史学发达，其他科学、文化都比较发达，像音乐、美术、 雕刻，还有自然科学，这是一个学术文化竞争繁荣的时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这时候面临考验。这个只有比较才能看出来。中国跟罗马都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都是在一到二世纪，就是罗马三世纪危机前两百年，大概到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也让传播，但是有一些矛盾，与中国文化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就有争论。可是争论的结果呢？中国内地对佛教采取严格镇压。中国和印度文化不同，引起中国思想界很多的深入思考，神灭论、神不灭论，在《弘明集》里都有，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而且，佛教与魏晋玄学相互影响。《世说新语》里也讲佛教。佛教传到中国来，它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魏书•释老志》讲得很清楚，佛图澄到中国以后，他在石勒底下。石勒杀了很多人，所以佛教在这个战争中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生灵涂炭，佛教起到了一个缓和作用。可是，佛教在中国又带来了很多矛盾，在《弘明集》里面可以看到。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到隋朝出现了天台宗，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宗派，最后禅宗地位确立，佛教中国化。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保留了下来，“三武灭佛”是偶然的。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文化本来没有真正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割裂中国历史，相反佛教本来是没有历史的，印度没有历史，到中国以后佛教反而有历史了。

西方是什么情况？西方基督教是一到二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创立的，在叙利亚兴起的，就是现在这片多事之秋地方。基督教最初是一个秘密宗教，罗马帝国曾经镇压过，一到二世纪时候镇压过。基督教跟犹太教不同，犹太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惨了，你看《圣经》就会知道。从那到埃及、“巴比伦之囚”，以后罗马人征服什么，犹太人流亡到各地，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基督教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基督教吗？他变为世界宗教。基督教最初是在下层社会传播，可是到三世纪危机时候就大发展。三世纪危机到什么程度？危机到罗马的一些贵族，尤其行省里一些自治市的贵族都要破产。为什么？罗马收税，不是自治市要交税吗？到后来都交税了，一概要交税。这个自治税，以后因为贸易问题、商品经济，都要交税。钱从哪儿来？税收上不来，就让地方自治市的元老们来交，弄得元老们倾家荡产。所以，不仅下层社会，包括自治市的一些元老也加入基督教。信基督教的不仅有穷人，富人也进去了，基督教性质在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所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可是，现在基督教领导权就逐渐从穷人手里转到富人手里了。许多罗马人开始信基督教，结果罗马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开始镇压，可是到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时，就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然后进一步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他自己还参加基督教的会议，宣布哪个是正宗，哪个是异端。基督教由被镇压的宗教成为国教，对异端进行镇压，你看排他性多厉害！这个就与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大不一样了。

基督教成为统治宗教以后，在文化史上、历史上有什么变化？基督教打断了希腊、罗马文化的“脊梁骨”，希腊、罗马原来的古典史学发展到四世纪时已经很可怜了！最后一个大史学家，叫马塞林纳斯（Ammianus MarcelLinus），这时候希腊、罗马史学就断了，就变成按照《圣经》来写历史。本来希腊、罗马也没有早期历史，对不对？不像中国。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中国古代神话说是开天辟地，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把以色列的历史给写下来，罗马史就变成里面的附庸。基督教有一个历史，就是耶稣以前是一个阶段，耶稣诞生以后又是一个阶段。这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不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说的“轴心”一词，他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在基督诞生时候，这个世界变了。希腊人、罗马人的历史是以当代史为主，从有基督教开始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基督教的说法，耶稣第二次降临时，越靠近这个越进步。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不是进化的，是进步的，进化论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提出的，西方历史上进步观念是基督教才有的。希腊、罗马没有说进步，中国有。于是开始出现基督教史学，从前史学界对基督教史学注意得不够。这样一个新的史学传入到中国以后，就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佛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史学。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统治，真正古典的东西，希腊、罗马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到十四世纪以后，尤其是到十五、十六世纪，就出现了文艺复兴，要不然怎么讲文艺复兴呢？就是古典文明的再生。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有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始终有一个文化核心。这对我们解释世界史有用处，对解释中国史也有用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是分裂的，但是始终有华夏文化这么一个核心，有一个延续性和统一性，虽然是分裂的，但里面有文化认同。带着这个，所以到隋唐，又是大统一。可是，西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没有这个认同，基督教取代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这个比较，又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这不能说是“非历史的历史”吧！四百年的大震荡，又是一个“正反合”，震荡就变成发展。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说，是辩证发展的。可是这个呢，我们是从唯物史观具体的历史分析出发，而不是他的“世界精神”的翻版，我们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发展。

（本文摘自《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略有改动，商务印书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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