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我们为何遗忘了“敬业与忠诚”？

中科院院士：我们为何遗忘了“敬业与忠诚”？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

近二十年来，我国科技界对建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作了大调整。研究方向由以满足国家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主转到“国际前沿”、“国际热点”，成果及人才的评价标准由以应用部门和社会评价转到以SCI为主导的论文及其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人才来源由主要依靠国内培养转到大力引进而轻视培养，由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同时强调科研人员的团结合作转到欣赏竞争、崇拜竞争而不讲合作，研究队伍组织（事实上）由依靠集体转到个体化。

但是，与愈来愈巨大的投入相比，我国科技界的实际成果并却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突出，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也难以令人满意。

科学研究到底给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多少实际贡献成了问题。巨额投入带来了低产出，以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英雄、论人才、论业绩，这类量化指标的局限性、欺骗性已开始暴露出来。

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为我国科技发展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原因何在？

科技人才价值观被扭曲

现在我国有了大量具有各种头衔光环的人才。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特别是SCI类的论文，已经成为部分学者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象征及自己拥有的资源。论文成为他们思想深处的价值坐标系。

在这种坐标系下，热衷于写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的学者愈来愈多。已经不再强调发挥集体力量了，也没有了热爱科研团队、发挥集体作用的氛围了。无论多大的项目及集体，只是名义上存在，即在申请项目与最后验收时存在。

而一旦项目得到批准，负责人将项目一分解，课题费一分，实际上没有了团队，各干各的。当主角的愈来愈多，很少有人甘当配角、愿意做好辅助工作了。

近年来引进大批人才中，部分引进的人才（包括从国内单位引进），对国内工作包括工作单位研究方向与领域不了解，兴趣不大，对研究团队的建设也不关心。但这些人才获得的待遇很不一般。学术竞争的平等性可能也正在消失。

对于勇于承担国家需求与重大任务而言，我们可能正在失去诚实可信赖的人才队伍。“学术自由”、“自由研究”，是常常被管理部门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当今中国的“优势”。但是，学者们被论文“绑架”了，甚至成为文章的奴隶，怎能具有真正的自由。

学术思想固化在西方的框架与模式之中

不少学者至今仍然言称“国际一流”与“国际热点”，有些学者公开地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对西方人的科学技术进行挑战”，“还是要按美国人的思想与模式进行研究”等。

将外国人的研究方向奉为自己的的方向，研究领域、科学问题、研究思路等大都是从别人那里“引进”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也较易于被西方“国际主流”所接受、所赞扬。

近年来的各种光环人才的评选，包括最高学术称号的人才，候选人的关键材料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内容。无论申请人，还是评委专家们，都非常看重外国人的几行肯定，而基本不强调申请者的成就是否为真正创新，对其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并不认真在意。

一部分迷恋“SCI”的学者，他们极其看不上将全部精力置于国家需求研究的学者，对他们的成果肆意贬低，斥之为“三无”学者（没有国外权威文章，没有国际头衔，英语水平差）。对一些学科任意斥之为“三无学科”，有的被严重打压。

多年来，一些人才与成果，在各种评奖的关口被那些SCI热衷的权威领导（学者）以一两个量化指标不够或由于没有外国人的好评等而否定了、“封杀了”。

今天我们对SCI的迷信、崇拜，SCI“决定论”的理念，甚至比西方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研有机体（科研院所）普遍“超重”

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等指标，已经成为研究院所、大学及其院系争取资源的权利和工具，领导的政绩观也调整到人才、论文、资源、机构扩大的方向，导致项目、投资、机构饥饿症，许多单位不断扩大原有机构的规模，持续增加职工人数。

科研有机体“超重”已相当普遍。

论文造就了大批具有光环头衔的人才，他们由此获得相应的荣誉及地位。自然就可获得对多种资源的支配力即权力。

这些人才间只有竞争，难以合作，大都寻求自立门户。一些大学及院所内小机构林立，各自为政。三人一“中心”，五人一“学院”。院长、主任“满天飞”。

这样组织起来的团队，经常处于变动改组中，形不成人才结构合理的梯队。科研中大多只有“一言堂”，难有学术民主。只有工作布置，没有大家密切合作，很难有学术思想的碰撞。

而没有学术思想的碰撞，何能产生新的科学思想？媒体上还有人评价，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很多经费被“老板”层层包工。搞不到项目和钱，科研水平再高也是白搭。这种“金权势力”大约已经产生了。

一些团队没有了辅助工作人员，全是“精英”或教授，诸多的次要工作或辅助性工作没人干。在曾经的年代里，经常讲那些无名工匠们的贡献，现在再没有人讲了。

这些不是在实际科研活动与合作中磨合、凝练而形成的研究集体，何来很强的创新能力？

脱离实际，离开国家需求

为国家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基本上抛弃了，通过艰苦的科学实践、寻求理论上的发展和科学上的突破的理念也大大减弱了。过去一些较大和较综合的工作，需要较长的外野调查、试验站观测等工作过程，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在外业调查、到实践中去验证，到试验站做实验等等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在网络及新技术下功夫。

不少单位只是表面繁荣。

一些国家发展急需的课题，被一些人认为没有理论，不能发表论文，或该领域的问题不是“国际前沿”等，得不到重视，进展很困难而缓慢。

学者们热衷于各种各样机理的揭示，喜欢在微观世界里孤芳自赏。他们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最后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甚少。

沉稳、专注的科学研究精神正在丧失

建国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培养起来的以为国家服务为荣的价值观及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腐蚀。很多优秀的民族都有这种沉稳、专注的特性。

然而今天，我国科技界人心浮躁，急于求成极为普遍。专注与沉稳的研究精神差不多全丧失了。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论文与权力的挂钩，使多少人紧张不安。

一些人热衷于论文指标，一些人恐惧。科研人员不断申请课题，一年中大量时间跑这个部、那个委。而项目被上面一批准，任务一分，接着很快就要应付中期汇报评审了。诸多的课题没有完成，又要抢着写新的申请。

不断奔波于找领导、写本子、争课题、应付评审、总结交账之中，真正用于坐下来科学设计和开展研究还有多少时间和耐心呢？科研骨干总是处于高压状态，特别是第一负责人，压力巨大，少数人身体状况下降严重。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写本子，争取项目。

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损害

受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的深重影响，使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我国科学技术还没有自立门户的可能。据说有少数科学家为了得到外国同行的好评，竭其热情，尽其谦卑。而一旦得到外国专家的几行好评，拿回国内，就以“资源”与“资本”加以利用。

一些机构与学者专家，怎么也看不起中国自己的学者与专家的发明创造。没有高频次被引的SCI文章，就不能被评上人才头衔，不能获奖。看不起自己的成果与人才，这大概也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特点。

但是，“紧跟”的结果，即使在人家的“国际前沿”里有所创新，能算是一流吗？人家能认可你是“国际一流”吗？我理解总书记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指国家的原始创新，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一流。

我们应该承认，许许多多学者长期在写论文的大环境里已“适应了”，觉得在温暖的被窝里，也很舒服。甚至也很有“成就感”。但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被误导了，也是被迫如此。

“论文挂帅”已形成了庞大的价值网络

这个网络覆盖着广大学者、评审（咨询等）专家、科研单位领导、政府科研管理机构、社会、媒体等各个阶层，主导着科研项目的立项、评审、批准、实施、中期评估、验收等所有环节。

一切以SCI为核心的评价指标所引领，成了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动力”，成为人才发现与人才任用的“温床”。支配这个庞大价值链当然是高层科教管理机构。

尽管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带来以上种种负面的后果，许多学者也痛感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论文挂帅在我国大致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人们觉得已经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有的领导还提出“不用SCI，那用什么指标来评价呢”的伪命题。

我国科技界的人才选拔与资金投向是否受到SCI的间接支配？

西方某些科研制度与SCI标准的移植，使我国科研队伍逐渐丧失了对西方模式的鉴别能力。各种项目的立项、验收、评审与奖励，各种头衔人才的选拔，其中包括最高学术头衔的选拔评审和无数重大项目立项与成果评审，这些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科学事业的大事，使用的是一些西方人的方向、理念框架、标准、外国专家做的评价。

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人才，包括最高“学术称号”人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吗？

这难道不说明：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远程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

我们在科技领域搞了这么多“国际前沿”项目，是国际化了，还是被国际化了？

以SCI为核心的论文挂帅，其客观结果是使我国的科学事业逐渐脱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方向。当然，不可避免地扼杀科技创造力，导致我国科技界贫于创新、贫于思想。

论文已经成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与“武器”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及对科技界委婉却内涵严厉的批评，没有哪个科教管理机构的领导层组织讨论并发表讲话予以响应。是何原因，不得而知。

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甚至已被权力化了。部分领导者，他们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西方模式与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

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的好评进行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加以鼓励，对部分学者及成果进行贬低乃至封杀。

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他们应对中央高层的“挡箭牌”。

我们为何遗忘了科学家精神的精髓“敬业与忠诚”？

在SCI“决定论”的强烈氛围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也不提倡了，科研队伍的团结合作也不说了。有些领导与学者似乎觉得讲爱国、讲团结已不合时宜了，产生了不应该有的“心理障碍”。

特别需要大力提倡敬业与忠诚的精神。忠诚与敬业，这是全人类的人性最美好最光辉的一面，更是科学家精神的精髓。

要强调忠于科学、追求真理，忠于国家与人民，激发学者们的国家情怀；强调科学家全心全意，为实现理想而奉献一切，不怕吃苦，全心全意，成为国家与社会可信赖的学者；要宣传中华民族及中国科技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信”字的光荣传统，将其作为学者们安身立命之高尚道德，提倡诚信于信任自己的领导者，倡导学者们之间的互信，以加强研究团队的合作。

作者简介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1940年生于安徽桐城（今安徽枞阳），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66年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80-1982年在原联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作访问学者，1992-1993年在德国不莱梅大学和波鸿鲁尔大学任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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