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杰：警惕做空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自信

警惕做空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自信

尹建杰

在武汉战“疫”的关键时刻，湖北省作协前主席和现任主席渲染恐慌、传递恐惧的文字引起了巨大争议，许多文章对这种无视抗疫事实和需要，散布悲观、消极情绪的做法进行了批驳。当然，也有很多人力挺作协主席，因为恐惧是人的天性，作家们通过描述自己处于疫城中的恐惧心理来推动人民觉醒和体制反思，是十分自然和崇高的。

显然，这不是同一维度的讨论。你谈的是如何鼓舞抗疫士气以及体制内厅级作协主席的责任，他却大谈人性的自然和崇高。大疫当前，全国上下围绕中央决策同心合力，共同抗疫，各行各业尤其是体制内人员都应以国家决策和大局为重，有意见可以提意见，有建议上建议，看到不合理不合法的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唯独这种笼统地以人性为借口，渲染恐惧气氛，播撒投降泄气心理是最不可取的。

道理是如此的浅显，但还是有不少人不认同。有的人是故意装作听不懂，而很多人却是因为中了设计的圈套。

一

近年来，在中国与西方的舆论场中，有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西方不管做什么都对，中国不管做什么都错。这种现象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尤为突出。疫情爆发之初，有国内外媒体不是提出改进疫情发布机制的意见建议，而是反复炒作“封口”与“封城”的关系，当美国爆出因流感疫情感染数千万、死亡一万多人时，一些人闭口不谈美国的防疫漏洞，却对所谓透明的疫情通报机制赞不绝口；美国媒体一方面批评中国封城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却支持美国带头对中国采取最严厉的旅行限制，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批评时，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竟然依据所谓“普世价值”对发言人进行指责；当美国政府反复出现捐赠“乌龙”时（美国民间和企业确已捐赠），不少人在网上赞扬美国政府慷慨大方，指责中国忘恩负义，被反复打脸仍乐此不疲；丹麦、荷兰有人利用疫情侮辱中国，《华尔街日报》刊发《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它们的领导人却以言论自由为之辩护。

西方“常有理”，中国有理也错三分。其背后的逻辑支撑是西方的文化、道德、法律和政治制度等比非西方优越。在这种假定的前提下，当中国与西方在很多方面产生竞争关系时，自然西方都对，中国都错。这种由利益和立场决定的对错评价标准，从一开始就是由某些利益集团设计编造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设计越来越精巧，被设计者越来越自觉。

二

从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人征服了美洲。为了合情合理地将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采矿或种地，欧洲神学家们声称非洲人是诺亚的儿子含的后代，而诺亚曾诅咒含的后代要做其他兄弟的奴隶；生物学家则声称,黑人智力较低，喜欢暴力，道德感较差，无论从神的旨意还是从身体条件上看，黑人都适合当奴隶。

资产阶级革命开启后，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精英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不过，1776年美国颁布《独立宣言》时，并没有给黑人、印第安人自由、平等的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贸易和市场扩张的需要，“自由、平等”等口号传递到世界各地，也为他们攫取超额利润提供了旗帜。从某个方面看，“自由、平等”是收割全球的最佳条件。在西方处于全面优势的情况下，当贸易“自由”时，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便为它所用，鸦片也可以随便卖；当所有市场主体都“平等”时，强势资本可以任意摧毁他国的金融和产业体系。“上帝选民”的自诩，“普世价值”的推广，西方剥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压力和外部阻力大大减少。

现在种族理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没有人敢公然宣扬，公开的价值观推广也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和文明体的质疑和抵制。西方的优越设计转向了更基础、更长远的文化渗透和瓦解，特别是在先进科技的加持下，世界文化艺术的话语权已完全掌握在西方手中。看一看近年来我国都是什么样的文学、电影作品获得世界大奖吧，看一看那些西方拍摄的流行大片中华人都是什么形象吧。只有符合西方审美（我们的“审丑”）标准的文艺作品才能获得欧美评委们的青睐。目前，除文物艺术外，其他文艺的评判标准和世界性大奖基本都是西方说了算。通过这些标准、奖项以及后续的推广、资本炒作，一大批按西方价值标准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产生了，非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就这样被设计和套路了。这也许就是有人疑惑为什么现在作家的文化水平更高、写作技巧更炫，却怎么也写不出《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的名篇。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拔得头筹，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四项大奖。这是一部反映社会表面繁荣下贫富差距及矛盾冲突的电影，但论贫富差距及冲突，欧美难道不明显吗？看看上届奥斯卡赢家《绿皮书》讲的什么？白人和黑人之间跨越种族、阶级的友谊！在颁奖现场，《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喜不自禁，难以自持，荣耀呀，亚洲第一部获最佳影片的电影。当然，我国有些导演可能会表示不服，只要国家放宽某些规定，我相信他们能拍出更符合欧美价值观的电影。

三

西方费大力为我国培养文艺工作者，当然既不是为了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不是为了欣赏他们的作品。就像欧洲某知名教授谈及某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没看过，不想看，也看不下去。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消解对手国家的文化独立和自信，最终还是要指向体制，因为国家是当前国际利益博弈的主体。

在这次战“疫”过程中，各种势力粉墨登场，使尽种种手段阻挠战“疫”胜利，削弱中国力量。在舆论场中，有的造谣生事，有的颠倒黑白，有的指鹿为马，各种反转层出不穷。作协主席们不会去干这种低端的事情，但他们的影响显然一点也不积极。方方通过寥寥数笔，就给人传递了一种压抑的大屠杀气氛。李修文则以自我“揭丑”的方式，剖析自己的恐慌、懦弱（这种手法很像那种按西方价值标准制作的电影），实际上他勇猛无比。因为一般老百姓看到这，肯定会联想连体制内的厅官都这么无助、消极、软弱，这场战“疫”能打赢吗？再进一步，这个体制还有希望吗？

与西方高人一等的文化优越设计不同，某些文艺工作者以人性为幌子，采取描写低到尘埃里的怯懦、自私、愚昧、恐惧的方式，反衬出本土文化的低端、落后以及体制的强大、黑暗。就这样，一高一低，一里一外，里应外合联手做空中国的文化和体制自信。

就像西方文艺作品经常会揭露自身的黑暗，再以反转的方式拯救自己，也会对中国大加赞赏，然后以魔鬼的细节提示真相。方方的作品和她的日记，被许多人称赞为：真情、温暖，有治愈的力量；有担当，不谄媚。我也读过她的日记，真实、细腻，能打动人，但在这特殊时期，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武汉，救治病人，你为什么不能用文字一直治愈人的心灵，给人以坚强，而不是冷不丁地给大家来个心理低谷？如果你对某些部门有看法，可以提出批评，拿出改进的具体建议，在这关键时刻，千万不能炫技装深沉甚至还有其他意图。方方在日记曾写到：

“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作家有风骨，有独立精神，不媚上，可以不讴歌领导和体制，但那么多医生、护士、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你可以放手去写呀。如果不想歌颂什么，也不想做什么，可以执行隔离规定，闭口不言，只要不传递这莫名的恐慌就行。什么建设性的工作都不做却传递着恐慌，只能让人理解为：老主席耳提面命，新主席心领神会。

当然，除了极少数人，几乎所有人都是爱国爱家的，没有那么多特务内奸。就像我一样，看到有些作品，也会被感染，跟着一起迷惑、愤怒，但想一想冷冰冰的历史事实和国际现实，又很坚定。就是这样摇摆不定，因为有人一直在试图设计我们。作家们尽管文学才能高，但很多方面也和常人一样，免不了掉入圈套而不自知。普通人摇摆不打紧，掌握精神塑造力量的作家们可一定得坚定，除了专业才能外，还得学点政治，增强定力，不要被设计后自觉地跟着别人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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