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世界观决定全球治理观

作者：张文木来源：北京日报 2020-02-24 1012

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民族，首先有引领世界的世界观

——世界观决定国际治理观

张文木

张文木：世界观决定全球治理观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是世界观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

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英国人当时提供给世界的首先是在以往优秀文化——比如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文官制度后面就有中国唐朝科举制的影子——基础上创新出的更为进步的世界观及相应的文化和制度。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上古时期的罗马、中世纪中国、近代英国以及现代苏联、美国，它们都分别为世界治理提供了较以前更进步的文化观念并由此成为时代文明——尽管美国做得不是太好，时间也不太长——的引擎，而中世纪曾以金钱和拳头豪走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最后在历史中留下的仅是一段“土豪金”的传说。

中国的世界观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中世纪的中国曾在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中成为文明的引擎，它提供了包括制度文明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中国文化就曾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家的热捧。

实践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与“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和“耕”联系在一起的道理一样，中华文明始终与以民族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比如，中国人对“福”的理解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它本身就是“节制”思想的再阐发。“福”，示（礻）字旁，《说文》：“示，神事也。”崇拜之意；“畐（fú），满也”，不求多。中国人为什么要拜一口田？有一口田就饿不死，当然也撑不死。没有吃的会饿死，这叫唯物论；但吃多了会撑死，这叫辩证法。这个道理用于国家治理就是国家之福在于节制：不屈服也不扩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就是中国文化及建立其上的中国战略，也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曹操在《龟虽寿》中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毛泽东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

围绕着“福”字形成的有节制的世界观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韧性，中华民族坚守“一口田”，又决不扩张，这个特征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至今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与西方的“马太效应”和“上帝选民”的价值观不同，中国国家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基于节制和平衡认识的国家“养生”的思想，平衡和节制是贯穿养生学问始终的观念，也是中国古今战略思想的核心。

历史上但凡有生命力的民族都是注重实事求是的民族，同理，将实事求是注入民族灵魂的民族则一定是青春常在的民族。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

中国先进的世界观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现实的总要高于天边的。天下道理，须出自“实事”，天下“致知”必先“格物”，中国人常说“事情”“事理”等，不管是“情”还是“理”，在中国人这里都得让位于现实中的“事”。事成情至，人的感情是靠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而成功的事业更是联系人心的纽带。这显然比西方的所谓“契约”关系更为先进，尽管“契约”关系又比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更为先进。

要干事，就必须团结。团结就必须是一个中心。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董仲舒说：

【“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

忠不是没有“对立”即矛盾，在中国文化中处理矛盾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所以中国人不喜欢“二”，“二”数的内容中国人多用“双”“俩”来表达，其感情倾向也是强调事物的统一性。《荀子·议兵篇》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而西方人喜欢康德的“二律背反”，结果欧洲版图被弄得支离破碎。

先进的知识都是来自生死经验而非天国的“呼唤”。西方人也经历了国家分裂的苦难，也渴望统一，但中国人对于统一的认识要比西方来得早而且深刻，这是由于中国人比欧洲人先经历了国家分裂的苦难。周朝末期，中国有许多知识人对分封制有极大的兴趣，当时“少正卯”之类的知识分子只看到国家分裂带来的个性释放，而看不到分裂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当时孔子就为了阻止国家走向分裂而四处疾呼。今人只看到孔子复旧，却没有看到孔子复旧的目的是为了统一。二百多年的战国经历让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分裂没有任何好处，由此统一的要求才深入人心。我们一些人认为秦统一中国是“暴政”的结果，其实那是人民支持的结果。没有人民的支持，纵使秦始皇有三头六臂，也完成不了统一中国的任务。中国人民从二百多年的分裂战乱中认识到统一的价值。西方从古罗马开始有九百多年的和平期，这使欧洲人——与中国周朝末期的人一样——不珍惜大一统的价值，也热衷于搞分封（分裂）并赞扬其中的个性释放。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战乱期，与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一样，查理大帝再次将欧洲统一，但由于查理大帝没有做好秦朝那样的制度保障，结果它的帝国又重蹈中国周王朝解体后果。公元843年，在欧洲版图的中心地带分裂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当时欧洲人欢欣鼓舞，认为这下能有自己的“国家”了，也有机会当当“国家领导人”了。

从中心地带分裂的国家最难复合。中国二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就是从即“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选择这个事件为开篇。欧洲也是从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的交界处三分天下的。统一后的中国，一个大王朝接着一个大王朝，罗马之后的欧洲越分版图越碎，国家越来越多，以至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而且迄今我们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前景。

与亚洲中间国家大、周边国家小的地缘政治特点正好相反，欧洲中间国家小，周边国家大。为什么？兄弟阋于墙，外人得利。美国怎么起来的？就是由于当年欧洲内斗。1803年法英宣战，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抛给美国；1853年俄国跟英法打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后又将阿拉斯加抛给美国，让美国这个“渔翁”捞了大便宜。

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1848年，面对资本主义大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治理世界的新世界观，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英国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曾对它修正并使其略有延缓——已入穷途。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需要整体性改革现有世界治理体系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和中国方案紧密结合的，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的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当然也融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对拉丁美洲的朋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