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员的视角》读后感

全根先著《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员的视角》最近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笔者如饥似渴地拜读之后，按捺不住激动之情，遂畅谈心得感受。虽难免浅薄之嫌，亦或不乏第一感觉之真知灼见。

全根先系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担任国家记忆项目中心总审校。笔者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十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有幸纳入中国记忆项目，全先生负责审校并以国家记忆项目中心名义赐序。因此机缘我与之相识——他代表国家记忆中心，我是一个自费从事口述历史35年民间团队的主持者，一高一低，一公一私。但在数载相交过程中，他总是谦逊诚恳，循循善诱，使我们受益颇深。该书前面的工作照就有我与他同框的两幅，一幅是共同访谈原联合国中国东北救济总署官员、国民党抗日志士杨增志，另一幅是一起参加日本殖民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身上的优良作风和渊博学识，使我们重温做此项研究过程中得到教育学、历史学界大师马秋帆、来新夏、王炳照、江铭、汤重南、张宪文、魏宏运、步平等先生奖掖提携的感觉，心里装满暖暖的温馨。

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视角自然不同。我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学术体制外的研究者所独有，而体制内的专家不大容易理解的。由于处境、待遇不同只好冷暖自知吧。口述历史属于大众史学，社会大众是具有多种层面的。访谈对象千差万别，访谈内容丰富多样。我作为民间的口述历史访谈者，对这种直观感受多说几句，可能也会使做各种口述历史工作的同仁增加一点思维的视野。

我自1984年开展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以来，自费组织学术同仁采访近三千位亲历者口述历史和搜集大批遗存在民间的实物，并捐献给国家。与我编著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团体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同时纳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 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作者何天义同志原本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因执迷于日本劳工口述历史而辞职。他自费对日本劳工进行了27年的追踪调研，到国内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党史、文史、地方志等部门，查阅、复印、收集档案图书文献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20余处；到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考察战俘劳工就劳地20余处；先后召集战俘劳工代表大会3次，地区性战俘劳工座谈会10余次，走访征集战俘劳工口述资料1000多人（件），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为400多位战俘劳工录制了音像资料。还有其他几位自费进行慰安妇、劳工、大屠杀等口述历史二十年的民间学者，都具有较为丰富的口述历史实践经验。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都在口述历史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上乏有建树，在口述历史工作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下变得鲜有人知。我主持的民间团队还算比较幸运，有《百家评说齐红深：让教育史走进社会》（石松源、贺长荪，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口述历史怎么做怎么样：齐红深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徐雄彬、徐德源，新华出版社2016年）两本书存世。

除了我们这些自费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学术体制外人员之外，还有另外一批人——身居学术殿堂、大学讲堂之高，游走于中外学术界、权威界之间的专家学者，无暇深入口述历史实践之中，或者把视察指导鉴定点评当作实践，常常占据着口述历史的话语权和理论高端。——我同样为他们感到惋惜，尽管他们不像前一类人那样自知不足。——因为这两种口述历史工作者各自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长处与偏颇。

因此，我对于全根先先生等集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于一身的口述历史专家既尊敬又感到亲切。这不仅是由自身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苦衷和需要决定的，更是反映了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

众所周知，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对理论具有决定作用。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错误的理论则有阻碍作用。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不能任意割裂两者的辩证关系，孤立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口述历史理论与口述历史采编、应用等实践活动具有密切关系。既不应当轻视理论的指导，也不应当将理论架空。

口述历史理论通常具有三重基本内涵：一是以概念的逻辑体系为人们提供口述历史性质、地位、特点、作用的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和使用；二是以思维逻辑和概念框架为人们提供口述历史形成、呈现、存在的思维方式，从而规范人们如何去访谈、记录和整理口述历史；三是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供口述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有关人员的思想与行为。

现在的形势与我们三十多年前做口述历史之初，大不相同。那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担心祸从口出，不愿意留史存史。那时，国内既缺乏对革命回忆录、忆苦思甜等形式的口述历史进行理论总结，也未将国外的口述历史经验引进过来。所以，我们从事口述历史工作过程中，只能够摸索着前进，边实践，边总结。同时，由于学术氛围和自身任务繁忙、经费拮据等原因，同行之间也很少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像全根先先生这样，边实践，边研究，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反过来又用理论指导实践，是值得称赞和引以为榜样的。

全根先著《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员的视角》包括理论篇、实践篇上、下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经验总结理论探索，是对实践体验的升华，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读起来亲切又容易接受理解，便于读者结合自身的实践来转化和活用。后一部分是口述历史访谈过程和心得体会，引人入胜又见解独到，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悟到受访者的内心世界、心理活动和话语内容。口述历史理论的实践性很强。阅读口述历史理论书籍的读者大都带着口述历史实践中的某种问题和情结。我的感受是，阅读本书与读那些故意炮制“词汇”和生搬硬套的口述历史理论书籍不同，具有亲切感。在阅读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口述历史实践，进行比较和换位思考，犹如现身教学、亲临其境，所思、所得收益良多。

著者为书名加了一个副标题“图书馆员的视角”。我在阅读全书之前，以为这是作者的谦虚和画蛇添足，掩卷之后方才对著者的良苦用心有了一点感悟：作者的视角是“图书馆员”，这是“他的”站位，也是他的优势与局限，他的出发点与归宿。

众所周知，口述历史是口述者的历史，而非访谈整理者的历史。对于访谈整理者来说，口述历史是“他者”的历史而不是自己的著述。换句话说，口述人不是访谈整理者的代言人，不是访谈整理者“导演”支配的“演员”。访谈整理者不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导演”受访人的“言说”，也不应当按照“自己的剧本”来整理和剪裁口述内容。

有人用“瞎子摸象”来解释口述历史的局限性，十分形象。笔者认为，口述历史的某种所谓局限亦即口述历史的独特优势。——这是口述历史与历史著作的主要区别之一。如果说历史学术著作是客观的话，口述历史则是主观的。如果说历史研究著作是理性的话，口述历史则是感性的。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创造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人不是僵化的行尸走肉而是活生的生命体；人不仅具有政治的、阶级的属性也具有动物性和人性；人的政治性阶级性虽然具有主体性却并不是单面性的；口述者的意识本体与生命本体的矛盾以及与社会进程的关系也不是公式化的。因而，口述历史是鲜活而不是概念化的，是丰富生动的而不是简单僵化的。出版者和收藏者也应当客观、宽容地看待口述历史，而不要轻易地用某种公式、格式对其进行筛选和删改。——如果武断地将口述历史的个性体验和感性认知阉割掉，也便没有了口述历史抢救、访谈、整理的必要和存在的价值。   

口述史学 方兴未艾

——贺《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出版

王永民

近年来，流行一个新词叫“穿越”，区别于另一个新词“量子纠缠”，是指现实的人们“跨越”岁月，直接参与到古代的事件中。古代的事件，人物故事大都是猜想编造，何从考察其真实？

然而，今年“五一节”，我收到了一则微信视频，却是一个真实的“穿越”，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的视频，不是扮演，不用编剧。虽然大多数皇帝的“影音记录”根本不存在，但作为“最现代”的皇帝，溥仪除了有很多照片外，视频首度曝光了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的实景，让很多现代人大饱眼福，第一次听到皇帝的声音，甚是惊喜。

二战结束后，溥仪被传唤到军事法庭作证。席间他不断被问到：作为“满洲国”的领导者，所有的作为是否知情，又是否有背后主使者？溥仪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一一回答。第一次听到皇帝的声音，人们无不惊叹：根本不像是古装剧那样怪腔怪调，原来活生生的皇帝，是这样说话的啊！

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令人动心，胜过一百个“穿越”！读者也许已经遐想——如果“三顾茅庐”和“鸿门宴”也有这样的录音录像记录下来，那么，今天的考古工作岂不是非常容易？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历史的记忆和考证，只能通过文字、实物或口口相传的历史记录。口口相传曾经是人类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在发明了文字、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文字材料便一枝独秀，在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被统治阶级所掌握。所以，传统的历史学，基本上就是帝王将相的史学，普通民众在历史书中没有地位，顶多只是“英雄”的陪衬。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录音、照相、录像等技术手段应用到科学研究领域，书写历史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引发了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重大变革。

现代口述史学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内文斯首创。口述史学不仅通过文字，还借助口语、音乐、影视、演说等多种手段，从而能更加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原貌，并使普通民众可以进入历史以至于书写历史。

口述史学诞生以后，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则发展成为一个学术界的“热门”，图书馆界亦多所参与，至今方兴未艾。

然而，总体而言，我国口述史学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对滞后，一些问题困扰着口述史界与图书馆界，例如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口述史采访缺乏规范、访谈质量良莠不齐、成果共享尚显不足等。

本书作者是我国口述史学长期践行者和探索者之一。近年来，他在从事口述史采访同时，更作为一个研究者，孜孜不倦、常年耕耘，并取得了硕果累累。全根先研究员借鉴了国外口述史学的研究成果，根据多年来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与实践经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口述史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综合性探讨。作者在本书中，除阐述口述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外，还着重对口述历史项目如何策划、口述史访谈如何准备、重点如何把握、如何收集文献、文稿如何整理等问题加以论述；特别是对口述史访谈中的文献收集与后期成果的评价问题，在国内口述史界尚属首次系统性探讨。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资源建设总审校，参与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开展的所有口述历史项目，参与了相关口述史采访相关操作指南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参与了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的评估验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大量的亲身体验与深入思考，本书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对学界有一定的借鉴性和可操作性。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一些文章是对当代中国著名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东北抗联的老战士、非遗工作者的访谈记录和感想，读来不仅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兴味盎然，而且让人内心感动，心灵升华，思想沉淀。

相信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于广大口述史工作者、特别是图书馆界口述史工作者，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一般口述史爱好者和历史爱好者，相信也能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有益的思想启迪。

作者是一位治学严谨又极具开拓精神的学问大家和实践者，他把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治学心得在本书中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无私地奉献给社会，令人敬佩，其学养、道德实为学界之楷模。

我国的口述史学，方兴未艾。一个新学科的创立，往往离不开创新者、耕耘者、奉献者，甚至失败者。随着新技术的推出和应用，口述史学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口述”必将更加生动，更加立体，更加廉价，更加科学有序，更加深入民间，由此使得中华文化的记录整理和传承进入一个新时代。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该学科界的又一个空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是一个重要贡献。

谨此祝贺全根先研究员《口述史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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