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孙吉胜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最终体现为该民族独特的话语、思维和实践。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绵延繁衍，也必有一套文化传统来维系和推动。①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其文化特性。文化传统不仅在确定一国外交目标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外交手段、方式和风格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如美国外交一直强调自由民主，而中国外交强调和平、和谐、合作、共赢。自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外交客观上有了更多在以前并不具备的、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而在主观层面上，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正努力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中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创新，凸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与哲学根基，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联，彰显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几乎不存在，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很多战略和政策问题都被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西方理论、西方思维、西方话语被简单地用来解释非西方内容，因此很难切合实际，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方面更是如此。因此，完善外交话语体系，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使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改善话语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系统诠释其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理论与实践软实力的必然选择。而重新思考中国，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重新思考世界，②这种努力也可以进一步显示理论是多元的，外交话语同样也是多元的。

一、文化、外交与中国外交哲学

文化与外交一直相互影响，中国文化塑造了独特的中国外交哲学，影响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

(一)文化与外交

文化与外交一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知识传统、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不同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③泰勒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艺术、道德、信仰、法律和风俗等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习惯和能力。④而克利福德·格尔兹则认为，人们的思想、价值、行动甚至感情，就像其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⑤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为一系列传统，是一个国家行事的背景知识，不仅塑造思维和观念，同时也决定行为规范和习惯。每个国家的外交必然体现本国的文化特色，文化对其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都会产生影响。

首先，一个国家的文化直接影响其世界观、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文化作为一种背景知识会直接对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习惯产生影响，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实际上处于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之中。而处于不同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其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也会有差异。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观点，人们在选择行为时会遵从理性逻辑，经过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后，选择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按照适当性逻辑，国家会选择符合其身份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方式。在实践中，行为体的行为经常是一种惯习，主要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成为行为体行为选择的背景知识。具有相同背景知识的人，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更易趋同，行动更易协调一致。按照约翰·塞尔对背景知识的研究，很多时候人们在无意识地做一些事情，他们尽管是在遵守一些规则，但是对于这些规则太过熟悉，以至于已经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守，而使行为处于下意识状态，这种下意识状态实际是在背景知识引导下的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行为。⑥因此，具有同样背景知识的人，认知大致相同，行为经常具有相似性。与背景知识的影响相似，布迪厄在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惯习”概念也提供了与背景相类似的解释。惯习主要指习惯、习性，但不仅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通过长时间生活、学习实践后累积下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福柯所提出的历史先验知识也具有类似功能。历史先验知识是被赋予历史形式的先验知识，无人可以避免历史先验知识的影响。⑦

对于国家而言，统治本身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会体现其文化传统、政治思维定势和惯性，直接影响具体行动的实施。⑧具体到对外交问题的感知和政策选择，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对外交话语或行为的理解也会相似，反之亦然。这种现象在异质文化之间表现得更明显。异质文化的国家间更易相互产生偏见和误解，一个国家认为是正确、正常的行为，在另一些国家眼里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中，人们会无意识地用本国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其他国家的行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丰富的国家，其外交话语和行为更易招致偏见和误解。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不具备中国人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实际上也是西方和中国产生误解和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相对，同质文化的国家更容易相互理解，更易达成共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显示了这一点。

其次，一个国家的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文化差异。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用来解释、描述和预测现实。⑨文化是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理论构建者都是生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文化空间中，其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浓重的文化印记。⑩战后美国学者提出的很多概念，发展的很多理论，如大国悲剧、霸权转移、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多是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而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实际上也是基于欧洲的历史和国际关系实践，所谓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但是，得益于西方的话语和学术霸权地位，这些理论经常被普世化，用来解释他国的外交实践。理论构建的文化根基差异为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理解和诠释各自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造成了困难，对于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国家尤其如此，如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经常理解得不全面、不准确、不到位。中国外交经常被置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下来加以解读，如大国冲突、结构性矛盾、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威胁论等。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大国冲突论”几乎被视为一种普世理论，用以预测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按照这一逻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就不可能出现。而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和谐共生、和平共处理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西方很快就出现了“马歇尔计划”的类比，很难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对应。可见，西方理论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不可能预测中国外交的未来。以西方传统、思维和逻辑来解释中国行为时，中国外交内含的深层次文化传统经常会被忽视，因而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会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体现本国的文化特征。对于一国外交而言，其外交在借鉴与吸收他国理论的同时，也都会体现其民族文化特征。文化传统对外交目标的确立，对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外交风格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在宣传自己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把民主和自由作为核心概念。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上帝选民”、“山巅之城”、“天赋使命”的观念，认为美国必须对世界承担特殊责任，美国外交的核心之一就是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决定了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利益观以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尊重差异性，追求和而不同，主张兼容并蓄。这种和谐共生精神，使中国人不具备那种救世情怀和对外渗透的意识，也不刻意谋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从而与西方诸如传播上帝福音之说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历史上西方文明对外扩张不同的是，“中国对本国文明的认识不包括侵略性使命。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不给自己增加负担。”(11)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强调内向发展、不事扩张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哲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外交哲学。哲学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涵盖人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决定了个体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周恩来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办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12)杨洁勉将外交哲学定义为“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性’的规律”。(13)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外交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决定了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体现。尽管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对外交的具体影响强弱不同、影响形式也不尽一致，但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大致相同，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整体思维，强调关注大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该体系使中国形成了从家庭推而扩大、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光宗耀祖”、“为集体争光”、“家国天下”等教育都是重集体、重整体的体现。钱穆认为中国人的“家”“国”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变。(14)中国文化也形成了强调整体性、强调群体思维的特点。西方人长于分析，中国人强于综合。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文化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价值通过群体来体现。这种整体性思维要求人们从全局而非局部出发来看待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并从中发现规律。同时，做任何事都必须应时而上，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就如《孙子兵法》对“势”的强调，重在看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周恩来在早年就写下“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希望在”。(15)中国外交注重系统性和长远性，注重从历史角度、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着眼于长远和根本利益。对于这种特点，基辛格用中国下围棋和西方下象棋来类比，围棋追求相对优势和长期包围，而非像西方象棋那样攻击对方的王而获全胜。(16)中国外交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政策也都首先强调国际国内整体局势，强调要顺应世界潮流和整体变化，顺时应势，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都会先对国际形势作出整体形势和时代潮流的判断。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和平的整体判断，认为世界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对外战略。而当前中国对世界的描述则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信息社会化”。中央对外交的要求是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除了对国际形势的整体判断外，中国外交也比较善于整合各种力量，使其形成一种整体性概念，在整体框架下推进各种关系的发展。例如，中国创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使其从无到有，不断完善；与非洲开启了“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中非合作不断深入。此外，中国外交也历来重视对局部整体形势的管理，使小环境关系变得顺畅，这样接下来解决问题就相对容易。中国在面对危机或是冲突时，总是强调以对话、协商等方式来解决，先把关系理顺，为后续解决问题奠定基础。关系理顺了，很多问题就好谈，好解决。毛主席在1956年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就指出，“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17)即使是针对潜在的外国敌人，也是努力结成比较容易驾驭的关系。(18)

第二，坚持中庸之道，强调事物的关联性。中国人对事物的看法与西方不同，重视事物间的关联性，而非西方的简单类别性思维。西方思维从“分”开始，重差异，具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辩证法，强调诸般二元对立，如善与恶、美与丑、天堂与地狱，彼此间水火不容。受西方对立思维的影响，在西方外交实践中，人们经常认为，如果自己是对的，那么与自己不同的就一定是错误的，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当对方与自己不同时，自己就需要去改变对方，使其与自己相同，如美国通常以“善恶相争”的术语来看待这个世界。(19)在过去近二十年中，美国多次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是帮助某些国家推翻原有制度，建立与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和伊斯兰文化都是排他性的，文明的冲突也自然在意料之中。而中国思维强调包容互鉴，非二元排他，亦即两个对立的事物尽管对立，但可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就如同两极、阴阳，双方各有优势，最终形成一个由差异构成的和谐整体。而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显示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两重性。同时，中国的辩证思维是一种互容式思维，而非西方的分离式思维。(20)中庸之道要求始终保持适度原则，坚守中正，不走极端。个人在愿望和能力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点，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不能超出限度。看待任何事物都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要包容互鉴，兼容并蓄。毛主席曾强调，对待敌人，一方面重视，一方面藐视。他在1968年与越共总理范文同谈及越美关系时就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21)而这样的想法按照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难以成立的。

第三，崇尚和合，重视和平。重和合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在古代原指各种乐声的相互应和，后升华为人们对宇宙和谐的向往。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等各种关系的模型。(22)追求和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和为贵”、“尚和合”主要描述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与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辩证过程，(23)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和谐辩证法。(24)即使面对相互对立的事物，也要尽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努力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达成和谐状态。《易经》强调“天人合一”，也要靠“和”来协调、融合。(25)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和合”文化：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只有“天地调合”，才能“日有长久”。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人首先应该“致中和”，做事不偏不倚，公平处理，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如此。三是强调治理国家的和谐，追求天下大同。一个国家“和则能久”。四是强调国与国的和谐，憧憬协和万邦。只有外部环境和平时，国家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五是内心和谐。中国人一直强调修心，内心和谐是一种最高境界。儒家崇尚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老庄“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朝贡体系下历代王朝的怀柔远人政策，都是和为贵思想和价值的体现。(26)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一直保持高度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并把这种文化精神融入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思想本源。“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外交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重要原则。

第四，正确对待事物差异，强调转化性思维。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辩证地对待差异，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转化，这就是人们所强调的“同”与“异”的关系。老子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道德经》中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依。”(27)天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周易》“生生之谓易”，强调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28)世界万物恒常变化发展，宇宙万物变动不已，是一个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易经》强调，“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江泽民谈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掌握主动时也指出，“机遇和挑战，利和弊都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古人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29)戴秉国2016年在中法关系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变’中包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这是中国式哲学思维的辩证法，对我们研究国际形势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30)由此也很好理解，为什么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事物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都不是绝对的，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创造有利条件。在实践中，必须适应变化，不断调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因地因事而变，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事情，采取不同方法，灵活变通。对于一些国际和地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关键是要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化，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制裁、镇压甚至靠军事暴力手段解决。此类事例在中国外交中不胜枚举。例如，中国采用“一国两制”与英国灵活解决了香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中国在重返联合国后对国际体系的很多方面比较排斥，但还是灵活地选择性参与，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自己和国际体系都发生了变化。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

从上文可以看出，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无论是否出于主观意识，这些影响一直都存在。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是一种丰富的“软实力”资源。约瑟夫·奈曾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软实力。(31)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外交实践来看，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和平共处、改革开放时期的和平发展，还是本世纪初提出的“和谐世界”、当前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密不可分。但是，文化对国家外交实践和对外政策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受一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国际时代背景、国内条件、利益需求、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特点。(32)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也要求中国外交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外交更加积极进取。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随之面临更多深层次问题，如中国外交与其他大国的外交有何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可以为世界提供怎样的公共产品、为世界贡献怎样的治理理念等等。这些问题迫使中国对自我进行再认识，而再认识过程本身也是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应该说，当前中国具备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代基础，具备了更多展示自己思想、理念和风格的条件、空间和意愿。文化自信成为中国“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开始体现出更多的文化自觉。

(一)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代基础

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首先在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这一时代基础，这种变化既体现在客观层面，也体现在主观层面。

在客观层面，中国成为影响世界的最重要变量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已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性大国。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6%。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预测，2016年中国、美国、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6.7%、1.6%、0.6%，三国增长对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为41.3%、16.3%、1.4%。(33)中国还成为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2015年的GDP已达美国的63.4%，比2012年上升11个百分点。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7 500亿美元，出境旅游达到7亿人次。(34)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放缓以及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更是有目共睹。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时，表达了中国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35)2017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各方达成共识，并通过发表联合公报，同意推动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除了经济领域，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世界热点和难点问题方面也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大幅增加，例如，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2017年已占其总额的7.921%，仅低于美国的22%和日本的9.68%。(36)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担任国际组织高官，很多都是中国人首次当选：2013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2013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2013年9月，张晓刚成功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2013年10月，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当选世界审计组织主席；2013年11月，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2014年10月，张海迪成功当选康复国际主席；2015年3月，柳芳当选国际航空组织秘书长；2016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还是在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中国的国际存在都越来越明显，中国影响力越来越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客观上，中国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自变量，而不像过去是一个因变量，那时候主要是被动加入、努力融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国。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被动程度减少，对世界和其他国家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随之降低，本身的外交定力增强，可以更加坚定地实施自己的理念和政策。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各国希望中国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方案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了新活力。2016年9月3日，中美两国共同宣布完成《巴黎协定》国内批准程序，正式加入《巴黎协定》，为全球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更多信心与希望。面对世界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在对外政策理念、目标、原则和手段方面却更加明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更加坚定。

在主观层面，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和本身意识的变化。回顾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清晰脉络。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基本是排斥和消极参与。由于对很多领域不熟悉，也不具影响力，中国即使参与，多半也是象征性的。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加入国际组织、各类条约和公约，开始全面学习。例如，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掀起了关于学习世贸组织规则的高潮。通过学习过程，中国自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至十八大之前，中国的参与更加深入，更具建设性。(37)而十八大以来，除了建设性和深度参与之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更加自信，主动性增强，引领因素增多，积极有为的理念和举措不断增加。2016年世界出现了各种变局和乱象，尤其是发生了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加上世界经济低迷失衡、地缘冲突恶化、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遭遇挫折，使人们在担心世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对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诸多困惑和质疑。而中国坚定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决心和方案却非常明确，正如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所说，“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38)

主观层面的另一个变化则体现在中国外交本身。在十八大后中国明确了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开始更多提出自己的理念、倡议和主张，主动意识、担当意识也明显增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都是典型例证。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度前所未有，在2015年和2016年全球治理先后两次成为中央集体学习的主题。中国明确提出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意识。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更是针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有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G20进程中留下了中国印记，对此，各方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正成为一个领导者，引领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新的方向。(39)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日益明显，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也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交的指导意义。

首先，把文化自信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近年来，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日益重视。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连续两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40)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他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最高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2013年12月，中央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它们“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41)。在2014年10月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被提升到中国软实力核心要素的地位。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见指出，中国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知，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见，中国对文化的重视已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层面，并将其落实到政策实践之中。

其次，更加强调文化对外交的指导作用。鉴于目前的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中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这一任务必要而紧迫。(42)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在2013年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召开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传统价值……中国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中。在对外交往中，我们要更好地体现平等相待、和而不同、诚心正义、利己达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外交的胸怀和气度，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43)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经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国对外政策思想渊源的高度，既体现了领导人的价值观和文化情怀，也是文化影响国家政策和对外行为的直接途径。习近平在出访世界各地时都频频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大量引用《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尚书》等文化经典。他引用“来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来说明中美关系要顺应大势，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来说明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国。(44)关于中国的“和”文化，他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这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45)实际上，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很多外交新理念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如引用“凡交，近则必相糜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来阐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46)以“真、实、亲、诚”来发展同非洲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重和合的精髓，针对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中国也相应提出了建设诸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命题。

第三，外交实践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宣传和展示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在外交中重视文化应该说是一个必然结果。正如马斯洛心理学所示，人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首先是安全，其次是经济，最后是文化与自我实现方面的内容。(47)中国如今确实到了追求文化和自我实现的阶段。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转变时，中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思考当今中国的身份，中国的特性和特色，中国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如何得到彰显和体现。而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中寻找答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48)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的关联，也经常出现在当前的中国外交话语中。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或是事例，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他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49)在谈到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时他表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50)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更体现了古丝绸之路所孕育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融合与衔接。

第四，加强人文交流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交流是国与国之间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积极进取。到2016年底习近平共出访24次，访问48个国家，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主要路径、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为开拓方向、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对外合作重要渠道，实现了对五大洲不同类型国家元首外交的全覆盖。(51)而在几乎所有的双边关系中，加强中外人文交流都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与多国签署文化合作协议，建立文化中心，共同举办旅游年活动。中国尤其重视扩大两国民间和青年交流，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加强在文化、教育、旅游、媒体、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巩固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此外，在一些重要节日，中国也积极在海外组织相关庆祝活动，宣传中国文化。例如，在春节期间，世界多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如美食街、春节游园会、传统民族歌舞、书法、传统服饰、画脸谱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使春节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节日，让国外民众有机会接触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借此中国也拉近了自己与世界的距离。

由上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处事哲学和行为方式，这些已经成为一种持久的国家行为特点，并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外交在追求和平、和谐、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等方面体现了很强的连贯性。而当主客观条件使中国能够更好更多地施展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就更明显，因此，从传统文化入手来进一步完善外交话语体系是一个必然选择。

三、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利用得法，将会成为最大的软实力资源，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可以将其系统用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来。而这就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研究其对中国人思维和行为的影响，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如果能够充分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就可以完善中国的外交话语，增强其对外感召力，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若如此，不仅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实践，减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外交的误读，也可以为世界知识积累增加一种选择。本文认为，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可以从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价值观和交往观入手。

(一)道路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受历史规律和主体能动性的制约，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等综合作用的产物。道路决定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审视中国道路需要理解其背后的文明。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属于文明型国家，有其独特的传统和基因。不仅如此，中国还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52)这些不仅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使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没有现成模式可循。

中国一直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也正说明了照搬他国模式的后果。中国实际上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国家道路，从毛泽东时期的“以苏为鉴”，到邓小平时期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苏东剧变时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再到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如此。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所说，“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53)中国也支持其他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54)“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55)

中国的道路观决定中国外交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政策实践都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外交会直接决定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成效，这也是我们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主要原因。(56)

(二)国家观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当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需要为整个世界贡献智慧和思想时，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具有哪些民族特性，这些国家特性和民族特性从何而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这也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国家特性。正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强调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57)这些决定了中国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

首先，中国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坚持独立的人格，不为外物所影响，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不为暴力威胁所屈服，高扬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58)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中国一直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强调独立自主与国家尊严，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使是在国力最弱的时候也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独立的立场和政策，不结盟，不屈从外来压力，也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尽管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挑战不断，但是中国还是一直保持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气概。毛主席强调，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周恩来表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59)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也都继承了这一原则。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复杂和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强调，“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优良传统，重视民族气节，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60)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奉行不干涉原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61)“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62)不干涉内政原则早已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国也一直对国家主权和周边的国家安全问题比较敏感。(63)

其次，中国一直具有团结统一的传统，尽管历史上有过分裂，但是民族团结统一始终是主流。江泽民1997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也着重谈到这一点：“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团结统一，深深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暂时的分裂现象，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64)

再次，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追求和平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的和合文化体现在追求和平的方方面面。费正清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东亚国际体系时，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非暴力，坚持运用外交努力而非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65)从国家特性来看，中国自古以来追求和平、合作，崇尚和谐，强调“仁爱”、“中庸”，并将其奉为治理家国天下的要旨。既然治家之道被认为是处理国家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普遍原则，那么自然要重亲亲、重完整、重和谐、重责任，四海为一家。(66)传统中国一直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与许多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不同，中国的这种天下观并不是要向全世界扩张，更多的是强调文化感化。(67)相对于武力征服，中国希望通过自己树立表率，“招聘以礼，怀远怀德。”也正是基于这些民族属性和独特的天下观，中国历史上很少大规模对外扩张，也未有过海外殖民经历，郑和七下西洋便是典型例子。

纵观中国的外交史可以清晰看出，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从建国初期至今初心未改。毛主席曾明确表示，“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68)1955年他在同印尼总理谈话时说，“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69)建国初期，中国和印度、缅甸等国一起努力，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无论对富国还是穷国、大国还是小国，中国均在平等基础上予以对待，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江泽民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强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坚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庄严承诺。”(70)同时，中国强调和平与发展的辩证联系，认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71)

十八大以来，这些国家属性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经常复述的外交话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珍爱和平的民族传统。2015年11月，他在新加坡演讲时强调，“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72)2016年9月，他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73)2017年1月，他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再次郑重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74)

　(三)秩序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秩序观体现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主张建立何种世界秩序，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在世界秩序中各国处于何种地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要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中国一直崇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情怀。中华文化一直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所有国家和人民彼此相依，中外一体，天下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仁”、“义”、“礼”来处理好各种关系，通过仁治和礼治来治理天下，建立天下一家的和谐秩序。因此，中国历来强调“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秩序观，而霍布斯文化中的丛林法则在中国秩序观中鲜有存在，丛林法则应被由道德和礼制所规范的和合秩序所取代。“仁”可以促进公平规范，“义”可以促进正义，“礼”则对竞争形成约束。(75)中国实际上可以从其传统价值中提炼出很多规范。(76)

在这种秩序观的影响下，首先，中国经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际秩序，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而非全盘否定。中国不轻易颠覆某种国际秩序，而更乐于选择一种温和、主动融入、渐进变革的态度。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也强调，中国历来奉行一种内敛、防御式的外交策略。中国无意借助强力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更多时候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就当前来说，按照西方思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必将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多次表示不会另起炉灶。

其次，中国的秩序观使中国更理性地对待世界差异，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国传统思维向来认为，多样性是一种自然状态，无法消除，唯一的办法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也使中国文化自古至今一直具有无比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求同存异即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则。无论是在万隆会议上处理与不同亚非国家间的关系、同法国的建交谈判、波匈事件后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出现的不正常关系，还是中美之间签署《上海公报》，都体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而关于与他国的领土争议，中国很早就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也明确要求，“要注意求同存异，争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77)他在谈到“和而不同”时强调，“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8)这些原则也成为中国发展多边和双边关系的准则。2009年，温家宝在会见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时表示，中美两国要高瞻远瞩，携手合作，“和而不同”，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新进展。(79)

再次，中国一直提倡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80)面对世界不同的文化、文明，中国认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主张互学互鉴、兼容并蓄，反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主义，反对“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

最后，中国主张世界多元共生。与西方强调的“文明的冲突”不同，中国强调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相处、和谐共生。习近平在伦敦演讲时强调，“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81)

正是基于以上诉求，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进一步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是中国不断完善的“世界秩序观”，不仅体现了“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天下观，也体现了国际通行做法。中国吸收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理念，每个国家都是一个中心，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网络，这些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命运共同体。(82)这种秩序观也符合当前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阿查亚在解释未来的复合世界秩序时，就强调该秩序对弱国更加包容，不试图边缘弱国，强国需要尊重弱国的自主性并与其合作，倡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世界的政治秩序。(83)

(四)交往观与新型国家间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关于一个社会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强调伦理、道德对人行为的约束。中国传统伦理把人的相处之道具体为五伦，即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人历来讲究“信”。《论语》中多次强调“信”、“仁”、“义”的重要性：“与朋友交，言而有信。”(84)“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85)管仲把诚与信连用，强调“诚心者，天下之结也”，指出诚信是集结人心的保障，(86)突出交往要诚实相待，守信守义。“信”体现在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亲相爱。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也就是诚实的人。诚信相通，“言必行，行必果”，无信不立。实际上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信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国与国交往的前提。”(87)孔子强调“信”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标准。

对道义、信义的强调也一直贯穿于中国外交实践。儒学大师马一浮1964年曾写下两副诗联分赠毛泽东、周恩来，感言“讲信修睦”。(88)周恩来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多次强调，“我们要相见以诚，要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绝不搞阴谋”，“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89)习近平也强调，“中国人讲，‘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中国外交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孔子思想最重视“仁礼”，主张“仁礼合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0)突出“仁”、“礼”的重要性。“仁”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也指出了推己及人的行仁手段。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对“仁”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证，而后将“仁”推至政治领域，寄望统治者实施仁政。“仁”体现了做人的道理，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其特点在于感化人，要人怀德，而不是压迫人，不是要人“畏威”。由此便有了“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人民而爱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阐发。对于国家而言，同样也是如此，“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强不执弱，富不侮民”，这些思想和理念都是以“仁”为核心的中国特有的行事原则。

如果说“仁”重在内心的内在情感，“礼”则是强调外在行为。一种是内在的道德自觉，一种是外在的规范制约，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完整的道德实践。实际上，“礼”也是古代形成社会政治秩序的关键，“序上下、正人道”。对于传统中国而言，“礼”是文明，文明是“礼”，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内在的“礼”的文明体系和伦理生活方式。孔子认为，任何独立的德行都可能流于偏颇，须以“礼”为准则，以“中庸”来调节。礼以“制中”为要，所以“礼之用，和为贵”，还要“以德报怨”。(91)中国也因此一直被誉为“礼仪之邦”。对“仁”、“礼”的强化实际把冲突最小化，定义了以和为本的世界政治制度。(92)“仁”、“礼”最终都可以体现在“德”上。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以德化人”的“王道”，而非“以力服人”的“霸道”。强不胁弱，强不犯弱，强而行礼是中国人倡导的文明。

“仁礼”和“德”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一直倡导和平互利的国家关系。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指出，“看看我们的国家就知道，我们是不会侵略别的国家的，侵略别人是没有道理的。”(93)在与他国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具体边界问题时互谅互让，体现了东方大国的宽厚仁义风范。1955年与缅甸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时，周恩来便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94)中国人讲情谊，重道义，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行事原则。这些交往观实际为中国在新时期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指引。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中国一直努力“修睦四邻”，倡导友好的睦邻政策。中国外交更是一直尚礼好客，重视礼尚往来。周恩来关于礼尚往来的外交实践被总结为“友好当先，推己及人；投桃报礼，投木报琼；不为天下先，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后发制人”。(95)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强调，“中国自古讲求和而不同、敦亲睦邻”，中华文化追求“仁爱尚德、谦恭自省、敏而好学、止于至善”。(96)基于以上特点，中国在新时期提出了发展新型国家间关系的主张，力求建设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和求同存异的伙伴关系，(97)其核心是合作共赢，无论是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关系还是发展中国家关系都是如此。正如习近平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的，“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98)

　(五)价值观与正确义利观

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必须具备国际道义，这是获得国际感召力和感染力乃至吸引力的基础。价值观既体现个人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国家的价值追求。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社会群体为本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以及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道德本位，道德取向高于一切。孟子有言：“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郑和在携带的国书中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仁义道德使中国坚持自己的义利观，强调人心和善的道德观，重视讲求义利之辩，认为义在利前、以义为先是君子之道。个人可以追求利益，但是要在义的前提下，求利也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义。

中国的义利观将义置于重要地位，使求利的过程必须符合义，要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义利并重，在面对利益时尤其要平衡好义利的关系，这与西方国际关系经常强调的“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传统文化特有的义利观的影响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依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判断，不干涉他国内政，充分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十八大之后，中国更加重视义利观问题，明确提出把义利观作为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的原则，强调正确的义利观要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014年7月，习近平在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99)同年11月，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外交要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特别是对那些与中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注意多予少取，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如此才能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100)之后，他多次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01)2016年1月，习近平在埃及演讲时根据义利观阐明了中国中东政策的根本原则，“中国在对待中东事务时，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102)这些讲话都充分展现了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思想，对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文明古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外交的目标、原则、政策、手段和途径，可以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有机的话语体系。当前，国际社会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充满期待，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期待向中国学习。中国只有建构自己的外交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解读和宣介中国理念、中国道路和中国外交，践行一个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全球治理、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多做贡献。当然，这种话语体系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它基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和文化传统，又通过系统提炼和升华，接续和体现出世界性意义。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有力体现。

当然，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来加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并非强调文化是唯一解释要素，也不是要全盘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当代中国是历史的延续，同时也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强调中国传统并非与现代世界对立起来，而是既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又体现世界的共同性。(103)在体现中国元素的同时，也必须与世界连通融汇。正如《中庸》所强调的，一方面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另一方面也要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这样，才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中华传统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多认同，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外交话语也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外交话语体系，中国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理论体系，成为众多理论或话语中的一种选择或可能。马丁·雅克曾说过，中国崛起将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动摇，世界将进入一个多极经济时代。(104)实际上，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崛起也应该让世界进入一个话语和思想的多极时代。

①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③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④孙吉胜：《国际文化领域的大国关系》，载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59页。关于文化的其他定义可参见该书第259-261页。

⑤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⑥关于背景知识如何发挥作用，可参见John R.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The Free Press,1995。该书第六章《背景能力与社会现象的解释》对背景知识如何在社会现象的建构和理解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

⑦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2015年7月8日，https://www.amazon.cn/dp/B00I2KOEHK/ref=sr_1_1?s=digital-text&ie=UTF8&qid=1485311092&sr=1-1&keywords=%E7%A6%8F%E6%9F%AF。

⑧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⑨详见Steve Smith,"Introduction:Diversity and Disciplin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Tim Dunne,et al.,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Disciplines and Divers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2。

⑩关于文化与理论建构的详细论述，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25页。

(11)Mark Mancall,China at the Center: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The Free Press,1984,p.11.转引自张妍：《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9页。

(12)《周恩来政论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72页。转引自王湛森：《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55页。

(13)杨洁勉：《中国外交哲学的探索、建设和实践》，《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第2页。

(1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15)曹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16)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8-20页。

(17)毛泽东：《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18)基辛格：《论中国》，第16页。

(19)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2页。

(20)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50页。

(21)毛泽东：《赞成越南又谈又打的方针》，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页。

(22)邢丽菊：《从中国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8页。

(23)王湛森：《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第55页。

(24)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13页。

(25)王湛森：《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第55页。

(26)李丹：《从“韬光养晦”方针看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2页。

(27)彭自强：《中国哲学史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28)王湛森：《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第56页。

(29)江泽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5页。

(30)戴秉国：《戴秉国同志在中法关系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16年12月1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20433.shtml。

(31)陈明琨、徐艳玲：《近年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述评》，《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第97页。

(32)张清敏、叶田田：《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国际论坛》，2016年第2期，第35页。

(33)梁敏、王宙洁：《解码中美GDP：专家称20年内中国将是美国两倍》，《上海证券报》，2017年2月6日，http://finance.qq.com/a/20170206/004634.htm。

(34)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35)《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新浪网，2017年1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cj/2017-01-18/doc-ifxzqnva3909135.shtml。

(36)“2017年会员国应缴纳的会费(所有的金额单位为美元)”，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members/contribution.shtml。

(37)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可参见秦亚青主编：《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38)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外交部网站，2017年1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31760.shtml。

(39)李保东：《杭州峰会：国际共识中国时刻》，《外交观察》网，2016年9月18日，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1973。

(40)《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41)《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42)吴建民：《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3页。

(43)《党报：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共赢理念、传统价值》，中国新闻网，2014年12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2-03/6838399.shtml。

(44)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2014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9/c_1111530987.htm。

(45)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46)《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惠及更多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47)David M.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Asia Policy,No.16,2013,p.67.

(48)《政治局集体学习国家治理，习近平强调深入理解历史文化》，观察者网，2014年10月13日，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10_13_275739.shtml。

(49)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

(50)《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4年7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111468087.htm。

(51)杨洁篪：《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外交部网站，2017年1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30589.shtml。

(52)张维为：《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402/c40531-26788419.html。

(53)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54)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3版。

(55)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外交部网站，2015年10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08131.shtml。

(56)外交部党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求是》，2016年第6期。

(5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58)张鑫：《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战略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10页。

(59)曹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第22页。

(60)江泽民：《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61)毛泽东：《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3页。

(62)毛泽东：《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页。

(63)Robert Sutter,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3rd edi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6,p.19.

(64)江泽民：《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友好合作》，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61页。

(65)Joh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转引自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107页。

(6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7、53页。

(67)何康：《从〈论中国〉透视中国外交文化的特点》，《学习时报》，2016年8月25日。

(68)毛泽东：《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0页。

(69)毛泽东：《和平为上》，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0页。

(70)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12页。

(71)江泽民：《共创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08页。

(72)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年11月7日)，外交部网站，2015年11月7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12922.shtml。

(73)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7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75)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98页。

(76)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117页。

(77)江泽民：《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314页。

(78)江泽民：《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23页。

(79)《温家宝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新华网，2009年5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5/27/content_11445570.htm。

(80)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81)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

(82)詹德斌：《试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基于中国“好关系”外交话语的分析》，《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33-36页。

(83)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175页。

(84)《论语》，中华书局，2015年，第4页。

(85)同上书，第14页。

(86)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第13页。

(87)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6月6日)，《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第2版。

(88)曹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第3页。

(89)同上书，第296-297页。

(90)《论语》，第16页。

(91)张妍：《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第7页。

(9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84页。

(93)毛泽东：《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第243页。

(94)《周恩来政论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7页。转引自王湛森：《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第55页。

(95)曹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第323-326页。

(96)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97)中国与不同国家的伙伴关系定位不同，不仅突出了不同双边关系的特点，也显示出一定的亲疏关系。

(98)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99)《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全文)》(2014年7月4日)。

(100)《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101)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5年12月4日)，外交部网站，2015年12月5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674904/zyjh_674906/t1321540.shtml。

(102)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103)王博：《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人民日报》，2017年2月6日。

(104)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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