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弘扬革命精神的视觉史诗

新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弘扬革命精神的视觉史诗

沈尧伊

遵义会议（油画）

沈尧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中国美术史中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作品，已经深深镌刻在民族记忆和时光长廊中。它们既凝聚了家国情怀的亲和与深沉，也蕴含着民族精神的伟大与庄严，每一件作品如同一个绵延生长、常看常新的生命体，持续释放艺术表达的温度、力度与深度，随着时间积淀不断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回首凝望，70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一部表现社会发展变化的艺术史、一部新中国本土造型艺术语言的演进史，更是一部由视觉图像汇聚呈现的中国革命史。

家国情怀的艺术建构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难与救国图强的民族意志，奠定了新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价值取向。从更为闳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一取向既延续了20世纪上半叶文学艺术界“走出象牙塔”的思想导向，更充分实践了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艺术创作立场问题，同时增益了新中国成立对于知识分子的鼓舞与激发，以及“人民的新文艺”的内涵。

新中国的成立，需要新的文艺作品，需要适应时代与社会的新风格、新样式、新机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的几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与研讨，形成了一种创作机制，并直接促进了这一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革命历史画创作任务；同年2月，中国美协机关刊物《人民美术》杂志发表了题为《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发刊词，随后组织召开了“历史画座谈会”。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由此产生和保存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油画如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林岗《狱中斗争》、艾中信《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靳尚谊《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董希文《百万雄师下江南》、胡一川《前夜》、全山石《英勇不屈》、罗工柳《前赴后继》等。20世纪60年代前后，叶浅予《北平解放》等中国画，也是反映革命历史的时代佳作。1961年6、7月间，中国美协在北京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主要讨论革命历史画的题材与创作手法问题，与会者的普遍共识是，要表现好这类题材，关键在两点：一是立场，即对史实的正确理解；二是艺术处理，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史实艺境的紧密关联

广义上的“历史画”及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应符合三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史实”的客观叙事；其二是“史境”的艺术表现；其三是“史识”的价值判断。历史题材绘画的“史实”借“史境”的叙述而生动完满，继而向观者传达“史识”价值的建构。这既需要艺术家对于历史事件有宏观和感性的把握，又需其在具体的创作中进行跨越时空的艺术转换与情节设定，通过作品来展现艺术与历史的双重真实。

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美术创作中，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视觉意象，并在造型艺术语言层面树立了油画民族化的风格典范。钟涵油画《延河边上》描绘了宁静壮阔的陕北黄土高原上，革命领袖与平凡民众并肩而行的背影，这一场景也成为几代人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军民一心的温润记忆，油画家艾中信曾撰文评价这幅作品“深入挖掘了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这一主题思想的最重要之点”。而石鲁中国画《转战陕北》中对于毛泽东形象的诗意描绘和“以一当十”的叙事手法，更为典型地展现了中国画以形写神与含蓄写意的表现传统，及其在现代情境中的融汇与延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题性雕塑作品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以既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手法，构建了一阕深沉壮阔的视觉交响史诗。除了对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宏观叙事，新中国主题性雕塑创作还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如在群雕《收租院》创作过程中，四川美院主创团队拜访了民间艺人“蔡泥人”，并从城隍庙、罗汉堂雕塑中汲取传统雕塑在人物性格表现方面的经验。而雕塑家潘鹤名作《艰苦岁月》，则突破与超越了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容易陷入概念化、形式化的误区，以富于感染力的人物造型和情节塑造，展现了艰苦岁月中红军战士苦中作乐的达观精神与美好浪漫的生命活力。

造型艺术的语汇锤炼、历史叙事的视角聚焦，以及举重若轻的艺术意匠，使新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在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强化了艺术本体和人文精神的表达，将艺术家的个体感怀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纽系在一起。

风格观念的重要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民族集体记忆和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仍然不乏时代佳作，在创作手法、形式风格与题材内容上的多元化拓展，呈现出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艺术新象。

以这一时期中国画为例，田黎明《碑林》与杨力舟、王迎春《太行铁壁》，以充沛的情感和细致的笔墨描绘革命先烈形象，以象征性手法表现革命历史人物与事件，获得题材与形式感的统一，呈现出画家对革命历史的深沉思考；在艺术表现上，画家采用严谨写实的造型手段，具有雕塑感的肌理取代了抒情性的线条，构图形式也具有很强的形式意味。许勇、顾莲塘、赵奇连环画《嘎达梅林》，邢庆仁中国画《玫瑰色的回忆》等，也是这一时期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时代佳作。这些作品共同呈现出一个现象，即新时期美术创作对于革命历史的理解和表现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特别是中青年美术工作者都以充满个人风格和饱满情感的艺术语言，试图完成对固有创作形式的突破。

在这一进程中，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从以往较为严肃的创作姿态，转换为更加平易亲和、蕴含个体情感的表达。例如，冯远《世纪智者》、唐勇力工笔画巨制《新中国诞生》等中国画，都在葆有个人艺术特色的同时，显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与史诗风格。与此同时，表现题材与绘画本体语言领域也有所拓进与延展，如闻立鹏《红烛颂》、靳尚谊《瞿秋白》、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沈尧伊《遵义会议》等油画，无不是从艺术家个体对于革命历史人物的感知出发，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和特定历史场景，引发几代人情感共鸣。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定文化自信、建构国家形象，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中心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一系列国家美术创作工程的陆续发布实施，对于主题性创作的横向拓宽与纵深发展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如2005年至2009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1年至2016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7年推出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此外，2018年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的“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组织国内优秀艺术家创作了24幅马克思主义题材中国画和油画作品，以视觉艺术创作的方式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各类主题创作项目工程的引领带动下，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呈现出推陈出新、拓展领域和理学双证的特点与倾向，也将新时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引入全新发展阶段。

70年来，一代代美术家将家国情怀、革命意志与历史观照相结合，留下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名作。近期，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馆藏新中国美术经典作品集》工作研讨会，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作了革命历史题材时代经典的重要作者悉数在座。抚今追昔，以图像叙事承载历史书写、展现革命历程，在今天愈发展现出巨大的艺术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些经典作品昭示，图像可以证史，艺术更能从历史事件的场景再现中，钩沉与传承国家民族的历史文脉，通过艺术家个体视角诗意地还原历史真实，以更好地理解当下、面向未来。

（作者为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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