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传》

毛泽东与《水浒传》

陈  思

《水浒传》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一生与这部书形影不离，这部从历史演绎而来的社会传奇引发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考和对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注。毛泽东在写文章、会议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此启发干部，说明道理。 

“造反”的升华 

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村，又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道统、政治、底层民众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毛泽东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梁山好汉们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底层民众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他们内心快意恩仇、翻身做主的渴望。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然而它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为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则更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 

共产党员与打虎英雄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并以各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他的打虎精神也被广为赞颂，几百年不衰。

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传》，他问一名工作人员：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工作人员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泽东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工作人员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可见，武松是一个疾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

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他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人物的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并经常用这个故事启示干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毛泽东一方面讲，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像武松一样敢于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对武松所打之虎作分析，用来说明：人民与敌人，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革命者要放弃幻想，不与反动派妥协。

做拼命三郎石秀一样的革命者

毛泽东始终大力提倡干事业的拼命精神。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把石秀这种拼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必不可少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的人物，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在关键时刻不怕死，敢于舍命斗争的形象。毛泽东拨开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将其作为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升华，以此熔铸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宋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并将其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功课来看待。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告诉共产党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才能解决问题。三打祝家庄最终能够胜利，还是得益于宋江最终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

“不当李逵式的官长”

《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有拼命精神，朴实、豪爽，疾恶如仇，对革命事业比宋江更忠诚，但他头脑简单，性情过于鲁莽，杀人过多。毛泽东对于李逵乱杀人是持批评态度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他针对乱整人的痼疾曾批判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

毛泽东在这里讲述这样的道理：共产党人，对于形势要冷静分析，要有头脑，不能乱闯乱撞。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办事、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调查研究，分清情况，区别处理，不能见自己的同志犯了错误，就乱打一气。那样做，只能伤害同志，抛弃政策，放弃原则，对革命是不利的。

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用李逵这样一个中国人喜爱的人物作比喻，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水浒英雄的阶级特点

《水浒传》中有我国自宋元和明初的许多民间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百余种职业行当。但是，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这部巨著中缺乏对农民的描写。

《水浒传》中所重笔描写的梁山群英，社会成分较为复杂，宋江本是朝廷的下级官吏，其他好汉，有的是旧军官，有的是受到排挤的富裕大户，有的是开店的，有的是卖艺的，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流浪汉，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连晁盖也是乡村富户，并非普通劳动者。《水浒传》中描写的绝大多数人，很难说是真正的农民或者城市雇工。只有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和砍柴出身的李逵属于农民的范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注重阶级分析，他在读《水浒传》时对这一现象非常重视。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说：“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歌颂农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浒传》能用这种方式歌颂一些非农民出身的英雄好汉，已经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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