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论背后的兽性哲学和兽性美学

　　普世价值论背后的兽性哲学和兽性美学

　　李泽厚关于普世价值及宪政等问题的论述，是自由派学者中对这些问题论述最深刻、最根本的人物之一。普世价值论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弱智的低级哲学“形而上学”，在当代中国，其主要表现为兽性哲学和兽性美学。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李泽厚及其弟子赵士林关于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呓语，纯粹是不学无术、陈词滥调。

　　比如所谓“宪政就是限政、就是监督权力”，那么是谁来限谁的政、谁来监督谁的权力?美国的宪政，本质就是两点，第一，是保障资本家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政府也不能以全民的名义进行侵犯，当然无产阶级更不能侵犯，这才有了第二点，即所谓的分权、限权：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官员是资本家(以所谓公民的名义)的狗腿子，其权力受垄断资本控制。但无产阶级如果反抗剥削压迫、侵犯垄断财团的财产权，就会遭受政府官员的镇压。所谓的宪政，本质就是限制人民大众的权力，保障资本寡头的权利。

　　今日的美国政坛，官商勾结、政商旋转门十分普遍，如保尔森、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罗伯特·盖茨等等，一方面当政府官员，一方面当资本家，赤裸裸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的企业服务，这些官员为资本家、为自己服务的权力没有得到丝毫的限制，但他们如果照顾人民的利益触动垄断资本寡头的根本利益，就会被马上清洗(如肯尼迪)。今日的美国总统对外发动战争很容易，但是对内调整利益分配(如奥巴马搞医改)的权力却被严格限制，这就是宪政。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与宪政的根本区别，就是不保护资本寡头的人权，不限制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权力。

　　赵士林，正是李泽厚哲学培养下的怪胎。正是因为李泽厚的支持，赵士林在1992年就曾主编了一本奇书《防“左”备忘录》，书中罗织了李泽厚、沙叶新、胡绩伟、张显扬等反共亲美学者，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污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反和平演变、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和部署是极“左”。如果说当时很多人还看不清这批人的真面目的话，赵士林今天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撮人。因此有必要对赵士林及李泽厚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

　　很多研究过哲学的人都知道，凡是崇拜李泽厚、欣赏李泽厚的学者，其智商都比普通人低几十个等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对复杂，虽然很多普通中国人都能理解马列的辨证唯物主义，但李泽厚的智商却根本理解不了。李泽厚的哲学，本来就是一个粪池，从其中孳生出来的，自然不是蛆虫就是苍蝇了。

　　1、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普世价值究竟存在否？

　　李泽厚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普世价值哲学的最早提出者及一直以来的坚定捍卫者。比如，李泽厚、刘再复等于1995年炮制的《告别革命》一书，就把马克思主义污蔑曲解为“吃饭哲学”、“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李泽厚主张，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才是历史主流，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中国人的生理需要，为了吃饭、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性交，中国人应该告别革命。这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篡改成为低级的兽性哲学，并灌输给国人，使中国社会变成私欲膨胀的自由主义的兽性社会。正由于按照李泽厚的教导，抛弃了中国革命的遗产，才使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了两极分化的半殖民地的死胡同。

　　李泽厚是不懂辩证法的，赵士林之类的徒子徒孙的学术水平就更加低劣了。按照马克思主义，任何一对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但是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对立统一的本质关系不同。在某些阶段，矛盾的本质表现为对立性，在某些阶段则表现为统一性，当对立性完全消失矛盾双方达成完全统一时，这一过程便结束，这对矛盾便消失，从而产生新的矛盾体。正如列宁所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时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恰如毛泽东所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因为不懂辩证法，李泽厚等人总是拿矛盾相对的统一性来否定绝对的对立性，拿相对的普遍性来否定绝对的特殊性，闹出了很多笑话。

　　最近，李泽厚为了鼓吹普世价值，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言论：【第一，普世价值指的是什么?简单说来，普世价值指的是欧美思想史上为启蒙理性所倡导的个体自由、独立、平等、民主、人权以及与之相联的科学、进步等等观念，认为它们有世界性的价值，可以普遍适用。第一点应无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所谓普世价值只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观点，李泽厚说：【我提出“吃饭哲学”，也是为了反对它们。我以为“吃饭”即衣食住行等等物质生活的改善，是全人类无分文化、宗教、政治制度、伦理秩序以及风俗习惯所共同希望和追求的.】(《东吴学术》 2011年4月，李泽厚：《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

　　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及有用性。价值不同于真理和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普遍真理和规律，资产阶级不管是否认同，它都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价值存在的前提，是价值客体的存在及成立。比如，一件商品的价值的存在，其前提是商品的存在，假如此商品根本不存在只处于空想中(如永动机)，其价值当然也不存在。永动机的价值虽然十分美好和伟大，但它违背真理和规律，只存在空想家的大脑中。普世价值违背科学原理，当然也不存在。

　　自由、独立、平等、民主、人权等社会学价值观念所对应的客体，当然是指社会性客体，主要是指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按照马克思主义辨证法，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对全人类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性客体(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是不存在的。普遍适用于一切阶级、一切民族的价值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实体，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普世价值不存在，只是一种空想。对资产阶级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性客体(如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对无产阶级恰恰是有害的。例如，在资本主义政治或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享受民主，无产阶级便会遭受专政，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无法同时存在。对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民主”、“自由”等价值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定会意味著“独裁”、“专制”。因此，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对立的，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垄断财团的本性，决定美国必然将共产主义国家及中俄这样潜在的战略对手视作死敌。中国即便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仍然要打压肢解弱化中国，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早已是前车之鉴。因此，中美之间对立和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在消灭美国垄断财团、使全世界各民族利益的统一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之前，是不存在普世价值的。

　　对此，李泽厚提出“吃饭哲学”，他认为，【“吃饭”即衣食住行等等物质生活的改善，是全人类……共同希望和追求的】。的确，资产阶级也追求民主，但是却是以实现对无产阶级的专制才能达到的;资产阶级当然会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恰恰是以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使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相对恶化为基础前提的。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要吃饭、都要改善生活，就认为存在对两者同时都有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客体(即政治经济制度)。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都要吃饭，这根所谓的普世价值根本没有关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正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吃饭，中国人民也要吃饭;日本要追求繁荣，中国也要追求繁荣;日本在东亚，中国也在东亚……两者当然有形式上的、表面的统一性，但是以此否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吃饭”和“中国人民的吃饭”之间实质上根本的对立性，认为当时可以构筑“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论调和观念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及文化奴役产品。

　　在任何对立乃至绝对对立事物之间、在任何矛盾双方间都可抽象出形式上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并不一定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本质，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着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客体，更不意味着这种客体会表现出对所有主体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比如，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一性是这对矛盾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体现两个阶级共同价值的制度安排。但是，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对矛盾中，对立性则是矛盾的本质，同时能够适用于、有用于两大阶级的价值客体(即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永远无法存在，这意味着两大阶级并没有共同的“普世价值”。

　　因此，对于矛盾双方，只有统一性成为矛盾的本质时，这种统一性才有现实存在的客体，这种统一性才有可能体现为价值。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都是利益，虽然在两者之间可以抽象出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但是并不存在体现这种统一性的价值客体，这种统一性也就不能体现出实质价值，这种统一性只存在于形式上及空想中。用通俗的话说，两者你死我活没有共同利益，也不存在能够共同满足双方的社会价值，世界上不存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都适用的社会价值客体。同样，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对立的事物之间，可以抽象出统一性的“民主”，但是否存在着同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客体，并体现出普世价值呢?显然是不存在的。

　　价值存在的前提，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等同、同一、统一或相似，而是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客体是否能够成立及存在。

　　李泽厚宣扬普世价值，其最根本的做法，就是用抽象手段，提出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形式上、表面上的相对统一性，来否定两者本质上的绝对的对立性，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代替和替换无产阶级阶级的本，用资产阶级专政替换无产阶级专政，用资本主义替换社会主义。

　　李泽厚就是屡屡采用这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比如他说，【从人类整体历史看，革命是特定的、局部的现象和情况，而不是贯串百万年人类历史和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延续发展的基础、主线或“动力”.主线仍在生产工具(科技)和生产力或极缓慢(如原始人群)或极迅速(如“现代化”)的演进变化.因为它与人“吃饭”(人们物质生存的现实生活)相直接关连.……所以我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在矛盾斗争中的妥协、协调和合作才更是社会存在的常态和阶级关系的常态.……《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宣称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便是相当片面的】。

　　的确，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华北的时候，李泽厚硬说日本帝国主义和沦陷区的人民本质上是合作关系，看起来似乎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汪精卫不就是这么说得吗?)，李泽厚肯定能够从日帝统治者和沦陷区人民两者之间抽象出矛盾的统一性、合作性，但是这能够否定和否认两者间的对立性和斗争性吗?同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形式上和相对意义上的合作关系，但是这能够否定绝对意义上的对立和斗争关系这一本质关系吗?李泽厚的哲学，说到底其实就是叛卖哲学，鼓动人民大众向统治者投降，鼓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鼓动中国人向西方帝国主义投降。

　　李泽厚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中国解放后不应搞社会主义，而要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就应该复辟资本主义。李泽厚当时认为，【新中国成立不久，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李泽厚后来解释说：【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我的发言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毛泽东那时候搞新民主主义挺好的。……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现在还搞这个阶段。】当时，赵紫阳等人是接受并赞同李泽厚的这种提法的。因此李泽厚和赵紫阳等人主张的改革开放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复辟资本主义，这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的主张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完全不一致。李泽厚可以说是赵紫阳反党反共集团的哲学导师，那场动乱的一些骨干，很多都是李泽厚的学生。正是李泽厚的动物性哲学、兽性哲学、叛卖哲学搞乱了人的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思想，这是那场动乱最深的思想根源。由于李泽厚本人在动乱中参与不算最深，上层对其本质的认识没有完全统一，但是90年代初，他在面临马克思主义者大揭露大批判的背景下，还是被迫逃离大陆。

　　2、遵循兽性逻辑的李泽厚哲学

　　李泽厚宣扬“吃饭哲学”(还有所谓的“性交哲学”)，就是用抽象手段，提出动物和人之间形式上的相对统一性，否定动物和人两者本质上的绝对的对立性和差异性，用人和动物间的普遍性否定人的特殊性，用动物性代替和替换人性，使中国人沦为野兽。

　　关于人的本质及本体，李泽厚曾说：【语言重要，但语言不是人的根本。语言是人不可缺少的工具，离开语言人就无法生存。人通过语言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多彩，但语言不能代替人本体。 ……我一再讲的是两个本体，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通过制造工具而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这是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能靠它们的四肢，人则靠工具维持它的生存，这是物质本体。另一个是人通过各种生活活动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长，人有动物情欲，要吃饭，要性交，这是人的动物本能但人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心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人不仅和动物一样能性交，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会谈恋爱，这就不一样。而人的恋爱有非常复杂细致多种多样的情感，能通过写信、交谈、写诗、写各种文学作品来表达，即弗洛依德所说的“升华”。动物性的要求、感觉都会升华，而且因人不同，这就形成个体差异。这种心理通过文化(如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积淀，使人性愈来愈丰富，而个性差异也愈来愈突出。所以不仅是人的外部世界不断变化，人的内部世界也不断变化、丰富。】(《东吴学术》2010年3月，李泽厚、刘再复：《关于教育的两次对话》)

　　因此，在李泽厚看来，人不过是两条腿的动物，只是比动物心理上更复杂、智力上更聪明的动物而已。李泽厚所谈的人性，不过是人身上更加复杂的动物性而已。李泽厚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连费尔巴哈的层面都达不到，更谈不上马克思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阶级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中最关键的内容，这体现了矛盾的绝对的特殊性的一面。当然，人性中也有体现矛盾相对普遍性的内容，比如复杂化的动物性或自然属性，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并非人的本质。而李泽厚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恰恰是按照“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个角度进行阐释的，结果把人的已经高度复杂化的动物性和自然属性视作了人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李泽厚鼓动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一代们变成野兽，他主张多元的情爱，鼓动中国人不仅要有夫妇之爱，还要有情人之爱，鼓动青年男女性行为、恋爱行为要极大丰富，只要不得艾滋病、不怀孕即可，这和李银河的观点一模一样。李泽厚说：【人类的爱，特别是男女的情爱，总是包含着性，性的吸引和性的快乐。纯粹的精神恋爱，柏拉图式固然有，但究竟有多大意思，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如此，我怀疑。……总之，灵与肉在这裏有多种多样不同组合，性爱从而才丰富、多样而有光彩。夫妇的爱和情人的爱，就不能相互替代。中国只讲夫妇的爱，认为此外均邪门;西方则要求夫妇之爱等於情人之爱，於是，现代离婚率极高，问题愈来愈严重。其实，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比例、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关系的性爱。我们不必为性爱这种多样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从一而终”、“终身大事”都是在传统社会人际接触相对固定和狭窄的时代中形成的，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生活接触面极大地扩展，男女产生恋爱的机遇和可能极大地增加，上述规则的失败理所当然。对下一代男女便不可能用上述标准去要求或规范。他(她)们的性行为、恋爱经验会丰富得多。如果“度”掌握得好，这绝非坏事;相反，它使人生更充实、更丰富、更有意义。我对青年男女只提三条，一、不要得爱滋病，二、不要怀孕或使人怀孕，三、不要早结婚。】(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谈：《理念与爱欲-论情爱的多元》)

　　当然，李泽厚本人的私生活，也是这种兽性哲学的忠实实践。

　　据此，李泽厚的高徒赵士林为何替薛蛮子的淫乱犯罪行为辩护，并称薛蛮子的淫乱只是【干了正常人都要干的事】，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3、李泽厚的兽性美学

　　正是在兽性哲学的基本之上，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又以康德哲学为根本，通过曲解马克思的方式，编造了其逻辑混乱的美学理论。由于李泽厚将人性等同于复杂化的动物性和自然属性，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吃饭哲学，李泽厚的美学，基本上也停留在兽性的阶段，跟人类本质上的美学没有太大关系。李泽厚曾通过曲解马克思的方式说：【美具有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意识、情趣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质。美感和美的观念只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模写。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美的相对性、主观性、阶级性，而李泽厚自始至终强调美的绝对性、客观性。按照这种思维，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他干脆回到了康德以及康德之前，李泽厚所说的精神世界、心理本体、情本体，不过就是人的复杂化的动物性、自然性欲望。

　　李泽厚在2006年《情本体和两种道德》一文中说，【中国讲的是理性融入感情，人之所以爱人是由生物性自然情绪提升而来，是一种理性化了的自然情感。我讲“情本体”并非专指中国传统，它有人类普遍性。……何谓“情本体”?它就来自这个“道始于情”。……而“情”“欲”的相联相异，错综复杂，对人的生存具有本体意义。在今天和今后更将成为生活的核心部分。……这正是“情本体”“道始于情”既传统又现代的“时代精神”。】可见，李泽厚的情本体，就是以动物性的生理机能为基础的“情”“欲”。只是，在李泽厚看来，人之情远比动物机能要复杂而已。

　　李泽厚也总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美学，比如他说：【我以为现代人的感性不知比原始人精致周密、丰富多少倍，所以我不赞成一厢情愿地盲目崇拜原始人、自然人。我不赞成卢梭。复杂并不是坏事。当年批判知识分子比工农的情感复杂，批判欣赏月亮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想，难道看月亮联系到大饼就是高超、优越的工农情调吗?】

　　的确，自然之美、音乐之美、戏剧之美、诗词之美、食物之美，都是人体动物机能的需求的产物，而人体的动物机能本身，也是人的物质属性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不同地区乃至不同阶级的人，对自然之美的理解完全不同，生活在沙漠地带、平原地带、草原地带、森林地带和海洋地带的人，对何种自然景物为美，差异甚大，比如沙漠地带的人，不会对“大漠孤烟直”产生美感。当然不同人的审美观中又有统一性。然而，以上由人的自然需求所衍生的审美和审美观，并不涉及人的本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重点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曾多次谈到：【非常操心的穷困的人对最美好的戏剧没有感觉;矿物贩卖者只看到(矿物的)商业的价值，但不看矿物的美丽和特有的本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毛泽东也指出：【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可见，在自然审美之上，还有社会审美和阶级审美，对于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审美来说，后者才是本质。马克思的美学，是辨证美学。工人阶级虽然变成畸形，资产阶级虽然衣食住行无比华丽美观，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前者为美，后者为丑;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是比起富丽堂皇的资本家和地主们，还是美的多;劳动繁重的工农大众未必能欣赏戏剧之美，也未必能够欣赏月亮之美，饥饿状态的农民看到月亮或许想起大饼，李泽厚作为知识分子，却对之无比讥笑蔑视，李泽厚的表现究竟体现了美还是丑?唐诗宋词、歌剧戏剧虽然大都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创造的，劳动人民或许无法欣赏，但是不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那里剥削地租和剩余价值，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哪有大量的空余时间进行文艺创作?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的真正有历史美感的文艺作品，还不是那些同情劳动人民、批判剥削压迫的那些作品吗?

　　当然对于这一切，秉持兽性哲学的李泽厚，是难以理解的。李泽厚眼中所看到的美，本质上不过就是对人复杂化的自然欲望和生物欲望的满足。李泽厚的美学，就是兽性美学。

　　摘自：《从禽兽到蛆虫的不断堕落——史上最劣反共教授赵士林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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