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生态学批判

　　本文译自萨拉•萨卡《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思考》一书的序言，略有删节，文中序号为译者所加。

　　萨拉•萨卡1936年出生于印度的西孟加拉，自1982年起移居联邦德国的科隆市。此后，他积极参与了德国的生态环境运动和绿党政治，并在随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绿色与选择性政治的著作，从而逐渐成为当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作者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所做工作与探索的一种延续。在那部著作中，作者探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增长的极限和生态的恶化，以及新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在本书中，作者仍坚持同样的基本观点，但更多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做了分析。在本文中，作者简要评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发展历程，指出不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大国苏联的失败，还是资本主义目前面临的深刻危机，都源于资源遗乏和生态破坏。同时，作者还通过澄清学界对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质的质疑，阐明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科学认识不能片面依赖/迷信主流经济学家，更要有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

　　一

　　在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反对全球化的人群中，流传着两个著名的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和“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对参与这场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是否都真正明白这些口号的含义持怀疑态度。他们讨论的是整个世界，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些活动分子已经克服了从民族利益出发的思维模式。他们还在谈论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但那个世界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口号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这个口号批评了将所有东西都变成商品的经济体制。由于普遍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反全球化活动家向往的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世界。我早已对自1997年开始就参与其中的这场运动(始于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的口号的潜在倾向给予了关注。然而，此前我并没有发起这场讨论，是出于对同盟中改良主义者的体谅。

　　但在之后的这些年，问题变得愈加明显，而且也经常不断地有其他激进分子向我表明，这场运动中的大多数参与者以及大多数领导者并不想创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他们只是想把目前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好、更公平、更社会化和更生态化。而且，他们也并非真正地反对全球化，而只是批判全球化。这对于那些同样仅仅持批判态度的其他运动也一样适用:劳工运动、第三世界团结运动、失业工人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而这些运动都已陷人停滞。

　　这些运动中总会有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未来世界抱有更理想的或不同的观点: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或更精确地说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1989年起，也就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崩溃之后，人们对于公开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变得十分谨慎—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嘲笑吧。但仅仅10年之后，也即在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游行期间，许多人却又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会有任何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措施。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大部分地区以及它们的民意领袖曾有过一种欢乐的节日情绪。人们一度对一份硕大无比的“和平红利”充满了希望。在欧洲，还曾有过关于“共同的欧洲大家庭”的讨论。但到1999年，这种节日狂欢气氛就已完全消散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构成整个世界图景的是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东欧、俄罗斯、墨西哥、东亚等等)、一系列的战争和内战(比如巴尔干半岛和卢旺达)、不断加剧的贫困以及涉及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经济安全问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少数人的富裕、自然和环境灾难、战争带来的大量颠沛流离的难民、环境恶化、经济危机以及几乎绝对的贫困。在西雅图，抗议者们呐喊:“让我们打碎资本主义。”很多人都相信，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1989年，人们还无法想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尽管不是作为一种具体制度—的世界性胜利会是短暂的，而在2000年，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它的失败了。

　　但是，这确实是目前的形势。很多人对于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他们要求创建一种替代性制度。但是，真的有所谓的替代性选择吗?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代替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还是使替代性的选择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部分?正如前面已强调的，大多数参与这场社会运动的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幸的是)没有任何制度可以替代资本主义。那些想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激进人士与改革者们并肩作战，他们认为，即使仅仅是痛苦的点滴减轻都值得作为运动的目标，尤其是鉴于这些激进人士已经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即认为历史规律将会引导人类进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更高更好的社会形态—而他们自身只是历史发展的工具而已。

　　在1999年，我曾做过一个关于拙著《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的宣讲讲座。讲座的听众大多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赞同我的主要观点，认为我的观点与他们传统的、正统的思想大相径庭。在回家的路上，我询问一个小型托派政党的领导人，何以能够想象资本主义会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工人阶级将联合起来—尽管他们有着令人失望的历史—并推翻资本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包括他们中的失业者，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生活得很幸福。这个体制到目前为止，至少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危机，甚至包括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破坏。这位同仁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同样也是在1999年，我的另一位社会主义者的朋友告诉我，我关于未来的看法和分析是正确的。但他也有疑问:谁会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手段并实现社会化控制的时候，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工业社会以及一种不断追求增长的工业经济终会彻底毁坏自然环境，而只有在从资本主义的利润和增长律令以及资本家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之后，社会才有可能真正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重塑经济。换句话说，他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先被推翻，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更好的社会。这些言论的逻辑性非常令人信服。但是，鉴于发达国家的工人—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下都生活得很好，这位朋友仍然不能回答如下问题:到底什么事情会驱使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

　　早些时候，我也问过另一个小型托派政党的领导人同样的问题。同样，我未能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却清晰地回答了我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崩溃时，我们何以自我拯救?而这看起来已是正在逼近的事实。他坚称，现在就建立一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是非常必要的。当资本主义社会陷人一场巨大危机时—当资本主义的崩溃迟早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时，该政党将是强大到足以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唯一力量。当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崩溃将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二

　　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他们已经等待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或失败一百多年了。他们不停地在这个问题上著书立说。但是，最终危机依然没有到来。我在所能查阅到的文献中发现了关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最近阶段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阐述。1962年，当西方经济学家们正在赞颂长时期的经济繁荣、甚至是一种经济发展神话时，欧根•瓦尔加(Ougen Varga)这位前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曾预言:“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20世纪将会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末，世界将或者不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或者仅仅存在极为不明显的资本主义残余。”1977年，前民主德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于尔根•库赞斯基(JurgenKuezynski)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一书中认为，正在折磨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国际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正在使资本主义总危机下的矛盾更加激化”。相应地，他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如果我们能够防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以及导致战争的因素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衰败的过程，尽管中间也许会有短暂的生命力。”

　　现在看来，瓦尔加和库赞斯基的预言和结论都是完全错误的。1977年之后的3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危机:股票市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这些危机此起彼伏，但与之前的危机没有本质区别。事实已经表明，20世纪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世纪，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内也没有经历所谓的衰败过程。恰恰相反，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国却变得分崩离析。20世纪80、90年代的每一次危机，都使一些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会经历一个衰败过程燃起希望—就像库赞斯基预言的那样。“游戏已经结束”、“泰坦尼克号”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被用来描述这个时期。但在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被成功地克服并实现经济复苏后，充满希望的左翼分子总是遭到资产阶级评论家的嘲讽。就连库赞斯基也曾认为是可能的“短暂的生命力”，却最终证明其实一点也不短暂。美国的经济评论家频繁地提及“欣欣向荣的90年代”以及1997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何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

　　三

　　只是在21世纪初以及之后的这些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一种危机的气氛。而且，这种气氛并没有消散的迹象。相反，危机仍在持续加深。但是，这种危机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谈论的、并且事实上的确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才加深的。同样，它既不是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前殖民国家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以及前殖民国家与目前涌现的新兴工业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源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阿根廷经济的崩溃是源于诸如此类的矛盾和冲突)。相反，引起危机的主要是其他原因，而这些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从未想到过的。它就是正在制造环境灾难的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日常性的全球性污染和环境恶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所有这些都会日趋严重，而且这种趋势是确定不移的。

　　与此同时—这也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等人在1972年的著作《增长的极限》中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廉价的不可再生资源正在趋于枯竭。众所周知，自21世纪初开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持续攀升。在知识界，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石油峰值”，很多人预测，当油价不可承受时，将会发生一场大危机。人们甚至开始讨论即将终结的石油时代。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工业金属的世界市场价格近年来也在持续升高(2008一2009年经济衰退发生后，价格又出现了走低)。更为糟糕的是，2007年起全世界的食品价格也在急剧上涨。

　　这种双重危机(生态和资源危机，我称之为“钳夹式危机”)绝非只是大多数左翼人士所希望看到的资本主义危机。从长远来看，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危机必然会导致工业社会的终结。即便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也会因为这种危机而衰败。在之前的研究中我曾指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工业社会的失败主要是(虽然不仅仅是)源于生态和资源危机。

　　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一定是工业化社会。这其中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可是，正如前文我的那个朋友所指出的，除非战胜了资本主义，否则从工业社会过渡到非工业社会的历程很难开始。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被正在遭受的更为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击溃之前，资本主义会由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或数个内部矛盾而走向失败吗?或者说，工人阶级是否有可能—在严重危机的状况下并出于自身利益—在某几个人口众多的、重要的和强大的国家率先起义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从而为向一个可持续的和公正(更公平)的社会的和平与有序转型开辟道路呢?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否会发生在现存文明陷人全球性混乱以及各种战争和破坏之前呢?在现存文明的废墟基础上，也许根本不会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幸存者几乎不会有精力去实现它。

　　现在回答这些问题还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激进分子—应该深人考虑从而弄清楚现在所处的形势，而这对于确定我们政治工作的重心是必要的。更准确地说，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亡?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以阶级斗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二战后在很多富裕的工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成分正在被侵蚀?为什么在1950一1960年间被奉为救世教义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为了确证我们的某些中期计划的可行性以及我们的某些长期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从消极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乌托邦的)，寻找对上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答案是非常必要的。

　　四

　　我曾对上述这些问题做过详尽讨论，尤其是在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对人类根本性选择的一种批判分析》中。我现在依然坚持其基本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从一种迄今占主导的增长范式转变到我所讲的极限增长范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将同时涵盖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问题研究等各个方面。在之前的著作中，我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能否通过自身向生态资本主义的转型而获得新的合法性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不能。此外，我还阐述了作为社会主义工业社会的苏联模式为何只能走向失败的结局。在本书中，我将致力于阐明，一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也会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失败。我将把新的研究建立在之前那部著作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理解为是那部著作的第2卷。但有所不同的是，鉴于思维范式的转换仍未实现，我认为，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甚至部分重写政治经济学—变得非常必要。坦白地说，这本书对于那样一个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来说确实只是非常绵薄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资本主义危机相关的理论和事实，我研究了与之有关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获得了一些愿与那些同样致力于创造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人们一起分享的看法与结论。

　　五

　　我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一定会有人质疑我做这项工作的资质。我对这个质疑的回应是，我之所以能对经济危机研究有所贡献是基于据我的观察，大多数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还未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未真正理解工业经济危机的真正重要的方面。我的观点只与少数经济学家相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生态经济学的知识。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写道:“那些相信几何级的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可以永恒的，不是傻子就是经济学家。”但很遗憾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相信无限的增长。另一个例子来自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Nicholas Georgeseu一Roegen)的批评。他在《墒定律与经济过程》一书中指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坚称，科学可以暂时性地超越嫡定律。而任何普通的自然科学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最近一些年轻的批判经济学家发现，建立一个名曰“后自闭经济学”(post一Autistie Eeonomies)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他们认为，隐藏在“经济人”这个术语背后的人的观念是非常自闭的，“经济学总体上致力于遵从正式的规则。这样就贬低了评估真正的经济联系所需的判断能力”。相应地，许多经济评论家也已逐渐失去了对经济学家原有的尊重。比如，马尔库斯•西维尔斯(Markus Sievers)在2006年4月21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写道:

　　经济学家，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存在着诸多问题。他们很愉快地工作，尤其是当酬劳丰厚的时候，通常以复杂的模型进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题目非常诱人，但在内容方面却十分贫乏。其中的知识含量和领会程度几乎远低于科学水准和这个职业所得到的薪金。

　　经济部的顾问委员会也是如此。这些经济学家同样不愿因任何对新生和奇特事物的好奇或欲望而陷入任何危险或者脱离常规和惯例。德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呢?减薪、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放松保护不公正解雇的规则。此外，我们还需要努力促进创新。

　　25位教授一起努力并创建了这一知识与政策体系。但恕我直言，这些事情即使普通公民也能够做得到。

　　我不畏惧任何“危险”。我想，我已经将很多全新的见解和想法注入到我的写作中。

　　此外，还有一些理由支持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经济学家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看法。首先，很多与这本书的研究对象相关的议题完全是价值观问题。科学家们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帮助我们，但他们不能帮我们完成价值选择。其次，我当然不怀疑一种纯粹客观的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做到客观地交流科学知识。但是，社会科学家也是人;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也有隐私，也有团体和阶级利益，并为此有意无意地利用其地位和权力。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的权力更大。约翰•凯恩斯相信，这个世界不过是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所统治。“实践中的人们……通常是一些过时的经济学家的奴隶。”经济学家还经常被统治者和利益团体所雇用，从而失去了思想的独立性和意志自由。他们非常乐意成为或者阶级斗争、或者竞争性商业中某一方的卫士，通过发展适当的理论来为其政策的合法性辩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也不例外。乔治•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fentzis)—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写道:

　　马克思关于机器生产的理论离不开政治斗争的语境;它并不是超历史的、先验推理的结果。在理论上，马克思可以在对机器的理解上采取十分不同的方法，而且仍然是反资本主义的。比如，他可以说机器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不应当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社会的和科学的一般劳动所创造的。事实上，这种方法在20世纪初就被凡勃伦和其他学者所采纳……马克思对机器创造价值的理论选择植根于他以及他的西欧劳工运动同伴所处的复杂政治局势中……

　　面对来自制度深层的意识形态攻击〔即机器创造价值，而工人却没有那么重要]，马克思需要作出直接回应，也就是去指明……无论是蒸汽锤的爆响还是化工厂的正常运转都表明，资本不能脱离劳动。劳动不仅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也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不论什么样的力量正在驱使走向一种劳动力不太密集的生产模式，资本和工人阶级都密不可分。这就是马克思在反对机器的意识形态伪装即资本的政治游戏中所打的政治牌。

　　再次，正如专业经济学家和大概最早分析凯恩斯主义的作者劳伦斯•克莱恩(Laurence Klein)在《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中所指出的:“……实践经济学只是些普通的常识，而理论经济学则是常识变得复杂的结果。”但是，至少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还没有复杂到一个正常智力水平的人一定要通过读大学才能学习的程度。因此，阅读完所有大师的经典著作也不是绝对必需的。众所周知，一个物理学家也不一定非要读完牛顿或伽利略的著作。最后，除了精确的自然科学，几乎不存在一种在所有议题上都存在着主导性共识的科学。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尤其是在它们的应用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例如，当在农业和医学中使用某种化学产品时。另一个恰当的案例是在太阳能技术的经济效益和可行性方面存在着的广泛争议。这些案例表明，门外汉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这些话题与政治或者个人的人生观相关联时。毕竟，政治尤其是经济政策关乎每一个人。经济政策太重要了，不能只属于经济学专家和政客们。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我们应该牢记《皇帝的新衣》这个寓言，故事里发现并且敢于大声指出皇帝是赤裸的是个孩子，而不是大臣或者专家。

　　六

　　当撰写理论著作或非小说类著作的作者开始工作时，他们经常问自己要写给怎样的读者。本书的目标很清楚:我要写给那些努力建立一个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但(在我看来)又抱有许多幻想并坚信一些错误理论的政治激进分子。正是这些人需要理论上的澄清和对整个世界的客观了解。我认为，那些虽不是激进分子但对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人也会发现本书是有趣的并具有知识含量。当然，经济学家们如果对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全新批判感兴趣的话，也应该读读本书，他们也会发现很多之前所不曾涉及的领域。

　　在印度和德国从事社会与政治运动的这些年中，我发现，激进分子很快就会成为专业化的活动分子。一名和平激进分子最终会成为一名和平活动分子。他对和平与战争知道的很多，但却不会了解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一位环境主义者虽然很熟悉德国的水质，但并不一定知道导致战争的真正原因，如此等等。这种状况是很成问题的。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是都被告知一切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应该历史地、联系地看问题吗?这些建议仍然是非常恰当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政治激进人士都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当现在人类陷人气候灾难、环境破坏、资源战争、难民潮和大规模失业与贫困威胁的情境中时。就本书而言，我想通过讨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来推进政治运动的发展。因此，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批判性导言。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精选的关于20世纪和21世纪初发生的几个经济危机及趋势的专题组成。书中也包括解释这些危机成因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理论—这些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可以带领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和确保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在必要时，我给出了自己对这些理论和政策建议的批评与怀疑。在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崩溃，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在第一章开端，我提供了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批评。

　　在所有资产阶级理论中，我对凯恩斯主义的评述占据了最多的篇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痛苦经历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那些年里，凯恩斯主义得到了救世教义般的礼遇，况且它也好像真的使战后的长期繁荣成为了可能。凯恩斯主义承诺，将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公正并在总体上摆脱危机。而当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失败时，资本主义世界所遭受的打击比以往更大。凯恩斯主义的沉浮史，以及货币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持续不停的争论，不仅非常吸引人，而且对于回答本书开始时提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也很有帮助。

　　在第九章和第十章，我放弃了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的狭隘观点，即认为危机只是经济危机，并讨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其他方面以及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在第十一章，我描述了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并介绍了其中的某些成功案例，同时也解释了这些理论之所以不能说服我的原因。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十二章，我对当前这场始于2008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做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的看法。(申森 译)(译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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