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怎样做统战工作

精彩提要

壹

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从广义上说，投身中国革命本身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延安“五老”早年怀抱民主自由的热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辛亥革命及其延展而来的各种革命活动，富含统一战线的价值意义。因为不论是立志教育救国，办学堂建学校，还是创办刊物，宣扬进步思潮，乃至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等，意在培养人、引领人，团结人、争取人，为中国革命凝聚力量;而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广植了人脉，结交了朋友，为今后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林伯渠鼎力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吴玉章赴四川打开国共合作新局面，董必武在湖北、谢觉哉在湖南组织推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徐特立在长沙创办学校，从事教育，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均展示了他们统战工作的资源优势和非凡才能，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先驱。然而，能够重点反映延安“五老”从事统战工作事迹者，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提出了团结各族各界各层共同抗日的方针，矢志不渝，竭诚践行，直至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而如何贯彻这一总方针，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为此，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统战工作一线，延安“五老”赫然在列，东奔西忙起来。

贰

徐特立：

在长沙拓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

▲徐特立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徐特立即受命前往长沙组织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在长沙近三年的时间里，徐特立虽已年过花甲，但公而忘我，以团结抗日为主旨，广泛深入地展开统战工作。他在各种场合向不同的社会人群及团体公开坦诚地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就人们普遍关心的战争趋势及其疑惑焦虑，给以分析判断，答疑解惑，鼓舞斗志;尤其是对广大青年群体，与他们推心置腹，促膝长谈，徐特立像知心朋友耐心细致地引导、帮助与关爱，团结鼓励他们为抗战贡献力量。

徐特立重视发挥媒体的作用，在百忙之中每天都要接待记者采访，也发表大量署名和笔名文章，一时间，长沙报刊上多有徐特立的抗战言论。在徐特立支持下，他的学生田汉等人还创办了《抗战日报》，成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在与张治中、何键等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联络交往中，徐特立真诚相待，开诚布公地宣示抗日方针政策与思想主张，深化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认识，获得了他们的同情支持，如在创办统战形式的战时讲学院一事上，就得到了覃振等人的配合与支持。特别是张治中，敬重徐特立为团结抗日而忘我的意志品质，感佩中共为抗日救亡而担当人间道义的精神，因而在释放政治犯、出版进步刊物，组织民众抗日团体等方面提供方便与支持，甚至还资助中共的抗日武装。

徐特立还与宗教人士、帮会、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部分学员等有着广泛的联系与交流，赞扬、支持、指导他们的抗日爱国热忱。在徐特立的竭诚努力下，战时长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生机勃勃，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叁

吴玉章：

在海内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

▲吴玉章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汹涌澎湃，此时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的吴玉章，殚精竭虑，认识到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必要性，在酝酿、起草、讨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的全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八一宣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公布时，吴玉章也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激情澎湃地阐述了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不久又受党的委派奔赴巴黎，在《救国报》被停刊的困境下，又重新出版《救国时报》，旨在向国际国内解读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让世界了解并支援中国，坚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国内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日的信念，起到了内化于心的作用。吴玉章辗转于莫斯科、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地，参加各种会议，心之所念，思之所想，言之所及，都是在呼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与国民党要员张冲、胡汉民，与著名人士陶行知、李石曾、胡愈之联络交流，颇益于促进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1938年3月，吴玉章启程回国，途经新加坡、西贡等地，受到了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吴玉章的演讲，无不鼓舞着同胞们的抗日激情与斗志。4月，吴玉章回到祖国，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受到亲朋故旧、社会人士、父老乡亲的追捧欢迎。吴玉章利用一切机会，介绍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势，展望团结抗日必胜的未来，尤其在与张群、张季鸾、谢持、邹鲁、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重要人物的深入交流中提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力。随后，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围绕抗日与民主，积极参政议政，在贯彻统战政策的同时，还与救国会等党派团体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肆

谢觉哉：

复杂艰难环境中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谢觉哉

1937年9月“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正式命名之前，谢觉哉便受中央委派于7月17日抵达兰州，领导该办事处的工作。显然，做好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统战工作，对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时的甘肃等地，经济、文化落后，官僚普遍贪腐，民众生活困苦，因而总体缺少抗日氛围，加之社会上对国共合作心存疑虑，国民党官员骨子里仍在限共反共，因此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困境。如何打破困境，开辟新局?谢觉哉抱着不怕困难、不忽视困难、在困难面前决不退缩的态度，以“推动上层，发动中层，深入下层”的总体思路，奋力开展统战工作。对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谢觉哉反复地晓以大义，化解其顾虑;对邓宝珊等军官，推心置腹，用心用情诠释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谢觉哉带领与影响下，兰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貌焕然一新，广泛的民众抗日一派生机活力，甘肃青年抗战团、妇女抗敌后援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等抗日团体相继成立;不少进步报刊陆续创办，一些知名学者专家来到兰州，如顾颉刚在兰州创办通俗刊物《老百姓》，丛德资创办《民众通讯社》，促进了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贺耀祖的继任者朱绍良违背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谢觉哉秉持浩然正气，严肃斗争，多次交涉，质问并抗议其倒退行径，使之反动气焰有所收敛。

伍

董必武：

奋战在汉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

▲董必武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然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心。董必武受命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9月来到武汉。如何贯彻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整合运用好武汉地区高涨的抗战力量，是董必武集中关注的大问题。他在筹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同时，协助周恩来研究制定相关统战工作策略原则，特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方针、机构设置、人员安排以及党的活动方式等。董必武注重到广大的民众中去，宣讲全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他在武汉大学抗战研究会的演讲中，许多青年被感动得热泪满面。武汉的抗战团体如雨后春笋，董必武重视党团同志与进步人士参与其中，以组织领导这些团体的抗日救亡;尤其重视发动进步青年投身抗日，大批青年由此融入了各种抗日组织，一时间“抗日的，到延安去!”成为青年人中流行的口号。董必武在武汉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影响，他本着团结、抗日、救国的情怀，加强与湖北省国民党高中层官员严重、石瑛，与社会知名人士李书城、张难先的联络交往，他们在组织成立武汉抗战教育研究会、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开办湖北应城汤池训练班，培训抗日人才等事宜上提供了帮助，有力推动了民众的抗日运动。1938年10月，全国的抗日中心转移重庆后，董必武仍然与周恩来一道，奋斗在统一战线前沿。通过南方局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在争取中间势力上，团结、支持和帮助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党派成员及团体，与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等诸多民主人士结下了革命友谊。《新华日报》创刊于武汉延续于重庆，它本身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董必武通过这一平台，宣传、引导和团结了大批党外朋友，这又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象征。

陆

林伯渠：

在陕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续发力

▲林伯渠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林伯渠即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献计出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林伯渠又受中央委派，到西安领导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西安是国民党包围、封锁、敌视共产党的大本营，各种摩擦斗争尖锐复杂，因而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显重要。林伯渠到任西安后，如何营造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氛围，化消极为积极，是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于是他加强了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陕西省长孙蔚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联络沟通，同时通过多种人际渠道加以影响，积极主动地团结争取，使他们同情、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林伯渠还特别注重扩展抗日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根据自己人脉广、资望深的实际，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多次与杜斌丞、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高崇民等人交流交往，共商抗战大计，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林伯渠重视青年统战工作，热情接待许多来访青年，热心地关心与帮助他们，并根据不同特点，安排他们的去向和工作，为延安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1940年，林伯渠返回延安，担负大后方的统一战线工作，虽然负责的是边区政府工作，但统一战线思想内容贯穿其中。他与党外人士如李鼎铭真诚相待，团结合作，致力于“三三制”建设，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形式上的标志性体现。

柒

历史启示

从延安“五老”从事统战工作的概略中可以看出，他们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同时也可看出，延安“五老”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现象，反映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富有的力量、情怀、品格和智慧，而分析这些内在的本质属性，可得到如下启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深入地发展，在于全党的重视与合力。事实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快速发展，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多种力量的整合。延安“五老”作为一个整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发力，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全党上下重视统一战线工作而同心协力的典型表征，是全国团结抗战的一种必然现象。也就是说，仅从延安“五老”同时发力于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历史现象，即可洞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深入展开的全貌。在中央层面，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救亡图存的战略策略总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宝库的坚定践行者。在中央各分局和各地八路军办事处，把贯彻落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处理好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如党派、友军、阶层、社团关系，以团结争取更广泛的力量投入抗日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各抗日根据地，纵然艰难困苦，矛盾叠加，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然是抗日民主政权及军队战胜日军、团结友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法宝。在统战工作一线，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也包括许多党外人士，如同延安“五老”一样，为团结抗日而不遗余力地奔波操劳，呕心沥血，献计出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积累了无形的力量。因此，延安“五老”作为一个整体从事统战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上至下系统化、整体化、合力化的象征，反映代表的是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发展并走向胜利的内在力量。

延安“五老”不竭的统战工作动力，源于他们胸怀崇高的理想志向。延安“五老”早年受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便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志，后又投身辛亥革命，进而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再经国民革命的洗礼，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中不断磨砺意志品质，理想志向丰满起来，确立了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情怀。因为胸怀崇高的理想志向，革命人生便有了大境界、大格局，革命行动便有了大使命、大情怀，持之以恒的革命动力，由此而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的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由此而生。因此，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延安“五老”都会内生出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每一天的工作，更何况在抗日战争这一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凡革命者当义不容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解救民族危难的法宝，是全国各族各界的最大共识，弘扬它就是弘扬中国革命(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弘扬“道”的动力从中源源而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延安“五老”均已年过半百，徐老吴老年近花甲，但他们为了理想，为了“道义”，无私无畏，公而忘我，不怕困难，不避艰险，以不竭的动力，奋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

延安“五老”广受人们的敬重爱戴，在于他们具有高贵的人格品质。在统战工作中，延安“五老”颇有亲和力、感召力、凝聚力，他们每到一个场合，备受众多党外人士特别是青年人的追捧，人们特别想聆听延安“五老”讲话，与之谈心交流;在与党外人士的交流交往或合作共事中，延安“五老”常常受到人们的敬重与信任。可以说，延安“五老”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党内外值得信赖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品牌。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修炼出自身高贵的人格品质。这一修炼的过程，最主要的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是把崇高的理想信念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过程。进一步说，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求真知、做真人”的过程中，使延安“五老”成为真正的言行一致的资深革命家，其坚定的政治品格，坚毅的意志品质，伴以民主平等的作风，清正廉洁的公仆形象，朴实谦厚的长者风范等，都是其高贵人格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曾对延安“五老”分别有过高度的赞誉和评价，笔者以为，这些赞誉和评价都可以归属于延安“五老”，概括起来就是：他们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好人;是革命的坚强的总是站在斗争前沿的老战士;是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榜样;是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楷模;是党内外同志们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这些高贵的人格品质，是延安“五老”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内在本质属性。

延安“五老”丰富的统战工作艺术，在于他们具有广博而深厚的学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各种矛盾斗争难以避免。然而，如何处理和化解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如何在开诚布公、真诚坦荡地对待党外人士的前提下，又对之加以团结、教育、引导，并给以支持帮助?延安“五老”表现得游刃有余，举重若轻。比如，董必武在武汉重庆等地，善于运用哲学思维，把握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注重掌握规律、讲究方法，从政治领导、思想宣传、革命对象以及革命力量等方面为党的统战工作者提供了理论与实践遵循。又如，徐特立在长沙就统战工作中来来往往的各种人各种事，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具体对待，显得理性清醒，有章有法，各有分寸，表现出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这种统战工作艺术，更本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延安“五老”富有广博而深厚的学识。这样的学识，不是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而是投身中国革命，在探索救国救民中，不断地学习思考，既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更注重学习时代的新知识、新思想，又通过办学校、办刊物、当老师、出国留学，积累与提升自身的知识学识，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人生的灯塔。延安“五老”是社会时代的先锋，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的磨砺中，又持之以恒地学习深思，因而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已是党内外富有革命经验的大学者了。正因为延安“五老”有着广博而深厚的思想学识，所以当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问题时，他们从容自若，审时度势，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来源：《团结报》2025年2月2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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