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泰国儿女”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一生没有子女，但他们心怀大爱，将很多孩子视为亲生骨肉，关心呵护，给予温暖。这其中就包括一对来自泰国的兄妹。1956年，为谋求与中国的接触，泰国资深政治家桑·帕他努泰向总理披汶推荐送自己的儿女—时年12岁的常怀和8岁的常媛到中国生活。从1956年到1970年，常怀兄妹二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学习和成长。他们的命运，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万隆会议后的秘密交往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泰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自然而然地站在美国一边，沦为美国“反共反华”的一枚棋子，中泰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但“仰美鼻息”的日子并不好过。桑·帕他努泰是泰国资深政治家，时任泰国总理披汶的首席顾问，他认为，在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泰国离不开美国，但泰国应该同时与中国沟通交往，这是小国在大国之间的生存之道。于是，他开始积极寻求和中国更多的接触。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发举行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前夕，桑·帕他努泰向披汶建议：“我们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正式成员，但可以派人去旁听，当面了解了解中国人。”在他的推动下，披汶派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万隆会议。

周恩来总理代表新中国出席了万隆会议，发出了新中国的外交强音,精彩的演说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谣言，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一些原本对中国抱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原来的立场。

旺·威泰耶康亲王对周恩来印象很深，但在大会初期，他仍小心保持着一种既得体又疏远的关系。会议结束后，在接到周恩来邀他参加非正式晚宴时，鉴于美国压力，他感到有些为难。最终，他接受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意见，前往中国代表团住所共进晚餐，开始了中泰两国第一次正式接触。

晚宴上的谈话是坦率友好的。旺·威泰耶康亲王谈到了一直在泰国流传的谣言，说“中国正在训练靠近中老边界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周恩来非常直率地作了回答：“中国根本无意组织地下运动来推翻泰国政府，没有从事对泰国进行干涉和渗透的军事训练。”“欢迎泰国派任何代表团访问中国，可随意参观西双版纳，亲眼看看中国是否在作准备。”周恩来敦促旺·威泰耶康亲王在两国间架设一座桥梁，只有接触才有真正的了解，“百闻不如一见”。

一番接触下来，旺·威泰耶康亲王对中国的印象大为改观。回到曼谷后，他对桑·帕他努泰大谈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情友善，“周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人，一位天生的外交家，机敏、耐心、彬彬有礼”;称赞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坚定了桑·帕他努泰与中国接触、促进中泰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备受关怀的北京岁月

鉴于美国的影响和压力，泰国不能公开与中国建立联系。1955年底，披汶访问缅甸，桑·帕他努泰秘密随行。他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成功会晤，双方签署了秘密协定。此后，中泰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中国驻缅使馆成了周恩来和桑·帕他努泰互通书信的联络点。

1956年1月，在桑·帕他努泰的推动下，泰国派出一个民间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但在美国的强压之下，泰国政府在代表团回国后逮捕了他们。逮捕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为的是不让美国人插手，但以后不能再公开访华了。中国是否会误会?是否理解泰国的困难?桑·帕他努泰认为，不派联系人，政策的有效性就不可能持久。为向中国表明诚意，他决定效仿中国古代的“和亲”，送自己的一子一女去往中国学习，做两国间的友好使者。

桑·帕他努泰通过秘密渠道致信周恩来，表达了送子女到中国学习的意愿。最初，周恩来不赞成此做法，认为此举可能会激怒那些反对两国友好的人。

1956年4月，他复信桑·帕他努泰：“关于送你的儿子和女儿来中国的问题，我深切地感谢你对中国的友好和信任。然而，在经过充分的考虑后，我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你孩子来的时机，无论从目前的政治形势还是从你个人的利益来看，都是不合适的。”

但桑·帕他努泰不改初衷，认为这样做可以为未来中泰关系播下种子，中国政府会照料他的孩子。中方斟酌再三后，表示同意。1956年7月，周恩来回复桑·帕他努泰：“经过深思熟虑，如果你认为安全有足够的保障，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我们尊重你的意愿，并将尽力照顾好你的孩子。”

1956年8月，桑·帕他努泰将12岁的二子(中文名常怀)和8岁的女儿(中文名常媛)，秘密送往北京。临行前，他告诉孩子，中国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宝岛”，他们将有一次“迷人的探险”。作为掩饰和平衡，桑·帕他努泰又将长子送往美国学习。

常媛8岁赴中国时拍的照片

常怀兄妹抵达北京后，住在北京饭店，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店。他们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指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学习、生活事宜，定期报告他们的情况。一日，周总理终于抽出时间，请他的泰国小客人到家中吃午饭。

“礼宾官先把我们领到一个没有油漆过的大走廊，然后走进周的私人客厅。尽管陈设简单，但我赞赏‘皇宫’的美。我们坐下不多一会儿，他就进来了。他和到处可见的照片上长得一样—浓眉，双肩笔直，后背直挺，他长得很美。”这是8岁的常媛对周总理的第一印象。她和哥哥用泰国礼仪向周总理问好，周总理也同样回敬，用泰语“斯瓦迪”招呼他们。“他是中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距离一下被拉近了。当被问喜不喜欢中国时，常媛脱口而出：“我感到乏味。”周总理听了这直率的话笑了：“我想我理解你的感受。我在日本时，年龄要比你们大，我也感到很乏味。无事可干，语言也不懂。”他随即嘱咐工作人员，要让他们学汉语，多带他们出去玩一玩，看看城市的变化。

常怀向周总理转达了披汶和父亲的问候，转交了披汶的一对小象牙和父亲的一只雕纹银烟盒。周总理谢谢他，说：“你父亲是个勇敢的人，中国曾是一个受西方国家威胁的落后国家。现在你父亲也在努力争取泰国的独立和尊严。我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你们的国家，也许我要等到泰国政府接待我而又不太尴尬的时候。”

午饭准备好了，邓妈妈(常媛这样称呼邓颖超)招呼大家吃午饭。“她与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高雅、简朴、整洁，将相风度和巨大的魅力，与她朴实无华和文雅的举止完全不同。她对我们热心体贴，循循善诱。”当常媛告诉她感到多么乏味、多么不喜欢旅馆时，邓妈妈拉着她的手说，正给他们准备一所大房子，是一幢典型的京式平房，非常宽敞，有一个院子，还会安装中央供暖设备，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临别时，周总理抚摸着常媛的头说：“你们的父亲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把你们托付给我，以了解中国和她的文明，这样你们在将来可以干大事。”

一段日子后，常怀兄妹结束了宾馆生活，搬进了精心为他们准备的四合院。房子位于东城区的烧酒胡同，门口有两只大石狮子，推开朱红色大门，穿过半月形门进入院子，能看到绘有鸟兽图案的走廊。常怀兄妹住在东边，二人房间相连，有一扇门相通，每间房子里都有一张俄式大床。大客厅的地上，铺着又厚又大的地毯，室内整齐地放着沙发和扶手椅。两个大浴室装有马桶、浴缸。靠西边还有一间游艺室，隔壁是一间小游戏室。为二人配备的司机、厨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曾经在泰国生活过的中国人。周总理坚持要兄妹二人不能忘记泰国的文化和语言。

由于当时中泰尚未建交，常媛、常怀的真实身份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工作人员不知道二人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特殊的来宾。在家学习一段汉语后，二人以“外国留学生”的公开身份，被安排到北京师大附中读书。为了保障兄妹俩的安全，周总理特意向组织申请了一辆轿车接送他们。这份特殊待遇让他们在学校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同学甚至对他们产生了敌意。周总理知道后，向学校师生表明，这对兄妹是他照顾的孩子。这让常媛和常怀逐渐被同学们接纳。

周总理有时会不事先打招呼来看望兄妹俩。每当看到周总理来，小常媛总会奔到门口，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拉着他的手来到客厅。北京的冬天很冷，但小兄妹的房间舒适暖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散热器不停释放着热量。周总理告诉二人，他要出国访问，离开些日子，“要请廖承志来照顾你们，我要你们与一家中国人一起欢庆中国的新年和春节。廖将是你们在中国的父亲。我不在时，你们可以像找我一样找他。”

廖承志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很快就拉近了与兄妹俩的距离。不久，廖承志请兄妹二人到家中做客，带他们去见自己的母亲何香凝。何香凝热情地招呼着两位小客人，带他们去看她“特别”的柜子，那里藏着珍宝：来访者从香港、日本、澳门带来的听装罐头和其他小吃。听说二人还没有中文名字，她若有所思，提笔写下几个汉字：常怀、常媛。“常”是南方常见的姓，又与他们父亲的名字“桑”发音接近，“怀”有把祖国牢记在心之意;“媛”意为漂亮的女孩。常媛、常怀很快融入了廖家，和廖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称廖母“阿妈”，称廖承志“爸爸”。兄妹俩与廖家也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1963年何香凝(后排右三)生日廖家合影，坐在何香凝前的为常媛

在周恩来总理和廖家的关怀下，常媛和常怀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每当有时间，周总理就会邀请兄妹俩到家中做客，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这里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这句话，周总理不止一次对兄妹俩说过。

在历史的风暴口

桑·帕他努泰把一对儿女送到中国时，原想在短期内促成泰中建交，但就在常媛、常怀到北京的第二年，泰国政局发生了变化，披汶政府被推翻，他们的父亲桑·帕他努泰也因“亲华”被逮捕，一关就是7年。兄妹二人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否要被送回泰国?

“你现在不能回家，你很可能被逮捕，至少被拘留。这只会使你父亲的处境更加复杂，”面对忧愁的常媛，廖承志坚定地说，“在严峻的形势中，更有必要冷静考虑，要看得远一些。在泰国和中国面前有一段很长的路，你俩都是这条路上的珍珠。”

周恩来对两个孩子说：“在打开泰中关系的事业中，你父亲是一位老战士、一位坚定勇敢的领导人。”“现在，代他照看好你们是我的职责，我们将通过把你们培养成这一事业的接班人来实现他的愿望。你们现在也是中国人民的孩子，邓妈妈和我把你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

滞留北京的兄妹俩一如往昔地受到周总理和廖家的关爱和保护。常媛曾回忆说：“在中国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从1956年到1970年，我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学习和成长。我在周总理身边学习生活了14年，比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还长。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我的孩子。”

常媛、常怀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北京合影

1963年秋的一个晚上，廖承志不告而至，给兄妹俩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周总理终于请在泰国的朋友去监狱探望了你们的父亲。他身体、精神都很好。周总理告诉他，你们俩也很好，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你们父亲表示了慰问。”他将一封来信转交给二人，那是5年来他们第一次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写道：“获悉你们近好，十分欣慰。我为周总理的友谊所感动。即令在我国同胞骨肉中也很难找到如此坚定的朋友。”

1966年，军事法庭撤销了对桑·帕他努泰的指控，将其释放。1967年初，桑·帕他努泰经泰国政府批准，到中国看两个孩子。此行，他还肩负着另一个外交使命。美国驻泰使馆副大使委托他向中方传递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重要机密口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桑·帕他努泰要求会见周总理的请求被拒绝了，而且还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了泰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不受欢迎的人，勒令出境。

在北京的泰侨激进分子对常怀、常媛兄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要求二人与父亲划清界线。常怀拒绝屈服，被驱逐出境，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中国。常媛在周恩来办公室的关心下，化名潘红，来到解放军驻河北一个公社里的工作组生活，同部队其他人一起参加劳动。几个月后，部队奉令迁移，临行前，为常媛找了一户可靠的农家寄住。一年半后，常媛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国棉三厂当工人。1970年，常媛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一位英国人戴维，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跟随戴维离开生活了10余年的中国，去了英国，并在那里结婚。

1976年，常怀、常媛与廖承志一家合影。

“做中泰友好的使者”

“做中泰友好的使者”，是周恩来总理经常对常媛、常怀讲的话。数年后，兄妹二人参与了中泰之间的“乒乓外交”，真正践行了周总理交付他们的为中泰友好铺路的使命。

20世纪70年代，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中国回归世界的必然性。1971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到北京，进行友好访问和交流。他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代表团。在接见后不到12小时，远在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就对外宣布中美关系五项“新步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的关系开启了正常化进程。这就是中国外交历史上重要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桑·帕他努泰看到美国与中国的联络，敏锐地认识到泰中加强交往时机到了，便让常媛去中国接洽。离开中国多年的常媛，从英国来到北京，再次见到了周总理。二人谈到了桑·帕他努泰为使中泰关系正常化所作的新努力，周总理深情地对常媛说：“你已经成为我们曾说过的一座小桥。你是中国的朋友，又是中国的孩子。现在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起码我们可能会实现你父亲和我关于中泰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告别时，邓颖超送给常媛一件她多年穿的、纯蓝色面料的貂皮大衣，作为结婚礼物。

接着，周恩来总理决定在北京要组织一场“亚洲乒乓球赛”，泰国政府第三号人物、贸易部部长巴实，将秘密随泰国乒乓球队一同前往。这将是10余年来泰国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泰关系还比较敏感，常怀、常媛被派先行前往北京，进行初步接触。

1972年9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泰国贸易部部长巴实和常怀兄妹。常媛担任翻译。周总理谨慎地回顾了中泰关系的历史，称就目前来说，中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还存在困难，但“我们可以等待。两国人民可以在贸易、文化和体育等方面先建立联系”。周总理指着常怀两兄妹说：“他们两个是我们两国存在着良好关系的证明。他们俩现在是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坚实的桥梁。”这次会谈非常成功，从那以后，中泰两国官方、非官方的交往多了起来。

1975年3月，泰国成立了以政治家、文学家克立·巴莫为总理的民选文官政府。中泰关系正常化进程大踏步前进。在历经中泰双方许多人士多年的努力后，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泰建交联合公报，两国正式建交。

1975年，常媛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她为孩子取名“念周”，以寄托对周总理的深切思念。1976年1月，常媛敬爱的周伯伯去世了。1978年2月，桑·帕他努泰夫妇、常怀兄妹和常媛的儿子念周，一起作为邓颖超的客人，来到中国。见面时，常媛把3岁的念周抱给邓妈妈，她深情地抚摸着念周，连声说道：“老朋友，老朋友。”1978年，常媛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念廖”。

(作者单位：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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