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夫妇率先倡导和实行火化

殡葬改革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一项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周恩来和邓颖超即是这方面的积极推进者。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作为总理，带头响应。周恩来从童年丧母且10岁时在淮安亲手安葬嗣母陈氏，1939年3月29日回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1942年7月中旬在重庆痛哭亡父又为其树冢立碑，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坚决平掉淮安、绍兴等处祖坟，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心怀国家、情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

带头做工作以平祖坟还耕

1956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26日下午和27日及28日下午继续主持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7日这天，毛泽东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随即，周恩来、邓小平等百余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倡议书上联合签名。

倡议书中写道：“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最终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有136人。

中共中央作出以上相关决定后，周恩来带头把父亲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他老家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平掉、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

平掉自己祖辈的坟墓，并非不孝敬祖先之举，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如果说有人认为有冲突的话，那追根溯源只是思想观念上的认识差异而已。

周恩来的孝心是一贯持有的，常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生信条。早年在外求学或南征北战奔波于革命事业时，他都不会淡忘亲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也多次怀念逝去的亲人。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操劳国事之余，他依然牵挂亲人，1950年曾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家在淮安无田地，除驸马巷的房屋(即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便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期间尽管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和地方政府的冷处理，可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到最后付诸实施。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恩来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特意写信给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1965年，周恩来特地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便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但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周恩来见弟弟无异议，接着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随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恩来后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着“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掀起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同样地，周恩来夫妇对于周家祖籍地浙江省绍兴市的祖坟，也努力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和尽心说服老家亲戚们，进行了尽快的平坟还耕。

1939年3月28日至31日，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东南抗日战场前哨浙江视察工作，并回故乡绍兴走一遭。3月29日上午，他乘船到绍兴平水外凰狮子山、四丰村唐家岙等地祭扫祖坟。每到一处墓地他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还给了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77年9月，邓颖超按照周恩来遗嘱，托人将他在绍兴多位亲人的祖坟平去，还地于民。唐家岙周氏十六世祖周文灏的墓地，成为一片平地，此后年年岁岁，农民都在上面种菜。而在外凰狮子山上，周恩来家的祖坟地，树木成林，已看不出曾是坟地。

派人秘密把重庆的墓地平掉

1958年11月24日，周恩来专门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承办上辈老人坟地事宜，并认真交代说：“老人的坟是我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

11月28日，童小鹏秘密组织当地相关部门，由沙坪坝区房管所施工员陈国祥带领十多人组成移葬队，将当年的红岩墓地平掉还耕，将包括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和邓颖超母亲杨振德以及重庆办事处几位病故同志的坟墓等在内的14口棺木，都起出后捡拾遗骨进行火化，并将骨灰装入罐中。

随即，移葬队选定墓地旁边几百米外一块水田，放光水后现挖深度几米，又用砖砌成一个深坑小穴，将骨灰罐放置其中，不留痕迹，并将墓碑覆盖其上，用水泥抹缝，回土夯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之后，他们又把这块庄稼地放水还原成田，并在原来的坟墓上重新又种上了庄稼。只在田头栽了5棵桉树，立了一块刻有14位去世者名字的小碑，并且将那块坟地全部交给沙坪坝公园使用。最后，还遵照周恩来的意见，由他支付所有移葬工钱及各项费用。

周恩来父亲周贻能生于1874年，为人忠厚老实，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四处漂泊，艰难度日。1940年秋，周贻能与邓颖超母亲杨振德两位老人一起来到重庆红岩村，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聚。1941年入夏后，69岁的周老先生患病卧床，病情恶化，7月10日谢世而去。7月14日上午，周恩来夫妇送灵扶柩，将周老先生安葬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且与闹市一墙之隔的复元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革命公墓”。1940年11月18日，邓颖超母亲杨振德病逝后，也曾被周恩来夫妇安葬于复元寺墓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春，周恩来率团出访路过重庆时，提出将岳母及生父遗骨取出火化后深埋，平坟还耕……1984年2月，周贻能、杨振德两位老人的骨灰又被移葬到红岩公墓，与另11位曾在红岩村生活、战斗过的先辈合墓。

邓颖超(左二)与周恩来(右)在杨振德坟前。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的殡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识到，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1972年因积劳成疾查出患有癌症以后，周恩来多次与医疗组的医生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无论是带头在“实行火化”的倡议书上联合签名，还是率先做相关工作推动平掉先辈坟墓还以田耕的勇敢举动，都表明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愿为全国各族人民作出表率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博大胸怀，充分体现了他们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决心和气魄，这一举动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推行殡葬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遗嘱自己骨灰要撒掉，死了照样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生前也多次提到自己死后要进行火化并把骨灰撒到祖国大地的意愿。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商定，并相互保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们认为，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

周恩来曾经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他自己的观点：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骨灰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活着为人民服务，死了照样为人民服务。邓大姐也说，死人不要跟活人争地盘。中国的土地就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每个人占一平方米，多少年以后，咱们还能给后代留下多少土地?不如把骨灰撒在水里、撒在海里头。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可以供做尸体解剖和医学研究来用。邓颖超回忆说：“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事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得到落实，周恩来还在病床上两次约见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说：“我和大姐10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中央作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边，我可以保证她的愿望实现。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证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还可以留下遗嘱。”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谈到骨灰处理问题，他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使赵炜很受教育，她说：“我对他们两人更加敬仰了，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

为了实现周恩来的遗愿，邓颖超没有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只是向前来告别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恩来生前对后事处理的意见，并请求报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按照周恩来的遗愿，1月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祖国大地河流的请求。1月15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周恩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首都各界5000人参加，邓小平致悼词。

1976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周恩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颖超手里捧着的是周恩来总理的骨灰，这是举国悲痛的一天。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邓颖超让周家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向亲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在场的亲属们一听忍不住失声痛哭，请求道：“我们留不住伯伯，难道连骨灰都留不住吗?”邓颖超一脸严肃，郑重其事地对亲属们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邓颖超给亲属们开完会，亲手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4个文件袋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之后便准备护送骨灰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好又在台湾厅待了一会儿后，便决定由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当晚，邓颖超亲自护送周恩来骨灰到通县机场。受邓颖超的委托，西花厅党支部的张树迎、高振普一起参加了执行骨灰撒放任务。

1976年1月15日晚，张树迎与高振普一起带着周恩来的骨灰，乘坐飞机，将骨灰分别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到天津之前，他们曾希望机长将飞机降低一点，把骨灰直接撒在海河里头。但是机长很无奈地说这个不行，这都是中央规定的飞行高度、速度和投放地点，不能更改。因此最后只能在空中把骨灰撒向海河里头。

待邓颖超同大家忙完周恩来的丧事之后，她郑重地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保管好总理的旧骨灰盒，待她日后离开人世时也要重复利用这个骨灰盒，没必要买个新的。1992年邓颖超逝世，用的骨灰盒就是总理的，对此，曾在邓颖超身边自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秘书数十年的赵炜回忆说：“今天用的骨灰盒，是周恩来总理去世时用的骨灰盒，她(邓颖超)说这样节约，‘等我死的时候还用(这个)骨灰盒来装我的骨灰’。当时的确是按照她的交待收藏起来，然后我每年立了秋的时候把骨灰盒拿到外头通通风，所以总理逝世已经16年了，我们的骨灰盒保护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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