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史沫特莱：“人类最好是相关心”

鲁迅五十寿辰像(史沫特莱 摄)

鲁迅曾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鲁迅一生结交不少国际友人，其中美国左翼作家、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她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12年，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她表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我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史沫特莱逝世于伦敦，后其骨灰被运往中国，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先后创作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遗作) 5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历程，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红色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沫特莱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她认为鲁迅是其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其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他们一起为社会底层民众呐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并肩作战。鲁迅逝世后，史沫特莱的名字列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其著作《中国的战歌》专门为鲁迅列出一节。

01
建立友谊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深入东北矿场、北平火柴厂和广东缫丝厂等工厂及广大农村地区进行采访、调查，并撰写劳工调查报告反映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矿工的奴役，关注工厂中的童工问题、女工待遇及广大农村地区百姓境况等。

1929年5月，史沫特莱到达上海，后通过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知道了为民众呐喊的鲁迅，非常渴望能够结识他。1929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得史沫特列女士信，午后复”，大约他收到的是史沫特莱请求拜访的信。征得同意后，27日，史沫特莱在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拜访鲁迅。鲁迅当日日记有记载：“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董字秋士，静海人，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报》通讯员，索去照相四枚。”这是史沫特莱与鲁迅的初次见面。1930年2月10日，董绍明拜访鲁迅，赠送其主编的《世界月刊》五本，以及史沫特莱委托其赠给鲁迅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德译本一册。扉页上有史沫特莱的英文题字：“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930年2月2日于上海。”题字既表达了史沫特莱对鲁迅的爱戴与崇敬，也表现了两人为建立新社会而工作、战斗的崇高理想。

史沫特莱题赠鲁迅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1930年5月1日，史沫特莱撰写、董绍明翻译的《中国乡村生活断片》发表于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5月5日，鲁迅为周建人所作的《〈进化和退化〉小引》中，引用史沫特莱该文中的两段话，论述改造社会与改造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同年9月，恰逢鲁迅五十寿辰(虚岁)。17日，由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等发起，左翼文艺界人士主导，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的一家荷兰西餐馆秘密举行了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鲁迅日记记载：“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为了保障宾客的安全，地址是由董绍明、蔡咏裳夫妇委托史沫特莱出面租用的。纪念会上，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多张照片，其中一张坐在餐馆草坪藤椅上的纪念照曾发表于美国《新群众》杂志，并配有英文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摄于他五十寿辰日。他还积极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

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史沫特莱非常关心鲁迅的安全，在不知晓其全家已在内山支店避难的情况下，乘车前往鲁迅寓所准备接走他们。

1935、1936年间，鲁迅健康逐渐恶化，史沫特莱经常去探望，多次建议他到国外治病和休养，并设法为其安排疗养的地方。但鲁迅因工作拒绝离开上海去国外疗养。1936年，史沫特莱请来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肺病专家邓恩医生为他诊治。

02
文艺交流

在近现代中国新文化浪潮中，美育思想颇为流行，美术被视作国民教育、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思想的先驱者，他以独到的艺术眼光发掘了木刻版画的“力之美”，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绍介外国版画，积极倡导和推动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其中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 1867—1945)是鲁迅非常重视的德国版画家，她的作品对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表现题材、战斗性格、创作技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是将珂勒惠支版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31年9月，为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鲁迅将珂勒惠支版画《牺牲》刊登于左联刊物《北斗》的创刊号，并配有自己撰写的《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这是珂勒惠支被介绍进中国来的第一幅版画。《牺牲》是珂勒惠支木刻连环画《战争》中的一幅，“刻一母亲含悲献出她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时正值欧洲大战，她的两个幼子都死在战线上”。鲁迅通过德国书店的目录偶然看到这幅版画，为了纪念柔石便投给了《北斗》，读者则认为这幅版画的刊登是对2月7日遇害的24位革命青年的纪念。

刊发于《北斗》创刊号的珂勒惠支版画《牺牲》

大约是在1928年(也有研究认为是1930年)，鲁迅通过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的研究文章了解了珂勒惠支的版画艺术，并于1930年写信委托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笔名梵澄)为其购买珂勒惠支版画。鲁迅欣赏珂勒惠支“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赞扬她“不但为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中国青年也怀有悲悯之情，在全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青年作家的暴行时，珂勒惠支也有署名。对于珂勒惠支版画“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鲁迅也有共情，在专制政府的恐怖统治下，他坚信沉默中压抑着猛烈的情感和巨大的力量，“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鲁迅与珂勒惠支都是“战斗的作家”，他们虽分属不同民族，却并不隔膜，精神相通。他们的文艺作品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艺术，是超越民族壁垒“为人类的艺术”，在呐喊与沉默中均蕴含着强韧的抗争的力量。

而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便与珂勒惠支熟识，她们曾一同为《节育》杂志工作，珂勒惠支还曾以史沫特莱为模特写生，史沫特莱对珂勒惠支的版画也非常熟悉，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珂勒惠支及六幅版画》一文。与鲁迅相识后，史沫特莱多次帮他购买珂勒惠支版画，尤其是原版拓本，成为鲁迅与珂勒惠支之间的文化使者。1931年4月7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托 A. Smedley 寄 K. Kollwitz 一百马克买板画。”8月17—24日，鲁迅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他自己任翻译。在观摩环节，鲁迅讲授他刚在德国购买的珂勒惠支版画。为了酬谢内山嘉吉，鲁迅还将购得的珂勒惠支版画《织工的反抗》六幅赠送给他。1935年开始，鲁迅以原版拓本为主，并复制画帖，共选取21幅珂勒惠支版画作品编制成《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交由上海三闲书屋于1936年5月初版。其间，鲁迅联络印刷、选画、撰写序目介绍珂勒惠支生平及艺术风格和社会影响，为21幅画作编写说明、设计封面及广告，并邀请史沫特莱为其作序，又托茅盾将序译成中文。

鲁迅设计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广告，左边是选集中的珂勒惠支版画《德国的孩子们饿着!》

经鲁迅介绍进入中国后，珂勒惠支对中国现代版画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青年版画家均受惠于此，创作了大量反映民众苦难与反抗压迫、具有战斗品格、悲悯而有力量的美术作品，促进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长足发展。鲁迅所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内四十本为赠送本，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出版后不久便通过赠送和海外销售的方式传入日本，促进珂勒惠支版画在亚洲的进一步传播。

03
革命活动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统治下，鲁迅和史沫特莱不顾个人安危，为中国文艺界及国际进步人士发声，以实际行动反抗专制统治，这进一步坚定了两个人的革命友谊。通过与鲁迅的交往，史沫特莱还认识了红色革命家，了解了中国红军和红色革命，并促成了她到陕北去的行动。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24位革命青年，包括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悲愤不已，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于4月出版的《前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并于9月《北斗》创刊号刊发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3、4月间，他专门为美国《新群众》杂志作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界的污蔑、压迫。鲁迅还与史沫特莱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向国际社会公布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作家的暴行。宣言后经茅盾修改，并由茅盾和史沫特莱译成英文，以《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为题发表于1931年6月美国《新群众》杂志，同时还刊登了“左联五烈士”及宗晖六位被害者的照片和传略。这篇宣言激起了国外文化界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使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革命活动得到了国际进步力量的极大支持。1936年，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专制统治下中国作家的悲惨处境，鲁迅撰写了《写于深夜里》发表于5月上海《夜莺》月刊，并由史沫特莱、茅盾翻译成英文，英译第一节6月发表于上海英文期刊《中国呼声》。

美国《新群众》杂志，刊有《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及六位青年的照片和传略

经过多次合作，史沫特莱与鲁迅、茅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正如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所说：“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

1931年6月，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逮捕国际友人牛兰夫妇。1932年3月，史沫特莱与第三国际工作人员，为营救牛兰夫妇拜访鲁迅。7月，鲁迅与茅盾、陈望道等36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同时，成立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这使当局不得不按照法律程序审判。年底，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保障人权，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为重要盟员。1933年2月17日，英国作家萧伯纳到达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寓所设宴欢迎萧伯纳，鲁迅和史沫特莱均出席了宴会，并与萧伯纳合影留念。

鲁迅对红军和中国革命形势非常关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秘密到上海疗养，鲁迅邀请他到家里会晤，听其介绍红军反“围剿”的情况。

宋庆龄(左三)与萧伯纳(左二)、史沫特莱(左一)、鲁迅(右一)、蔡元培(前排右三)、林语堂(右二)、伊罗生(后排右三)合影

1930年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上，史沫特莱听了《上海报》编辑作的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报告。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遇见从陕北归来的冯雪峰，有几个星期，她每天晚上都和冯雪峰坐在一起聊天，记录他的谈话，对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有了深入了解。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一直坚持到陕北，1936年2月参加红军东征，同年4月被中共中央派到上海执行重大而秘密的任务。与冯雪峰的深入交流促成了史沫特莱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行动。

04

精神交汇

1936年夏，史沫特莱来到陕西临潼，通过共产党人了解抗日前线信息。10月，她惊闻鲁迅逝世的噩耗，深感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尽管她当时不在上海，但因她与鲁迅深厚的革命友谊，她的名字被列入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1937年11月，她所作的《追念鲁迅》一文发表于《文学》第九卷第四号，记述了她和鲁迅的交往，高度赞扬鲁迅对革命青年深沉的爱和对专制统治毫无畏惧的抗争。

鲁迅虽然去世，但其一生凝聚为“民族魂”，鼓舞着中华儿女为反抗侵略进行持续而有韧性的斗争。史沫特莱则以实际行动践行她和鲁迅为中国民众呐喊、为自由及解放抗争的革命志向。1936年11月，她在西安负责对外的英语广播，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1937年初，史沫特莱抵达延安，遇到丁玲和大批红军战士，几经辗转后到达延安红军总部，在继续进行采访报道的同时，着手为朱德写传记。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延安的新闻封锁，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了解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史沫特莱向上海十几位一流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了秘密邀请函，邀请他们到延安。来到延安的新闻工作者，广泛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物，常与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对延安、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真切生动的了解。全面抗战爆发后，史沫特莱先后跟随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前线和后方，跨越陕西、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贵州等多个省份，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忠实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抗战情况，并加入红十字会为数以万计的伤病人员募集医疗物资，同时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1940年9月，史沫特莱因多重疾病缠身抵达香港治疗，身体稍有康复后便专注于慈善事业。

1941年，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她计划将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书，为筹措资金四处演讲，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宣扬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并进一步呼吁美国社会给予中国人民更多的支持。1949年，史沫特莱等人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年离开美国前往英国。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病逝于英国，1951年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的碑文由朱德亲笔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和史沫特莱之间的深厚革命友谊，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外进步人士为全人类解放事业共同努力的见证。2010年11月30日，史沫特莱逝世6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和缅怀这位传奇女性，纪念鲁迅和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了史沫特莱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本文选自《纵横》2023年第11期，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员，图片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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