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桃子”:战后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权之争

作者:李学通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4-10-20 262

“摘桃子”:战后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权之争

有关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以下简称“伪满大陆科学院”)的历史,以往学界研究成果中虽有涉及,但专题性讨论依然缺乏。在抗战胜利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下,国民政府对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变成“劫收”,使这所侵华科研机构未能完整保留而贡献于中国科学事业。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此“摘桃子”行为中的个案,透视国民党政权战后如何在争权夺利的内耗中走向失败,并管窥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一、“亚洲不多有”的侵华科研机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扶植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5年3月22日,伪满洲国在首都新京(长春)建立了一所“国家最高综合科学研究机构”大陆科学院。该院旧址位于今长春市人民大街5625号,现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使用。该院名义上直隶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实际由日本人创立并主办,也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的重要工具。伪满大陆科学院扩张迅速,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已成为一座规模庞大、“亚洲不多有”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

(一)机构完备,规模庞大

伪满大陆科学院位于长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南段,总占地面积达25万平方米。自1936年至1941年间,院本部先后修建18栋办公及科研用房,总建筑面积达15460平方米。其中本馆建于1937年7月,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建筑面积5886平方米,1937年12月投入使用。另有建筑面积1639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一栋,由冶金机械研究室和低温试验室使用;建筑面积1024平方米的平房一栋,为土木研究室;以及用于日本关东军马匹防疫部的建筑等。

伪满大陆科学院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前所长大河内正敏组建,1935年3月正式成立,伪满政府颁布了《大陆科学院官制》。该院组织结构仿照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以研究室为单位,各研究室预算独立,其中规模较大者实际相当于一般的研究所。该院除成立之时自建的一些研究室外,1937年初还接管沙俄时代成立的哈尔滨文物研究所,并改设为哈尔滨分院。后又接收满铁的水道研究所、污水处理试验所、兽疫研究所(沈阳)、地质调查所等多个研究机构。1938年,接收伪满马政局马疫研究处(以下或称“马疫研究所”)、伪满民政部卫生技术厂(1945年改名伪满厚生部厚生研究所,实际仍由大陆科学院指挥监督)等。至1945年初,该院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内部机关除总务科、企画室外,还设置有与研究目标相对应的研究机构:院长研究室和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气化学、发酵、土性、纤维、燃料、燃烧、冶金、机械、动力、航空、电气、土木第一、土木第二、建筑、防空、应用物理23个研究室,有高温试验、低温试验、理化学试验、木材试验4个专业实验室,还有油脂、胶合板、机械加工、玻璃4个试验厂和1个畜产实验场,1个哈尔滨分院,以及3个直属研究处所,即长春市宽城子的马疫研究处,沈阳市铁西区的兽医〔疫〕研究所和长春东万寿大街的地质调查所等。

经费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1年伪满大陆科学院预算经费及实际支出如表1:

“摘桃子”:战后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权之争

人员构成方面:特任官院长1人,先后由直木伦太郎、铃木梅太郎出任,最后一任院长为满铁前总裁大村卓一。简任副院长1人,荐任研究官25人(其中简任9人),荐任副研究官36人、理事官1人、事务官3人,委任属官31人、研究士121人。

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有:综合性的《大陆科学院研究报告》《大陆科学院汇报》,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地质调查汇报》《地质调查所要报》,马疫研究处出版的《马疫研究处报告》和卫生技术厂的《卫生技术厂研究报告》等。

(二)研究领域广泛,着重实用技术

伪满大陆科学院不仅机构庞大,而且研究领域广泛,涵盖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诸多学科,被认为是注重“将理论与应用之研究打成一片”的“大规模之工业技术研究与实验机构”。甚至有人认为“即使日本国内的理化学研究所、东京工业试验所也无法与之相比”,为“亚洲不多有之综合研究机构”。

其研究对象和工作目标主要分为4类:1.东北地区自然情况的调查研究;2.东北地区农业、林业、畜牧业、矿产及化学工业的研究及改进;3.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卫生学研究,以使日本人适应在东北的生存;4.东北地区传染病及其他疾病的研究和防治,以增强日本人的适应性。研究内容则包括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气化学、冶金、机械、动力、给排水、土木、建筑、土壤、燃料、航空、防毒等众多领域和专业。即使在战后接收过程中遭到多轮破坏,损失泰半,其所存“设备远非国内任何研究机构所能比拟”。

该院尤其专注于应用问题的研究,自称以三分之力为纯粹理论之研究,七分之力用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实际上就是为日本侵华特别是侵略东北地区提供科技服务。例如,卫生技术厂(后改称厚生部厚生研究所)除主要从事传染病及其他各种病源研究,包括鼠疫苗、瓦斯环境、坏疽病毒素、炭疽病菌、赤痢菌、结核预防、酿脓性球菌毒素,各种寄生虫的分布如肺脏寄生虫、肝脏寄生虫、鼠疫媒介动物等外,还从事实验制造各种传染病菌、预防剂,以及日本开拓民住处设计调查和卫生技术人员训练等多方面工作。该厂本身就设有研究室:第一到第四细菌血清研究室,以及百斯笃、毒素、病理、痘菌〔苗〕、寄生虫卫生昆虫、卫生化学、制剂、环境卫生等众多研究室。“研究人员中,有研究官8名、副研究官11名、技佐1名、研究士38名、技士2名、技术员32名。研究项目为传染病、地方病等病因研究,环境卫生和环境化学的调查研究,预防治疗药物的实验研究等”。

此外,哈尔滨分院主要从事动植物、地质、经济和考古学研究。截至1942年,该院已有37项成果获伪满洲国专利,其中11项同时获得日本专利。

(三)日本经济侵略、资源掠夺的工具

伪满大陆科学院名义上属于伪满洲国,并且由伪总理大臣直辖,但实际上正副院长、研究室主任皆由日本人担任,不论是行政事务还是科研业务,领导权完全由日本人掌控,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也都是日本人。后期虽有少数中国籍职员加入,也主要是研究士等初级人员或事务员工。

尽管伪满大陆科学院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本质上是为日本侵华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侵略利益服务,“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的重要工具”,具有“内容的综合性、性质的掠夺性以及成员的排他性”三个极为鲜明的特点。例如,伪满大陆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中,大量是为日本向东北地区移民服务的研究,如《满洲移民之可能性研究》《日本人对满洲伤寒之免疫问题》《开拓民食粮之配给问题》《开拓村肥料问题》《开拓村免疫问题》《开拓村下水之处理》《开拓民饮用水之合理化》《开拓民之健康问题与移民性能问题》,以及《战事与营养》《国防科学化》《硝石战事用途的研究》等。卫生技术厂更是“为日本侵略者生产细菌武器提供技术与物质条件”。

抗战胜利后,对伪满大陆科学院进行过详细考察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生物学家罗宗洛认为,该院尤其专注于应用问题研究,且存在着为争取经费,虚张声势,门面虽大,但内容并不相称的问题。在铃木梅太郎任院长时期,人才与经费皆不成问题,研究内容颇为充实,但铃木去世后,该院也每况愈下,有名无实。

二、接收方案之争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主管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工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于1945年10月8日呈报行政院,提出伪满大陆科学院所属各单位应由各有关机构即经济部、农林部、卫生署和中央研究院分别接收整理的接收方案。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重要科学机构的主管领导,翁文灏对伪满大陆科学院的价值自然心知肚明。

行政院采纳翁文灏的建议,于10月24日分别指示经济部、农林部、卫生署、中央研究院,分别负责接收相关部分。根据行政院批准的“翁文灏方案”,伪满大陆科学院所属30多个单位,其中“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燃料、冶金、机械及动力、电气、土木、建筑9个研究室,理化、木材、低温、机械工作4个试验室,油脂、胶合板、硝子(玻璃)工作、机械工作4个工场,以及地质调查所,由经济部接收。院长研究室,以及生物化学、土性、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气化学、燃烧、航空、上下水、防毒10个研究室,由中央研究院接收。畜产实验场、马疫研究所、兽医〔疫〕研究所等由农林部接收。卫生技术厂由卫生署接收”。翁文灏随即以经济部部长名义指令其下属相关部门:“农业化学研究室、林产化学研究室、畜产化学研究室、机械及动力研究室、土木研究室、理化试验室、木材试验室、低温试验室、机械工作试验室、油脂工场、胶合板工场、硝子(玻璃)工作工场、机械工作工场等十三个单位应由中央工业试验所接收;电气研究室、建筑研究室等两个单位,应由资源委员会接收;燃料研究室、冶金研究室等两个单位应由矿冶研究所接收;又地质调查所一所应由中央地质调查所接收,分别予以整理。”他本人兼任主任委员的资源委员会,又令饬所属中央电工器材厂“派员接收”电气研究室和建筑研究室。

然而,行政院的“翁文灏方案”甫一公布,即受到多方的反对和挑战。面对伪满大陆科学院仪器设备乃至科学研究成果等重要科学资源带来的巨大利益,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首先明确表示反对“翁方案”。他主张伪满大陆科学院应由中央研究院整体接收,要求行政院重新核定接收办法。朱家骅在10月30日致行政院的公函中提出:伪满大陆科学院系以整个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其所属各单位亦系为完成此种研究工作而次第设立,各部门均归纳于一个有系统的组织之内,互相联系,因此不宜分割。如果由各机关分别接收,势必破坏其整体性,造成研究工作因缺乏联系而难收速效。他认为,伪满大陆科学院“所属各单位之工作,本院各研究所均可接收整理进行研究”,中央研究院一家接收,“俾能维持其整个性以便整理与进行研究”。对全部由中央研究院接收的“朱家骅方案”,行政院在11月10日给中央研究院的回复中断然回绝,仍坚持分散接收的原案,给出的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伪满大陆科学院“其研究项目类属应用科学,与贵院之偏重纯粹科学与人文科学者略有不同,似仍以分由各有关机关接办为宜”。

行政院内部对“翁文灏方案”也有不同声音。行政院秘书处就认为,分散接收方案以局部立场论自属妥适,但伪满大陆科学院与一般行政或事业机构不同,是一个以整个东北地区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有机体组织,规模庞大,国内各机关高水平人才有限,由某一机构单独接收也有实际困难。因此,行政院秘书处在“翁文灏方案”“朱家骅方案”之外,又提出一个由各有关机构分别派员,统一接收,然后整体易名改组的“统一接收方案”,或可称为“秘书处方案”。秘书处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签呈中建议:采一折中办法,在各项工作暂仍其旧的原则下,易名改组,有关各机构均派员参加,仍保持伪满大陆科学院原有研究机构之独立与完整。该方案甚至建议放弃行政院主导,改“由中央研究院召集教育、经济、农林三部及卫生署商拟办法”。但是这个方案也没有被宋子文采纳。

此外,农林部部长周诒春也反对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燃料、冶金、机械及动力、电气、土木、建筑9个研究室由经济部接收。他认为,对于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三部分工作,农林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及中央畜牧实验所已有多年从事类似研究的历史,因此要求将这3个研究室改由农林部接收,且划归中央研究院接收的土性研究室,“与本部主管业务之关系更为密切,而且根瘤菌一项本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年来亦正积极研究,上项土性研究室似应一并交由本部接收,以期统一研究而宏实效”。行政院接受了周诒春的要求,准予照办,并于12月22日正式指令将伪满大陆科学院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及土性研究室改由农林部接收,并行文中央研究院要求执行。

对于行政院此番操作,朱家骅大为光火,12月26日再度致函行政院,指责分割接收的方案“殊不合理,且于实际工作之进行恐多妨碍”;并表白自己完全是“由学术立场,维持研究工作之整个性及研究机构之完整起见,以为应由一个机关全部接收,而不宜数个机关各自接收”,对具体由何机关接收并无成见;坚持要求行政院重新裁夺。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一个方案:保持原伪满大陆科学院“整个独立存在,而另改名称另派负责人员接办,亦无不可”。面对朱家骅强烈的反对态度,行政院不得不提出新的折中方案,新方案基本采纳行政院秘书处的意见。1946年1月26日,行政院致函中央研究院,提出请中央研究院负责召集经济、农林、教育三部和卫生署及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商拟统一接收办法,然后呈报行政院核办。2月9日,朱家骅复电行政院,拒绝接受行政院的新方案,更不愿担任所谓召集人,仍然要求行政院“采取其他办法”。同日,朱家骅还私函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重申战后接收工作系行政院职责,“仍请行政院召集或另拟办法”。面对软硬不吃的朱家骅,行政院只得于2月27日再度电令经济、农林、教育三部及卫生署,同时代电中央研究院,最终确定伪满大陆科学院仍“由经济部整个接收,并拟具接收后之该院组织法呈核”。此案也可称之为“行政院方案”。其核心要点是:整个接收,整体保留,成立新机构。

三、一波三折的“接收”

就在重庆国民政府各机构为接收方案在字面文件中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位于长春的伪满大陆科学院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一波三折的“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之前,苏联已于8月9日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19日,苏军抢先占领长春。虽然伪满大陆科学院的中国籍职员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遗余力,不避艰难,不畏危险,不分昼夜”,自发组成暂时保管委员会,使该院绝大部分设备和成果在动荡的环境里得到安全、完整的保护。但是,随着中苏、国共之间对东北地区争夺的展开,各方对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之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的程度。1946年1月12日,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王征、万异,抢先以国民政府代表名义对伪满大陆科学院先行实施接收。《中央日报》1月16日发布消息称:“东北大陆科学院业已接收竣事。”“举世知名”的伪满大陆科学院“规模甚大,内设农产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气化学、应用物理、土木第一、土木第二、发酵、土性、纤维、燃料、冶金、机械、动力、电气、建筑、防空等二十三研究室,理化学、木材、高温、低温四试验室,机械、油脂、胶合板、玻璃四工厂,另有畜产实验场、马疫研究所、兽疫研究所(在沈阳)、地质调查所及哈尔滨分院等”。在国民政府官方代表因受交通等因素影响无法迅速抵达东北之时,王征、万异的这种“接收”行为,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主权宣示,缺乏实质性意义。

此外,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马政司副司长刘荣黻,曾奉命接收伪满大陆科学院“当时极负盛名”的马疫研究所。刘荣黻见该所“占地广、面积大,建筑布局非常合理,设备齐全,实验室集成了欧美实验室的优点,使用机械设备进行消毒和生产溴氧等,精密仪器不少,总体印象是物资丰富,人员齐备”。但是由于接收之后维持该所运营需要巨额费用,而刘荣黻没有任何经费来源,最终只得放弃对马疫研究所的接收。

鉴于远东形势的变化,1946年4月7日,苏军主动撤出长春,14日最后一批苏军撤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立即下达夺取长春的作战命令,“东南纵队经拉拉屯、南岭、南关大桥,沿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东侧向市内突进,攻占了大陆科学院(今长春应化所)、红卍字会大楼(原长春市图书馆旧址)等处”。国民党军队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交火。“科学院之正厅初遭炮击起火……以致二层楼以上各室皆成灰烬”。

中国共产党占领东北时期,曾派遣东北大学副校长白希清等对伪满大陆科学院实施接收,并计划将该院所有设备与人员迁往哈尔滨。据当时的东北大学学生回忆:“在长春,我们一批同学到伪满的‘大陆科学院’接收实验仪器。不久,又从长春撤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被迫撤离长春退往北满前,中共方面组织300余人连夜将伪满大陆科学院重要机械、药品,赶装3000余箱。据罗宗洛调查称:“残存之图书2万册、资料全部及精密仪器等已装箱运去。”国民党军队5月13日进入长春后,有记者发现伪满大陆科学院白色大楼已半存半毁,廊下堆满待运的箱架。二楼全部被炮火烧毁,三楼一部亦被损坏,图书室中藏书5万册悉归灰烬,尚可勉强使用的工厂仅油脂工厂一处。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委员罗钧、专员史书麟正式入院接收之时,伪满大陆科学院历经三次接收、三次损失,已成半废之状态。当罗宗洛奉命前往考察时,各研究室已萧条万状,仅胶合板工场尚在运转。

四、接办权之争再起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经济部对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工作继续遭到一系列的质疑和反对。与此同时,对接收事宜的讨论也发生新的变化,由“接收权”转向“接办权”之争。

1946年3月,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刘次萧等10名参政员提议将伪满大陆科学院改设为国立东北研究院。该提案认为,伪满大陆科学院“确系一有系统之组织,其研究工作之进行,经常保持相互之联系,并非可合可分之机构”。“虽多与经济资源有关,但究系以学术研究为主体,不便完全由行政机关主持”,更“不宜由数个机关分割接收”。而且“全部作为经济部之附属机关实有尾大之嫌,若再与他机关划分续办,仍不免支解之弊”。因此建议:“政府明令添设国立东北研究院”,使之“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之国立研究机关”。该提案经国民参政会议决通过后,正式“送请政府斟酌办理”。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4次常务会议决议:“交行政院统筹办理”,并于6月15日将国民参政会提案一并函转行政院。行政院于7月16日将院长指示“交经济、教育两部核复”,发交经济、教育两部。

随后,以参政员钱公来为团长的“东北区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在9月9日视察伪满大陆科学院之后又提出:“其规模设备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机构,任何部会接收均不相宜,应即改为中央研究院东北分院”,并表示“即将建议中央,促其实现”。

紧接着,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于9月18日致函行政院,以监察委员胡伯岳、金毓黻提出伪满大陆科学院虽经破坏,但稍事整理不难恢复旧观,而且该院确系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机构,由中央任何部会接收均属不宜为由,也建议“行政院即将该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东北分院,派负责专家来长接办”。对此,行政院不得不于10月15日再度将此案发交经济、教育两部核复。

此时翁文灏已辞去经济部部长之职,新任部长王云五似乎对所存无几的伪满大陆科学院没有兴趣。他在9月24日回复国民参政会的提议时即表示:设立东北研究院,以接收既有设备,继续开展工作的建议,“核属可行,似可由中央研究院整个接收,负责整理”。身兼教育部部长的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在行政院一再催促之下,10月22日以教育部部长名义回复称:“既经院令经济部接管在案,(教育部)不便遽作主张”,“本部为慎重计,又请中研院罗宗洛先生前往视察,拟俟深切明了其实际详情后,再呈院决定办法”。

面对经济、教育两部的意见,宋子文的应对之策是:让公文继续旅行。他干脆直接将经济部部长王云五、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意见转给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请他“查核见复”。11月7日,朱家骅于回复行政院函中一方面旧话重提:“该科学院原系以东北各省为研究对象,其中各单位系为完成此项计划而次第成立,具有整个性互相联系,不宜分割”,应由一个机关全部接收而不宜分由数个机关各自接收,既然行政院已经令经济部整个接收,此案应该了结;另一方面仍以“本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先生前往视察”,“现尚未获视察报告”为辞,继续以拖待变。

行政院无奈于1946年11月22、23日分别致函作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和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要求“一俟接获上项报告,即抄送过院并开示处理意见,以凭办理”。罗宗洛的实地考察报告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似乎都对之抱以期待,也成为朱家骅最后博弈的底牌。

几乎与此同时,蒋梦麟接到时任长春大学校长黄如今的信,又给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在1946年10月28日的信中,黄如今强调:

此间伪大陆科学院,原为日人配合开发东北物资之科学机关,及供给本市各伪大学师生研究实习之所,惜自光复以后……该院原有之日籍权威学者多已返国。前者经济部派员视察,以其过于残缺,无意继续维持。本校创办伊始,时间匆促,经费拮据,加以交通困难,物资缺乏,现当开学在即,所需各项研究、实习设备一时无力添置。该院地居本校范围,与本校理工等院隔街相望,往者各伪大学学生亦以该院为研究实习之所。现在该院虽已残破,不堪作高深研究之用,但如加以适当修整,尚可供教学研究之用。代电东北行辕,转请准予拨给。

事实上,此时对伪满大陆科学院接收事宜的讨论已发生新变化:由“接收权”转向“接办权”之争。因为依照行政院决议,经济部只是获得了对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权”。这种接收是战后中国政府对敌伪事业主权的接收和移换,至于接收之后具体如何归属、由谁接办,按“行政院方案”是“由经济部整个接收,并拟具接收后之该院组织法呈核”。因此,在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具体负责的接收工作进入尾声之际,关于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办权”之争再起。

先是经济部在1946年11月19日呈送行政院的报告中提出:“接收事宜行将完竣,据接收人员报告,该院自经□□焚毁劫掠,房屋、书籍、精密仪器损毁至巨,但普通仪器尚可利用,稍加整理即能局部工作。其所属实验工厂亦有数处保持完好。本部前次核议由中央研究院负责整理,现经接洽,该院无意接办。据查报,该大陆研究院所设研究试验部门,除有一部分属于地质外,均为工业研究试验范围。本部前拟三十六年度工作计划,其中加强工矿技术研究项下,原拟分设中央工业试验所、兰州工业试验所、重庆工业试验所、北平工业试验所。因是拟请准将大陆科学院由本部改设长春工业试验所,作为东北方面工业研究试验之机构,藉期推进资源之开发与工业之建设。”由此可见,经济部对伪满大陆科学院还是不愿轻易放手,既然中央研究院无意接办,经济部乐得再次提出改设长春工业试验所的新方案。

然而,朱家骅并没有放弃对伪满大陆科学院的争取之意。1946年12月7日,朱家骅致函王云五,以长春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两系设备已荡然无存为借口,借黄如今之口请经济部将马疫研究处转拨给该校以供实验研究之用。

在终于等来罗宗洛的考察报告后,他又于1947年2月17日函复行政院秘书处,并转呈罗宗洛的考察报告。身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的罗宗洛,在报告最后部分的“善后建议”中,显然是领会乃至秉承了代理院长朱家骅的意见。报告除转述长春大学“希望中央研究院接收或由长春大学接管”的意见外,更明确提出他本人的“私见”:“最好教育部先行接收,暂归长春大学保管。长大可利用该院作为教授及高级学生之研究室。”朱家骅借罗宗洛之口表达了他的目的,又提出“请允许长春大学利用该院设备,以供教学实验之用”的要求。

3月25日,行政院举行第780次行政院会议。当天,朱家骅又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函复行政院,并抄送罗宗洛考察报告。与2月17日复函所附报告不同,此份报告抄件对伪满大陆科学院处理意见更为明确且具有针对性:伪满大陆科学院乃一综合性研究机关,所属工场“充其量亦不过为中间性之试验场,欲利用为大量生产工具实不适合”。该院“一年间数次遭劫,损失浩大,但固定设备如房屋、实验台、水管、煤管、电线等损害较少,略加补充修理,则简单之研究工作即可开始”。“地方人士一致期望保存该院之完整”。“目前图书、仪器及人力之补充皆非易事,宜先由教育部接管,缩小范围,略加整理,利用原有之设备及人力,使从事于小规模之研究,然后徐图恢复”。

对经济部改设长春工业试验所的要求,罗宗洛由教育部接管、从事小规模研究的建议,以及朱家骅和长春大学请允许长春大学利用设备以供教学实验的请求,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行政院第780次会议做出如下决议:除卫生技术厂已由卫生署接收制造疫苗,仍由该署继续留用外,“大陆科学院暂由长春大学保管”。对此,迫不及待的长春大学学生自治会在3月28日即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急速下令,通知双方早日办理接收,并于同日致电行政院,“殷望政院早发明令,俾长大速得接管,方致损失不再扩大”。

4月5日,行政院分别函复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中央研究院、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教育部、经济部、卫生署等,通报行政院第780次会议决议。蒋梦麟也亲自将决议告知黄如今。

五、垂死之际的争夺

在各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争夺伪满大陆科学院时,东北地方势力——国民政府东北地区最高权力机关东北行辕东北行辕,也来伸手“摘桃子”。

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当局,东北行辕自然希望伪满大陆科学院能在未来的东北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1946年10月17日,对该院充满想象和期待的东北行辕,即电令其所属经济委员会执行接收伪满大陆科学院任务。经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核议,行辕经济委员会拟就接收整理办法,并派长春办事处处长凌志斌负责点收清理。据其所拟《伪大陆科学院接收整理办法》,伪满大陆科学院改名为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东北科学研究院,纯粹科学部分暂时紧缩或停止,应用科学部分加强工作。同时,东北行辕还陆续向该院拨付部分经费,支持其继续从事此前未完成的部分工作,特别是帮助解决当前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东北生产管理局成立后,东北行辕更打算将伪满大陆科学院移交生产管理局管辖,作为各工厂共同研究与实验的场所,经费由各工厂分担,不足之时再由国库支出。由于有相关工厂企业的实际需求,并共同分摊经费对伪满大陆科学院所受损坏进行修复,伪满大陆科学院一度渐显生机。

1947年3月25日的行政院第780次会议虽然决定将伪满大陆科学院交由长春大学“保管”,但对归属问题仍未做最后决定。4月21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直接电呈蒋介石,恳饬行政院撤销将伪满大陆科学院暂交长春大学接管之原决议,由东北行辕协助经济委员会,明定生产管理局与该院统属关系,以期研究与生产合为一体等。5月20日,蒋介石将熊式辉电报转发行政院院长张群,并指示:“所陈理由似甚允当……希予切实核办为盼。”

于是,熊式辉打着蒋介石交办的名义,以充分利用敌伪产业设备,使其尽量发挥效能为由,要求行政院对伪满大陆科学院归属问题重新“商决”。张群只得于6月5日批复同意:“照行辕请求办理,并呈复主席。”6月23日,行政院向蒋介石正式呈复,并电告熊式辉蒋之指示:“即核尚可行。应予照办。”对行政院所转卫生技术厂继续由卫生部接管的要求,东北行辕也于8月19日电复同意。至此,伪满大陆科学院归属问题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到此依然没有结束。

1948年,虽然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东北政权已面临灭顶之灾,垂死之际的国民党政府各方对于伪满大陆科学院的争夺依然没有终结。

教育部朱家骅对已成鸡肋的“东北科学研究院”依然不肯放手,再度提出将其由长春大学接管的要求。此时已由东北行辕改名“东北剿总”的东北当局,因紧迫的战事压力,对东北科学研究院既无意也无钱继续接办,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同意教育部的请求,并订立《东北科学研究院改隶国立长春大学接管方案》,同时规定该院经费发至1948年6月底止,自7月起由长春大学报请教育部核发,并于5月19日致电行政院核查备案。

6月22日,行政院回复称:“该会既无意继续接办,应仍照本院卅六年三月廿五日第780次会议决议,暂由长春大学保管。”并核定《国立长春大学保管东北科学研究院办法》7条。同日,行政院也将相同内容训令下发教育部,“仰即转饬遵照”。据此,长春大学最终仍只获得东北科学研究院保管权。9月30日,东北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洪钫,正式将伪满大陆科学院资产估价清册呈报行政院。据该局按1948年8月市价复评,此时伪满大陆科学院所有的土地、房屋、原料、机械、设备、工具等,共值金圆券325339.54元。洪钫同时请示行政院:自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撤销后,该院现已改由教育部接管,并拨交长春大学利用,所估价资产可否准予转账领用。然而,此时的长春大学已自身难保,对东北科学研究院完全失去兴趣。

据教育部10月1日呈复“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报告:教育部此前已于6月22日训令长春大学保管东北研究院,但据日前刚刚收到的该校复电,因长春被困,东北科学研究院及该校均地处郊区第一道防线,备受炮火威胁,并由驻军密集防守,全部房舍被占,以致无法办理接管手续。而目前长春大学本身也准备迁往沈阳,因此东北科学研究院已无利用必要,拟暂交东北敌伪产业处理局监管。10月18日,行政院分别指令教育部和东北敌伪产业处理局:伪满大陆科学院准暂由东北敌伪产业处理局监管。

结语

历史的车轮飞速旋转,翁文灏的命令甚至失去了纸面上的意义。1948年6月,解放军对长春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地处长春郊区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的伪满大陆科学院,全部房舍已先后由国民党军新七军第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第二十一师部队进驻防守。10月16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次日午夜,解放军部队开始进城接防。随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也率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后,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接管了劫后余生的伪满大陆科学院,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伪满大陆科学院战后接收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低效无能以及各部门间争权夺利的内耗,造成对重要科研机构伪满大陆科学院接收工作久拖不决,一再迟延。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更导致东北地区成为内战主战场,令伪满大陆科学院的科研设施备受损害,使中国原本就极为稀有的科学资源遭到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接收变成了“劫收”,科学也在这一次次劫难中零落凋谢,这似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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