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之王李克农，毛主席说，没有他党的历史可能重写！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斜佩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外耀眼。他是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7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这个有些特殊的“神秘将军”，就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毛泽东说，李克农对党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党的历史从三十年代以后可能要重写……

命悬一线，提前了五分钟的胜利大逃亡

李克农，曾用名漫梓、泽田、震中等，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一个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1919年在安徽公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当地学生领袖。1919年任安庆《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6年在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先是与同乡好友、著名作家阿英(钱杏邨)一起做文化工作，筹办《铁甲车报》《老百姓报》，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此间，李克农结识了在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的中共党员胡底，经胡底安排，李克农又与中共秘密党员、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见了面。徐恩曾留学美国，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钱壮飞介绍了目前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况后，李克农说：“壮飞，现在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周旋。”钱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扩大人员，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他们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李克农回来后，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党中央，并提出了自己想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新闻编辑，以公开应聘的方式打进去，并建议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

此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成立了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特别组织——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是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内设4个科，其中的情报科科长为陈赓，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组建的这个“调查科”拿过来为我所用，所以此前他已同意钱壮飞打入了敌人内部。周恩来对江苏省委转来的李克农这个报告非常重视，认为钱壮飞已经在徐恩曾身边取得了一定地位(机要秘书)，再派人进去建立特别小组，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他说：“同意李克农同志报考，把它拿下来! ”于是，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内，抓紧复习，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用了。

李克农以自己的机智、勤奋和娴熟的文字能力，很快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他对李克农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得到了“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被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掌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报的最好位子。此时，徐恩曾的贴身秘书钱壮飞已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胡底不久也打入徐恩曾的特务网络，被派往天津长城通讯社任社长。他们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各种情报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然而这一切徐恩曾都蒙在鼓里，他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得力干将”。周恩来认为将国民党特务机构拿来“为我所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从此他们三人上海、南京、天津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被周恩来赞誉为“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身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长的蔡孟坚，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得知这个化名“黎明”的人，竟是中共特科“天字号”人物顾顺章!顾声称他知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的住址，并掌握全国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他愿意协助国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条件是他必须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他交代说，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暗示有中共卧底。但蔡孟坚抑制不住心头兴奋，还是给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连续发了几封电报：“共匪政治局要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这几封“徐恩曾亲译”的电报被钱壮飞截获后，他不免大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必须立即告知在上海的李克农，但写信、打电话、打电报都不现实，于是让自己的女婿、曾经在他们之间跑过腿的刘杞夫火速去上海找李克农。4月25日深夜，李克农在一个秘密据点——一家简陋的小旅社里，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符合接头暗号。他刚一开门，见刘杞夫跌撞进来，他神色慌张地把情况一说，李克农犹如五雷轰顶，怔住了。他想，因为单线联系，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可是到哪里去找陈赓呢?今天4月26日是星期六，按约定星期一才是他们碰头的日子。情急之下，他决定打破常规，先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找到江苏省委便可找到陈赓。果然，江苏省委很快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也是大吃一惊，非常着急，说时间不多了。他和李克农马不停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后，惊得破例点了一支烟，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上海机关、地下交通、无线电台全部撤退。李克农火速给在天津的胡底发出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他们很快撤离了天津和南京。

然而大规模转移并不容易，因为中央机关有好几百人，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这些地方顾顺章差不多都知道。

整整两天，李克农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撤退的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寻觅和通知需要立即转移的人员。4月27日凌晨，他想起已暴露身份的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还不知情。那天李克农匆匆赶到张所居住的法租界甘习东路，弄堂里很安静，这时候敲门无疑会惊动很多人。据李克农之子、现已年届八旬的李力回忆，他父亲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机智但没有办法的办法，“张振华有个脾气，她很讨厌人家随地大小便，李克农急中生智，就跑到窗根小便，哗哗哗，张一听，说真讨厌，谁在这干这个缺德事儿!打开窗子一看是李克农，赶快就开了门。李克农就告诉她赶快转移。”他又赶到中央领导的住所，一手牵着王明，一手领着博古，这是他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的两位重要的领导。他尽自己的职责为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这个无耻叛徒将他知道的中共秘密全盘供出。陈立夫、徐恩曾当即带着顾顺章及大批军警特务连夜赶往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4月28日早上，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但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一个个居点已是人去楼空。中央机关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问先期赶到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 ”特务们回答，有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还有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那“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确实刚刚离开，在敌人眼皮底下神秘消失了。陈立夫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顾顺章呆若木鸡。

撤离上海的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安全转赴江西瑞金。这批人是：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博古、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国民党的搜捕计划一旦得逞，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的历史还不重写么!

“文革”中，在康生指使下，红卫兵小将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已于1962年去世的李克农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怒目正色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难得见我了! ”毛泽东闻知，向康生当面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

截获密电，假戏真做的重庆谈判

1938年冬，武汉、广州失守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八路军改称)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兼任驻桂林办事处处长。1941年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桂林办事处成为国民党攻击的主要目标。1月1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急电：“立即转克农，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时局的严重性，指示他在紧急疏散聚集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

然而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和关卡，要想成功突破并不容易。1月24日，李克农带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满载物资和人员撤出桂林。在关卡，有个叫韦贤的上校特务检查所长，看到李克农戴有“十八”的臂徽，误认作是陈诚的“十八军”。这样。李克农就由十八集团军秘书长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十八军司令部秘书长”。他大智大勇，躲过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堵截，一个多月后经贵阳胜利到达山城重庆。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向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讲述他们一路遇到的惊险场面以及国民党上校特务韦贤误将十八集团军当作陈诚的十八军时，大家都笑了。周恩来说：“三国时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传为美谈。今天有克公李克农，也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单骑走重庆，真是奇迹呀! ”

1941年3月底，李克农返回延安，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工作后，毛泽东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里请李克农一家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 ”20岁的李冰睁大眼睛回答：“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并兼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直接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随着日本投降，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内战一触即发。然而就在报告的第二天，即8月14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按惯例，国共和谈都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邀周恩来出面，而现在蒋介石亲自出马，令人一时摸不清他的意图。毛泽东手持电报思索着，“老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急忙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蒋介石在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同时，还给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发了一份密电，让他们密切注视毛泽东的答复意见，于是这二人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李克农很快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个联络参谋的身上。他相信，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此二人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因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便可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然而，他们使用的密码是独有的，边区保安处曾经尝试过破译密码始终没有成功。李克农获悉他们的密码本锁在招待所房间的箱子里，便布置服务员暗中配了一把钥匙，将密码本偷出来抄下。于是，李克农果断命令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特侦部门日夜监听，侦破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李克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密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冼电”：“未寒悉。朱德总司令本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委员长复电后再作考虑。李克农很快侦听到周、罗发给重庆的电文，他们汇报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毛绝不会去重庆，延安根本没有任何毛去重庆谈判的迹象”。蒋介石接报后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由此重庆与延安之间，围绕毛泽东来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智的较量。

李克农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情报系统，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当周励武将延安的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的手中，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从繁多的特务密电中，经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所以频频“电邀”。老蒋这是在演戏!特别是8月20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这份口气很硬的“哿电”，更加强了李克农的判断：老蒋这是假戏真唱，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而是估计毛不敢去重庆才故作姿态;他造足舆论后，倘若毛不去，则可以把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频频点头，心里有了底;李克农建议他再次约见周励武、罗伯伦，让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把戏唱下去，然后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毛泽东依照李克农的意见又会见了周、罗二人，对他们说“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数小时后，蒋介石收到了周、罗密报：毛泽东断不会来重庆。他得意地说，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我周旋，他自己躲在延安不敢露面!于是又在8月23日“强硬”地发出第三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报，这使得毛泽东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应当争取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爆发，决定先派遣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给蒋介石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玩弄词藻而已”，不由喜上眉梢。因为他已从延安周励武那里得到“底牌”。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泽东赴重庆问题，毛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然而当真正决定下来后，李克农又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因为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除了考虑政治全局，更是依据他多天来提供的情报和分析，针对蒋介石认为“毛不敢去重庆”的阴暗心理。稍有偏差，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使我党遭受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为此，李克农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度进行了分析，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现在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了。他下令封锁来自延安的一切消息，同时严密监听重庆方面与延安特务间的电讯联系。

由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是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的，所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工周励武、罗伯伦懵然不知。他们在8月26日凌晨依然向蒋介石报告：“根据动向，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于是蒋介石使出了最后一招：委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8月28日上午，特工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金城根据李克农的事先交代，笑着婉言回绝：毛主席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李克农很快从侦听中获悉，周、罗又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专机，当日(8月28日)下午3时30分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罗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不由得开怀大笑。而蒋介石大骂：“娘希匹，废物，一群废物! ”蒋介石被弄个手忙脚乱，他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戏的，根本没有作任何和谈准备，而中共代表团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经过43天谈判，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李克农利用敌特错觉打的一场情报战为我方争取了主动权。

出奇制胜，斗智斗勇板门店

建国后，中国急需开展外交工作，组建了以周恩来兼任部长的外交部，并任命一批“将军外交家”。在宣布名单时，周恩来打开花名册，依次点名：“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的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那时，李克农的实际职务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李克农与战友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件涉外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1951年7月4日美国人被迫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停战谈判建议，在朝鲜开城坐下来谈判。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所以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在菊香书屋，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军队也要参加。”此时，李克农正犯哮喘病，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就把自己的病情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李克农挂帅，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毛泽东又指派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联络官。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最初谈判是在北朝鲜控制下的开城以北的来凤庄举行的。10月25日谈判地点转移到军事分界线的板门店。当时这里只有四五栋居民草房，只好搭起一些临时帐篷作为谈判会场。时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参谋的秦叔瑾回忆：“我们对外叫学习队，队长是李克农，指导员是乔冠华。李克农就坐在离会场只有百米的一个帐篷里，当时我们在那里设立了学习的‘前指’。”秦说，“谈判桌上有什么问题，联络官柴成文就跑出来向李克农汇报。”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一线直接出面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他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彭德怀电文往返。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绝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倍为复杂。毛泽东曾致电金日成：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主持。面对有时一天十几份的电文和瞬息万变的突发情况，李克农真有些招架不住，常常是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然而李克农的病情令人堪忧，几次昏倒。1951年11月，中央决定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接替李克农回国治病，当伍来到朝鲜传达中央意见时，李克农一字一顿地说：“临阵不换将! ”

板门店谈判期间，中方代表合影。

有一次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互相目视对方，长时间沉默地对峙着。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李克农请示怎么办?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大口大口地抽烟，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传递。灵丹妙药似地，代表们一个个直起腰板，稳坐不动，逼视对手。这场由美国代表主持的谈判从下午2时半开始，足足沉默对峙了132分钟。这是一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克制力的较量。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李克农认为，交换战俘符合双方利益，美国人之所以推延，是因为“大国优越感”在作怪，必须打掉他们的妄想。于是想了一个“绝招”。轮到朝鲜代表主持会议，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宣布谈判开始，双方代表刚一落座，他便马上宣布“休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耸肩晃脑，连声说“NO、NO”，一幅莫名其妙的样子。南日说，既然你们不表态，只有休会，坐下去无意义。美国人只得请求继续谈。很快同意在三八线交换战俘。他们由此知道不远处的帐篷里有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指挥一切，对李克农充满了敬畏。拖是谈判中的技巧，快也是一种技巧。李克农对此两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弄得美国人自叹弗如。其实这并不全是李克农“别出心裁”，他的后盾是毛泽东。此前，李克农向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报告：“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们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毛泽东回电：“李克农并金、彭：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无所施其技了。”于是出现了谈判桌上创历史纪录的沉默对峙战。

这个时期，毛泽东给李克农的电文有几十万字之多，每份电报上都留下了李克农潇洒刚劲的笔迹。但终于有一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固了：“家父病逝，望节哀。”他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泪水模糊了双眼。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回国奔丧了。从此李克农没有刮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

毛主席为李克农授勋。

美国人其实并不服输，因此谈谈打打，假谈真打，所以整个谈判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当谈判最后进入签字阶段时，李克农不由得又担心起来，生怕再出什么意外。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过。一个多月前曾是预定的签字期，可是李承晚却制造了一起扣留战俘事件，致使推迟了签字。这次为避免节外生枝，李克农提出一个巧妙的办法，美国人连声叫好——这就是允许各国记者进入现场，双方司令官回避。平时谈判，不许新闻记者进入会场，这次必须打破常规。李克农的考虑是，万一李承晚或别的什么人在现场滋事，或对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位进行行刺，后果不堪设想，签字又得推迟。而记者可以目睹签字过程并公开报道，将真相公诸世人。于是，李克农提出一个双方司令官不到现场签字的办法，即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的文本。这是条约签字形式上不寻常的作法。李克农的这个方案一提出，美方很快接受。

1953年7月27日上午，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的结束，历时747天的板门店停战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来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板门店”，成了举世闻名的地方。7月28日上午9点，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他对李克农等谈判代表们两年多的辛勤工作表示嘉奖，并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当夜，李克农躺在床上聆听窗外的动静。半夜时分，持续几年的硝烟和火药味随着夏风荡然无存。李克农紧缩的心第一次舒展开来，这一夜他睡得很沉很香。张爱萍将军后来作诗称赞李克农：“铁虎原是纸老虎，板门店里伏山姆。毕生探囊忘己生，无名英雄足千古。”

从朝鲜回国后，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1954年4月，李克农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兼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2年2月9日晚，李克农同志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走完他62年神秘而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美国中央情报局得讯说“我们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中共中央为李克农举行的葬礼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主祭，罗瑞卿总参谋长致悼词。首都各界2500多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这位情报战线上的“神秘将军”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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