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张国焘的悲情人生

叛人者，人恒弃之。49年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不准他到台湾，毛人凤要把他留给共产党。在张国焘违命赴台后，两人又将他逼往香港。

有几位曾经的同事说的话可能有助于透析和还原张国焘。

毛泽东说：“此人一贯称自己为‘中国的列宁’，什么都争第一。但是，他只看见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有明天。”

周恩来说：“张国焘叛逃，连一个勤务员也没有带走。”

徐向前说：“张国焘这个人不是没有能力，但是品质不好。”

许世友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蒋介石说：“他 (张国焘) 现在可以背叛共产党，今后也可以背叛国民党。”

一

1948年冬，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传来，整个战场形势不容乐观，大陆已难固守，蒋介石开始部署各类人员撤台事宜。他亲自筛选了上千人的名单，囊括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艺术界所有社会名流和精英人物，没有一名中共叛徒。

“学生愚钝，请校长明示。”国防部保密局有数十名出身中共的大小叛徒，有些已经成为军统中层骨干，局长毛人凤面谒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

“总的原则是将各类精英分子尽量带往台湾，不给中共留下任何可以借重的人才。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注意，这就是：凡中共叛徒，都不在撤离名单之列，要尽量劝说他们留在大陆。”蒋介石解释说：“共产党胜利了，这些中共叛徒决不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的，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让他们去台湾只会增加负担。”

“像张国焘，已经是我党中央委员了，也留下来吗?”

“尤其是张国焘，要劝说他留下来。”蒋介石态度十分坚决。

卸磨杀驴的事，毛人凤干过无数次，这一次更是驾轻就熟。他在家中设宴，专请张国焘，同时邀沈醉作陪。

酒过三巡，话到正题。毛人凤问：“时局糜乱，不忍回首，张先生有什么想法?”

“太快了!四年的时间，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真是匪夷所思。”张国焘沉浸在无限感慨之中。

毛人凤又问：“我是说，张先生个人今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张国焘一时有些茫然，想了好一会，苦笑道：“我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了，只想到台湾寻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当个顺民，写一点东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

毛人凤做他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大陆。我替你分析过了，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你，也许还会给你安排一定的工作。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对于被抛弃的结局，张国焘始料未及，非常震惊。他紧张地追问：“这是你的安排，还是你的建议?”

毛人凤和盘托出：“这是老头子亲自作出的决定。”张国焘表情痛苦，低着头，长久不语。毛人凤、沈醉也停下筷子，专注地看着他。一时间，室内十分寂静，气氛凝重。过了约摸十来分钟，张国焘慢慢抬起头，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斗是肯定少不了的。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是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

毛人凤劝慰道：“中共党内现在仍然是老的掌权。都是老同事了，即使批斗也不会过分为难你的。”

张国焘愁容满面：“批斗我倒习惯了，如果见到一些老朋友不是批评我而是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难受。”

他的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说到后来，眼角泛起星星泪花。

毛人凤不为所动，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如果不愿意留下来，台湾是不会欢迎你去的。”

张国焘随口应了一句。

尽管蒋介石、毛人凤一再劝阻张国焘飞台，但是，他还是于1948年11月带着夫人杨子烈和三个孩子来到了台湾。

天下虽大，但除了台湾，张国焘想不出别的生路。

到台北后，张国焘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一个招待所内，等待国民党安排工作。一住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前来问讯，既不安排工作，也不过问生活，仿佛世间根本没有此人。张国焘再次感受到蒋介石的薄情寡义。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张国焘与家人商量，搬出招待所，在一家温泉旅馆附近“顶”了一栋民舍。

“顶”是当地的术语，意思是指预付大额租金，取得房屋的长期使用权。

民舍长久失修、残破不堪。张国焘又掏一笔钱，购买木料，雇请工匠进行修缮。张国焘一家老小跑前跑后，忙碌了好长一阵子，满心欢喜地等待房子竣工，就在这时祸从天降。

一日，两位国民党士兵来找张国焘。“停工!停工!我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这栋房子早就被公署租赁了，你们怎么能擅自居住!”“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国焘搬出头衔想压压士兵的嚣张气焰。

士兵根本不吃这一套，粗暴地打断张国焘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是要定了!马上搬出去，不要自讨没趣!”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张国焘气得面色赭红。杨子烈感到事有蹊跷。两个当兵的哪有这么大胆量，敢找国民党中委的茬，一定是保密局在捣鬼，也许后面还有毛人凤甚至蒋介石的黑手。

经妻子提醒，张国焘回忆起毛人凤散席时说的“台湾是不会欢迎你去的”，脊背上顿生凉意，倒吸一口冷气。为躲灾避祸，他带着一家人悄悄地离开台北，来到香港栖身。

二

香港，当时是英国控制的，解放军没有收复，国民党也管不到，正好适合张国焘这类“边缘人”居住。

1949年冬天，九龙老街，一栋陈旧的老楼里挤进一户人家，主人名叫“凯音”，携妻儿四人。他们租居的房子为三室一厅，面积不大，租金却高达6000港元。香港寸土寸金，房价高得惊人，原因之一就是从内地来了一批出手阔绰而又无处可去的寓公。

凯音就是张国焘。定居香港后，他在一家小报担任主笔，每天写点评论、专稿，赚点生活费。走到人生尽头的张国焘既对共产党无可奈何，又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于是与一群自称是“第三势力”的人物打得火热，特别是与青年党的谢澄平、改组派的顾孟余和桂系旧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意人，际遇相同，牢骚满腹，经常泡在一起喝午茶，打麻将，摆龙门阵，有时还带家人一同到郊外野炊。

闲聊时，有人问起张国焘离台缘故。他闭口不提自己遭受的冷遇、侮辱：“住在台北很麻烦，国民党不时找我出反共的主意。并不是我怕共产党，不敢出主意，而是我出的主意，被他们执行得非驴非马，共产党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划不来。”

只有一次，在与程思远喝茶时，张国焘吐露了真心话。他拉着程思远的手，推心置腹地说：“思远，过去我们搞政治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没有意思，以后不再搞了。我们的孩子，应该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程思远以为屡遭命运嘲弄的张国焘大彻大悟了，以后可能不会涉足政界了。当顾孟余准备拉张国焘入伙，创办 《中国之声》 杂志时，他说：“不要白费劲了，张国焘已经对政治死心了。”谁知张国焘竟然一口应承，出任 《中国之声》 社长。后来，张国焘还参加了张发奎、顾孟余发起组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是七名中央委员之一。事隔不久，同盟出现分裂，张发奎派亲信接管 《中国之声》，将张国焘逼出圈外。

张国焘又被人涮了一把。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战事带动国际黄金价格暴涨，许多人靠“炒金”发了大财。张国焘对于金融一窍不通，但耐不住寂寞，倾囊而出，把全部家当——5000美元投入金市，做起了黄金买卖。一开始，行情只涨不跌，张国焘赚了不少。到了后来，随着战事的反复以及中朝联军与联合国军时谈时打，行情涨跌不定。一些行家判断朝鲜战争有可能结束，纷纷抛出硬通货。

有朋友好心地劝张国焘：“看形势，朝鲜战争会以和谈收场，金价已经爬到了峰顶，可能会走下坡路，该收手了!”

“你根本不懂政治。”张国焘不屑一顾，“美国人，老子天下第一，不打胜仗不会罢休;毛泽东，更是硬骨头，对手越强他越来精神。朝鲜战争不见输赢不会收场。只要战火不熄，金价就会上涨。”

张国焘不仅不收手，反而将所有资金全部买涨，想赚个钵满坛满。世事弄人，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瞬之间，张国焘血本无归，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偏偏祸不单行，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好容易四处借钱保住了性命，但留下残疾成了跛子，每逢天阴下雨就疼痛难忍。

内外交困、贫病交加，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张家的生活十分妥帖。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医疗费、学费和生活费。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账单，张国焘坐困愁城。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夫妇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对于幡然悔悟之人、海外回归之人从来就是宽大为怀，对于历史旧账也不会过于苛责。

第一次与大陆联系是在1951年4月。张国焘在江西萍乡上栗老家务农的三弟张国杰收到大嫂的一封家信：
国杰弟：

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

嫂杨子烈

1951年4月

张国杰一向本分，收到信后担心遭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上交给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李明志看完信，没当一回事，说：“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

张国杰连连摇手：“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他连信都不敢留，更没有胆量收留张国焘的两个儿子。杨子烈数着日子盼回音，始终没有消息，料到三弟也有难处，叹叹气只好作罢。

又过了两年。张国焘更加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高额学费让他一筹莫展。与此同时，内地人民安居乐业、百废俱兴的兴旺景象，给侨居海外的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国焘第二次兴起回国的念头。1953年春，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焘聊道：“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港，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还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陈先生称张国焘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

张国焘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陈先生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

“好，好。”张国焘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几天后，陈先生电话约请金尧如到一间咖啡室见面，转达了张国焘的要求。金尧如思忖了一会，回答说：“张国焘先生愿意回归党和人民，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请示分社领导的意见，再听中央的回音。不过，光是我口头反映，恐怕凭证不够。”陈先生马上补充道：“张国焘伯伯告诉我，他准备写封信给毛泽东主席。你回去与分社领导商量一下，如果同意反映给中央就来个电话，我把信送去。”

金尧如将这一动态向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汇报。黄作梅认为可以将张国焘的信件上报中央。金尧如打电话通知陈先生。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请陈先生交到金尧如手上。

张国焘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正文不长，大意是：

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焘。

凡是曾经给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人物，回党之前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宣布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此类问题的惯例。这种要求，并不是专门针对张国焘一人的。中央的善意没有感化张国焘，他在思考一夜后，打电话给陈先生：“我这几天身体不好，这件事暂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你替我谢谢他们。”

张国焘放过了悔过自新的机会。

三

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 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张国焘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毛泽东的视线。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焘，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毛泽东曾经用“实力派”三个字概括张国焘的处世哲学，可谓入骨三分。张国焘虽然把信仰和人格挂在嘴边，但在实际生活中最不讲原则，遵循的是“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早年，为了活命，他出卖中共组织;中年，为了实权，他制造红军内讧;晚年，为了实利，他又贪图金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拉下了水。

朝鲜战争，令美国政界重新审视新中国这个仿佛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的东方巨人。对于这个陌生的对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在最短时间填补有关中共的情报空白。重视搜集政治人物的历史情报，是美国中情局的传统。他们认为通过了解中共决策人物的籍贯、经历、性格、爱好、交往、家庭，有助于分析其政策走向。中情局称张国焘是中共历史的“活字典”，又了解到他经济上十分困难，于是投其所好，以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名义，登门拜访，要求他提供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有关历史情况，许诺采访后付给丰厚的报酬。

张国焘绞尽脑汁，倾囊相授，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令中情局非常满意。美国驻港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约二十次，在感觉到他肚子里的材料枯竭后停止了采访。

张国焘又失去了生活来源。但是，经过前次访谈，他“物美价廉”的名声不胫而走，传到海外，引起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注意。他们派人找到张国焘，请他撰写回忆录，报酬是在撰写期间每月提供2000港元作为研究费，条件是回忆录写成后授予该书的英文版权。张国焘绝处逢生，欣然应允。他在同乡许鹏飞、涂公遂的帮助下，耗时四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回忆。

1965年，香港 《明报月刊》 开始连载张国焘的回忆录，取名为 《我的回忆》，1971年后又分为三册陆续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在此之前，杨子烈出版了 《往事如烟》 一书 (后改名为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明报周刊》 为这两本书付给张国焘夫妇一大笔稿费，这笔稿费成为此后十余年张家的主要经济支柱。

四

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张国焘决定迁居美国。

1968年，张国焘已是古稀之年，三个孩子也已成家立业。长子张海威和三子张渝川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分别从事数学研究和工程建设，次子张湘楚在美国行医。张国焘夫妇先是移居美国投奔次子，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与长子住在一起。

张国焘走到哪里，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追逐到那里。与长子住了不长时间，他和杨子烈发现张海威的工资收入不高，原本养活自己一家都很勉强，再新添两个“包袱”，更是沉重。当他们了解到加拿大政府有关于65岁以上的老人有权利享受福利救济的规定时，主动搬出张海威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靠政府养老金过活。1973年，张国焘突然中风，经过多方救治，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留下偏瘫的残疾，右手右脚不能动弹，而且病情很不稳定。杨子烈也是残疾，年岁已高，根本无力照料他。杨子烈与孩子们商量后，向政府申请，将张国焘由养老院送进官办的老人医院。

张国焘身残多病，在老人医院病情时有反复，饱受疾病的折磨，急需一笔经费请院外专家治疗。他与杨子烈商量时，突然想起了曾经做过的一件善事。

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当时，蒋经国还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因公开宣布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而名噪一时，后来就读中山大学时卷入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遭到清洗。在讨论对蒋经国的处置意见时，代表团发生分歧。王明力主将他流放西伯利亚。张国焘偶发善心，认为不必对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过于苛责，亲自与俄共交涉，从轻发落，先是让蒋经国到彼得格勒托马卡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又派到工厂做工和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庄劳动，免去了颠沛流放之苦。其他判处流放的人十有八九死在了西伯利亚。可以说，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活命之恩。拣得一条性命的蒋经国也对张国焘满怀感激。旅居香港时，蒋经国曾派黄少谷到港问候张国焘，表示“患难之交，活命之恩，定当回报”。

张国焘夫妇不好意思直接向蒋经国索恩，于是恳请老友蔡孟坚出面联系。蔡孟坚致信黄少谷，介绍了张国焘的近况，说他投诚党国，曾任中委之职，眼下身无分文，重病在床，如果饿死或病死在加拿大，固然对张国焘是个悲剧，对于台湾方面也是一大讽刺，建议黄少谷向蒋经国进言，予以救济。时隔不久，蒋经国托人将一万美元的支票交给蔡孟坚，蔡孟坚亲自将支票送到老人医院，张国焘手脚不便，嘱咐杨子烈代写收据。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养老院病逝。12月5日，张国焘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

张国焘死时，按虚岁是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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