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究竟对什么感到不安？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以其内容的非同寻常、遭遇的非同寻常和披露时间的非同寻常而长时间为人们所关注。解读者蜂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不避浅陋，也来发表一点拙见。切入点就是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后，究竟对林彪所讲的什么内容感到不安。
毛泽东给江青信的书写和披露过程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对此信的书写和披露过程做一简单回顾。
此信首次披露是在1972年5月，作为绝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文件之五印发。
对此信的书写情况，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周恩来看到的是抄件，原件已经送给在上海的收信人江青了。
关于此信原件的下落，戚本禹回忆说：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念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她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江青和周恩来对毛泽东信不同的解读
交代完毛泽东书写此信的背景，现在可以进入正题了。先引用两段原信：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读了毛泽东信中的这两段文字，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究竟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到不安？他是在说林彪那样讲政变“过去还没有过”之后紧接着表明自己的不安的，似乎是对林彪那样讲政变感到不安。但是后面并没有说对林彪那样讲政变如何、为何不安，却转而说对林彪的“吹”感到不安。那究竟是对林彪那样讲政变感到不安，还是对林彪的“吹”感到不安呢？
对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解读。
先说在1966年毛泽东写完这封信之后，当时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此信，他们当时对此信是如何解读的呢？
1966年7月13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周恩来如何解读，那就要看他到大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什么意见。对此，毛泽东在1971年10月4日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毛泽东所说的“给林彪打过招呼”即指周恩来的大连之行。
但是，在1972年5月此信公布后，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却做了不同的解读。她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
江青在引用了“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后，说自己读了后“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来突出表明毛泽东是对林彪那样讲政变感到不安。
那使毛泽东感到不安的，究竟是林彪讲政变，还是林彪的“吹”呢？
毛泽东是对可能发生的政变感到不安
1966年5月18日，林彪讲了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几次政变的案例，其中真真假假，什么“熊掌难熟”“玄武之变”“烛影斧声”“雍正改诏”，令人毛骨悚然。他讲这些案例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他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彪在这里所说的毛泽东采取的防止政变的措施都非泛泛而谈，而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当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组成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首都工作组”。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后来，一九三师未调，改调二十四军第七十师到北京卫戍区），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卫戍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他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叶剑英在会上宣布：“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担任，副主任由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副主任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担任，工作人员从各大单位抽调，办公地点设在三座门。从即日起开始办公。每周至少开一次工作组成员会，听取办公室汇报，研究讨论有关问题。二、调部队进京，扩编北京卫戍区。
5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北京卫戍区部队扩编的命令，自6月1日起，将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及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6月15日，军委又电令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自7月3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指挥。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二师，第七十、一八九师番号不变。自此，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个师6个团，此外还有1个独立团、1个军乐团、1个干部大队，人数达10万余，级别为兵团级。后来，叶剑英还指示，在河北高碑店的一一二师、在天津的一九六师、在河北宣化的一九三师必要时也可由卫戍区直接调动。
“首都工作组”成立时，确定其任务是“四个保卫”，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据曾参加“首都工作组”的张民回忆：由于当时并没有任何“走资派”企图搞政变，“‘首都工作组’在实际运行中，它所执行的任务，很快就发生了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保卫‘文化大革命’异化为‘保护老干部’。那个时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造反派打倒老干部，而‘首都工作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保护老干部，使他们免受和少受造反派揪斗。林彪、江青等人制造混乱，鼓动造反派大搞打、砸、抢、抄、抓，而‘首都工作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则是千方百计地遏制混乱，阻止造反派胡作非为。可以说，‘首都工作组’的许多举动是与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相违拗的”。
“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职务。事情的起因是给毛泽东的讲话录音，以保存档案资料。这一纯技术性的问题被说成是安装窃听器。中共中央在免去杨尚昆的职务后，调他去广东工作，但并未说他有什么问题。至于强加给他的若干罪名是调离后对他“逐步升级”的产物。
“防止他们占领……电台、广播电台”。1966年1月14日，周恩来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丁莱夫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4月12日，周恩来视察了北京某地的电台，嘱咐丁莱夫把全国的电台布局（包括中央直属台、战备台）分类分颜色在一张大图上标出送来。
毛泽东在1966年特别注意防止政变，同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关，是这一理论推导出的结果，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自从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就越来越“左”。1963年5月9日，他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提出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后这样写道：
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外宾时说：“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6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由中央书记格里巴率领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头脑如果不清楚，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就会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我们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过十年，在中国准要出修正主义。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准要出来。”
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
1965年1月5日，在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11日，当罗瑞卿从北戴河回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林彪关于如何贯彻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指示和战备问题时，毛泽东在插话时提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指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大区书记谈话时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他此时已把党变修、国变色看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决心不顾中央在第一线工作的集体的抵制，以个人名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反对他主观上错误认定的敌人。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他在会上说写《海瑞罢官》的吴晗“朝里有人”。他还说：“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他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4月，毛泽东在审阅《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下面这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看，他已经锁定了心目中的最危险的敌人，即“走资派”，尤其是掌握大权的“走资派”，其中既包括已经被打倒的彭真，也包括还没有被点名的刘少奇等人。他把这些昔日的战友看成敌人，并且是可能造反的敌人。防止他们造反亦即搞政变，成为他非常关注的问题。至于一般人听了会感到毛骨悚然的那些“熊掌难熟”“玄武之变”“烛影斧声”“雍正改诏”的故事，对于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来说，那算不得什么。因此，与其说毛泽东会对林彪讲政变感到不安，不如说他当时对可能发生政变感到不安。
毛泽东是对林彪的“吹”感到不安
再说“吹”。先看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针对苏联当时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崇拜。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好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在谈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他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
毛泽东这些话概括起来说有三点：一、应该有个人崇拜，崇拜手中掌握真理的人，但不要不加分析，盲目服从。二、个人崇拜不要搞过了头。三、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搞过了头还需要，例如需要“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样过头的话。
林彪自1959年9月出任国防部部长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高举”即成为他的行动纲领。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的观点。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为了强调学毛著，林彪拿马列著作同毛著相比较。为了突出后者，他就贬低前者。他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读化学并不一定找到发明化学的人，学几何学并不一定找欧几里得，并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后来的著作有些当然不及原著，但是有一些比原著还好，发展了，新的创造很多。”他在做了一番比较后得出结论说：“在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导师中间还是我们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1960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毛泽东思想“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新思想的顶峰”。
对于林彪这一种搞过了头的个人崇拜，中共党内曾经有两次大的抵制。
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3月。毛泽东在天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东北、华北一些省委领导人开会。在会议期间，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邓小平对一些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提出批评。他说：“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插话：“这就不正确了。”
邓小平接着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提出：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这一次，毛泽东是站在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一边的。
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三四月间。3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批评了在毛泽东思想宣传方面的庸俗化、简单化倾向。4月3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当着林彪的面，对这一草案全文引用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提出异议，认为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思想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迫使林彪同意删去这一段话。罗荣桓的主张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对于罗荣桓和林彪这一次思想交锋，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知晓，但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的报告，他是肯定圈阅了的。
由此可见，早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林彪把个人崇拜搞过了头就已经知道，并且知道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是，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不仅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对毛泽东评价的用词层层加码。他不仅说“毛主席是天才”“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而且说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比“一句顶一万句”又提高了一个档次。他还说：“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林彪在对毛泽东高唱赞歌之后又郑重发誓：“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对于林彪讲的这些话，毛泽东当时处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认为林彪的话明显地讲过了头；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搞由他个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林彪这些话还是有用的，既可用来震慑牛鬼蛇神，也可以抑制党内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对他这样讲表示支持，将来必然会为人所诟病。
这时，要把林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此前除毛泽东的讲话外，没有其他任何个人的讲话可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林彪又开创了一个先例。中共中央在文件前面还写了一个指示，对这一讲话给予极高评价和完全肯定。指示中说：“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指示中还说：“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
毛泽东十分清楚，林彪的“吹”并不科学，但是中央起草的这份指示又不便于修改。于是，他便用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矛盾。于是，他写道：“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书写这封信就可以“立此存照”，表明他其实是不赞成林彪那样“吹”的。但由于兵荒马乱，就违心地同意了。他对此表示不安。这封信就是一个备忘录。
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另一段讲话也证明了此说非谬。她说：“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做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1966年9月二十几日才批发。”
按照江青的说法，周恩来到大连劝告林彪“不要再做那种提法”，指的就是不要那样讲政变。据江青所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我们查查林彪后来的讲话，再也没有像《“五一八”讲话》那样讲政变了，应该说是不仅答应了，也改正了。但是，江青说林彪没有改，“实际上耍了两面派”。难道此后林彪又那样讲政变了吗？没有。如前所述，周恩来劝说林彪的是要他对毛主席的称颂应实事求是，用语应力求科学、准确、恰当。林彪接受了批评。但是，林彪此后仍然继续“吹”，一直“吹”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因此江青所说林彪没有改的不是“那样讲政变”，而是林彪的“吹”。
说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感到不安是为了“批林”
最后，我们再探讨一下为什么在“批林整风”时要公布这一封信。显然，目的是为了说明毛泽东高瞻远瞩，早在1966年7月就看出了林彪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批林”。批什么？如前所述，一个是“吹”，一个是“政变经”。
对于林彪的“吹”，从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一直在降温。特别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天才论”，人们大都认识到毛泽东对林彪的“吹”早就不满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深受“文革”之害的广大民众都把对“文革”的不满发泄在了林彪身上。在批判林彪时，人们很快就想到了他的《“五一八”讲话》。群众把林彪这一讲话称为“政变经”，它很快便成为人人喊打的批判目标。吊诡的是，在“文革”发动以前被毛泽东所担心、被林彪指责为要发动政变的“走资派”们，尽管一些人对江青、康生之流发泄不满，但没有一个是反毛泽东的，没有一个会想到搞政变，倒是指责别人要搞政变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的确确试图搞武装政变。在这一形势下，康生、江青之流自然会想到要同林彪的“政变经”切割，于是便偷换概念，把毛泽东的不安说成是针对林彪的“政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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