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锄奸记，正气就是不让坏人乱说乱动！
抗战初期，河南武陟县有个开纱厂的大资本家叫王高峰，是本县的商会会长，还兼着木栾店商会会长。
武陟当地老话说：“只知木栾店，不知武陟县。”
木栾店（今武陟县城所在地木城街道），因其位于沁河东岸，平汉铁路以西，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历史上就是晋货南运，川陕商旅北往的汇集之地。再加上武陟所产的山药、牛膝、地黄、菊花等四种中药材，被称作“怀货”或“四大怀药”，行销海内外，由此更成为河南境内黄河以北重要的物资交流集散点之一，特别是豫北西部的药材集散中心。
所以这个王高峰势力相当强大，还以商团的名义，手下养着三百多人枪，步枪、机关枪一应俱全，土围子修得比隔河相望的县城都气派，武陟政商各界都得看他的面子，生怕王老爷不高兴，管你是流官、坐商都得赶紧滚蛋，否则性命不变！
平津沦陷之后，保定沦陷，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畏敌如虎，以一日百里的速度，仓惶南逃河南，被讥讽为“长腿将军”。在国民党败军身后，日军南下，如入无人之境，1938年2月，沿道清路西取新乡、焦作，豫北彻底沦陷。
日军还没有到武陟，县长刘元就把库房里的财物搜刮一空，带着家眷不辞而别，扔下武陟人民于不顾。
县长一跑，国民党的地方行政机构，全部瓦解，土匪蜂拥而起，社会上一片混乱。
国民党跑了，共产党站出来了！
1937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调武陟籍共产党员薛为余同志，由安阳县委返回家乡，找到熬过白色恐怖，仍坚持斗争的许子善同志，成立了中共武陟县工作委员会，薛为余为负责人，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曾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脱党的翟茂林、王大中等人，也迅速找回来，年轻人更是跃跃欲试，特别是武陟县有名的大地主窑头（今武陟县龙源街道孙庄村）孙家的两位少爷，孙永宇、孙永宙兄弟，不惜毁家纾难，也要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救中国。
趁热打铁，工委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联合武陟抗日救亡团体及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武陟县抗日临时政府，于3月8日进驻武陟县老城，张贴布告，发动群众，组织武陟县人民自卫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在木栾店的武陟商会会长王高峰也没闲着。
一方面趁着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鬼子还没进来，地方政权真空，就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群众表示不满，找他均粮，这可要了老小子的命，于是点齐商团武装，把为首的几位青年抗日积极分子都给抓去，当众在南门外斩首示众，让你们这些穷棒子敢生非分之想？
另一方面，老小子也担心万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做大，自己的小朝廷就得完蛋。如今之计，唯有请来日本人给自己做靠山，有了洋枪洋炮、飞机大炮，国民党瞅见都得闻风丧胆，你土枪土炮的共产党，还不得吓得尿裤子？
于是王高峰赶紧准备厚礼，派人到沦陷的修武县城，邀请日寇来武陟镇压抗日活动。又是写效忠信，又是送礼、行贿，终于请来了五个日本兵。
实际上只是一个宣抚班，主要负责日军在占领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络事务，说白了给鬼子打前站的。
当时鬼子忙于攻城略地，追着国民党军屁股打，再加上瞧不起中国人民，所以他们只肯为王高峰拿出这点本钱作背书。
有了日本爹，王高峰更有恃无恐，公然在木栾店，挂起来“武陟县维持会”的牌子。强迫家家户户悬挂日本膏药旗，张灯结釆，摆香案茶点，欢迎日寇驻防。就等着日本人一来，维持会改县公署，他转正县知事。
消息传到武陟县城，抗日临时政府以大局为重，最初还是希望以爱国和乡情感化王高峰，派人劝说王高峰，以民族利益为重，大家共同抗日，并明确告知，只要迷途知返，真诚合作，就既往不咎，还可以推举王高峰出任参议会长，毕竟大家乡里乡亲，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让小鬼子骑在咱们中国人头上为非作歹、荼毒地方呢？
王高峰不愧是生意场里的老滑头，当面痛哭流涕，一把鼻涕一把泪，表示此前纯属被逼无奈，如今绝对要幡然悔悟，重新做人，让大家看看他也是爱国的！
不但答应抗日政府的全部要求，还主动提出来，要拿出来财物人枪支援抗战。
可暗地里，却秘密派人代表自己到博爱，参加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召集的豫北各县维持会长会议，并奉上数百银元作为见面礼，还报告了我武陟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全部人员情况，以便日军兵马杀到，可以找方抓药，一个不漏。
事有凑巧，阴差阳错，老鬼子土肥原给王高峰的回信，从博爱送武陟的时候，送信的那个人不认字，竟然大大咧咧把信送到了武陟县抗日民主政府，可能以为武陟县城已经是维持会的天下了。
即便是看到这封信，武陟县抗日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是想挽救王高峰，让这个送信人拿着土肥原贤二的亲笔信去找王高峰，甚至告诉王高峰：
“博爱的会，你可以去参加，日本人你也可以不得罪，但请做人留一线，站稳立场，不要把事做绝，参加会议后，把会议情况和与会汉奸都有谁参加的名单告诉我们，这事儿就算完了。”
但王高峰呢？
表面上说自己坚决不参加博爱会议，也不会再派人找土肥原，可实际上不但派人参加，而且接连给土肥原写信，声称：
“现有一群土匪盘踞武陟县城，坚决不肯归顺皇军，还要与皇军为敌到底，希望皇军立即进剿！”
你看汉奸比鬼子还着急，生怕抗日势力发展壮大，它们的日本主子来不了，影响它们坐天下，如果人民胆敢反抗，要推翻它们的小朝廷，它们真的会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王高峰一伙认贼作父、降日媚日，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他的这封密信就是博爱一位爱国士绅得知后，立即派人通知抗日政府的，稍有良心的中国人，哪个不对此种汉奸行径咬牙切齿呢？
可问题是刚搞起来的抗日临时政府，力量孱弱，多数都是教师、学生，手里的武装，从装备到人数都远不如王高峰的商团。
幸好此时八路军来了，来的还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正在附近活动的三八六旅补充团，看到地方党组织的报告，派出参谋长周希汉和八路军修（武）、焦（作）、武（陟）工作团指导员陈毅，带着一个连的八路军来到武陟锄奸，给抗日临时政府和人民群众撑腰。
听说八路军来了，木栾店的王高峰根本不惧，自恃有日本蝗军撑腰，土围子的寨墙、炮楼比县城还高大坚固，中央军都跑了，你们八路军那破装备，又没几个人，能奈我何？能奈蝗军如何？
听着八路军一遍遍喊话，寨墙上非常不屑：
“什么八路军？八路军算个屁，九路军来了也不行！”
为了尽量团结地方势力，周希汉同志还是觉得先不打，尽量耐心说服、和平谈判为主，毕竟我们也没有重武器，贸然硬攻，搞不好反而助长汉奸的嚣张气焰。
这一谈就谈了二十多天，王高峰一伙眼看盼不来蝗军，八路军又不肯走，四里八乡和木栾店里有头有脸的“老朋友”，却有不少替抗日临时政府和八路军当说客，而且经过八路军这一段时间，三人一组、五人一对，在地方党组织同志带领下，在附近村庄进行坚持不懈的抗日宣传，群众愿意拿出一些粮食来供应八路军，并且希望八路军能长期驻扎下来，在武陟建设一支跟八路军一样的抗日武装——这就让王高峰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长此以往，蝗军不来，八路住下来，难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共产党长了根，跟穷棒子打成一片，再想铲除就难了，小朝廷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就在这时候，来了个国民党的“豫北特派员”，自称姓杨，名片上印着“中国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豫北特派员”，表示可以调停双方矛盾，促成王高峰跟我们合作。还自称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跟共产党方面的陈毅同志是老相识，如今国民党方面从豫北撤走，把他落下来，成了孤家寡人，所以听说八路军来了，就想恢复过去那段和共产党的关系，愿意替八路军尽一点微薄之力。并且这位特派员还特别强调，跟王高峰是老朋友，私谊深厚。
这就有意思了，先说说国民党的这个平汉铁路特别党部。
1929年3月，国民党成立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筹备委员会。1932年7月，筹备工作结束成立特别党部。1935年12月，特别党部由委员会制改行特派员制，平汉全路共设17个区党部。在区党部与特别党部之间设督导段，其中郑州督导段下辖新乡第九区党部、安阳第十区党部、许昌区党部等几个区党部。健全党组织的同时，特务组织也在逐步发展。1932年，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内正式成立了“肃反专员室”，由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原中共叛徒刘文松任肃反专员，建立并管理全路18个特工站，15个特工小组。
由此可见，这位杨特派员很可能是一名国民党的党务高官，同时在“中统”挂号，大革命时期入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叛党或脱党。
听到这位“老朋友”要为八路军、共产党帮忙，周希汉同志倒有点左右为难。出身红四方面军的他，虽然是湖北人，参加过黄麻起义，但既不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也没在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工作过，虽然久闻陈毅同志大名，却跟陈毅同志完全没有交集。此时陈毅同志正在皖南，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更不可能来豫北，证明这位杨特派员到底是神是鬼？
不过，周希汉身边却有另一位“陈毅同志”。
这位陈毅，原名余立平，贵州遵义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主要在从事地下和左翼文化工作。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此时正以河北民军太行山南区司令部政治部民运科长的身份，兼任修武、焦作、武陟三县工作团指导员。“陈毅”是余立平曾经的笔名，参加八路军后，余立平使用笔名作为新名。
按理说，这位八路军的陈毅同志，跟新四军的陈毅同志也不认识，工作上也从无交集，甚至年龄还小了11岁，用前者自己的话说：
“他（陈毅）革命时，我还是中学生！”
不过革命需要，你这个陈毅就是陈毅。何况周希汉此前也做了铺垫，说陈毅同志正好也来了，现在是山里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的体系里，军队大于政府，政府大于党务，驻军的政治部主任那可要比已成孤家寡人的党部特派员体面太多了。
还有一点，此地的陈毅同志，也说一口四川话。
没错，四川话、贵州话同属西南官话，移民历史的原因造成贵州话与四川话差异不大，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几乎完全听不出来，常把贵州话也称为“四川话”，所以周希汉这个湖北麻城人，觉得陈毅同志完全可以战一战杨特派员。
没想到“老友”重逢，现场效果极好，杨特派员拉着陈毅同志的手，陈主任长陈主任短，大谈当年跟陈主任在武汉如何意气风发，进行反蒋斗争，分别之后又如何苦苦找党，对革命战友念念不忘。说到动情处，眼镜后面满是泪光，吧嗒吧嗒落泪，反倒是陈毅同志被“老戏骨”的高超演技给拿捏住，几乎不知道要如何跟进台词，推动剧情了。
幸好周希汉同志“导演”经验丰富，决定“假戏真做”。你无耻献殷勤，非奸即盗，无非就是想借八路军、共产党在此站稳脚跟，打开天地，我也正好借着给你抬轿子，赚开木栾店的寨门，所以周“导”最后不忘给杨特派员交代个底：
“只要木栾店一破，您的事情好商量。”
有了这句话，杨特派员表示酒也不喝，菜也不吃了，他要先办大事，要效法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之精神，诸君立等可取！
不知道杨特派员怎么跟王高峰勾兑的，反正当天王高峰就开了寨子。
当然杨特派员和王高峰一伙，还提出来想开个群众大会，讨论下未来方向，大家和平辩论，看老百姓是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还是愿意跟着杨特派员的国民党走，抑或是跟着王高峰，去抱日本蝗军的大粗腿？
1938年4月27日下午三点，河南省立武陟中学（原省立第十四中学，今武陟一中老校区）的操场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不待和八路军代表协商，王高峰一蹦三尺高，气势汹汹窜上主席台，开始表演。
也许在王高峰看来，这就是自己的主场，木栾店乃至武陟县，多少年来，都是他们这伙人说了算。虽然暂时在八路军的枪杆子下吃了憋，但我们盘根错节，国民党是靠不住了，可大日本蝗军来了，洋大人有的是飞机坦克、洋枪洋炮，国民党都被揍得屁滚尿流，望风而逃，共产党、八路军，穷党穷军，趁几吊铜钱，有几杆破枪，老百姓凭啥听你们的，跟你们走，你们会变戏法？
“我就是王高峰，商会会长就是我，有人说我是‘汉奸’，我是不是‘汉奸’，在场的都说说？！”
事先布置在台下的狗腿爪牙们，一边威胁身边的群众，一边积极跟主子互动，大声吆喝：不是！不是！
王高峰又进一步咄咄逼人地说：说我是汉奸，当着众人把证据给我拿出来？
八路军一看这个就笑了，还有这么有勇气的汉奸？话音未落，陈毅同志就走到台上，义愤填膺质问王高峰：
“正月二十二日，是谁派人到修武请来了日本鬼子？是谁强迫商家、老百姓挂日本的太阳旗，放果碟迎接？是谁亲自到城外磕头，迎日本人坐汽车进城？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你还想赖账？赖不掉！你不是要证据吗？”
说着，陈毅同志就拿出了一沓证据——王高峰定制的迎接蝗军进驻的膏药旗，摊派给商户替鬼子打前站要钱要粮的单据，还有日寇让他们四处张贴的所谓“安民布告”，一一向群众展示。
到这一步了，这家伙还恬不知耻，还大言不惭，向满场群众喊话，表示自己这么做，还不是为了父老乡亲？八路军是外来人，是土匪，靠不住，只有蝗军来了才能保平安，蝗军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祸害“花姑娘”，还三年不完粮，所以我这么做，就是乞王师以剿“匪”安民，帮助蝗军建设王道乐土，你们得信我，本乡本土的，我怎么可能骗大家？我即便是“汉奸”，那也是“热血汉奸”！
别看王高峰在台上自说自话热闹得口吐白沫，下面的群众却对这套歪理邪说嗤之以鼻，纷纷要求处决汉奸王高峰。
怎么短短几天，木栾店就翻了天？
这还要从进来之后，国共斗法说起。
别看杨特派员是孤家寡人，胃口却不小，无利不起早，他从中“保媒说聘”的目的，在进来之后，很快就挑明了：
“兄弟我不搞武装，只搞政府，但王高峰的保安队要留给县政府，作为抗日基础。”
杨特派员的小算盘打得哗啦响，一方面狐假虎威，拿八路军威胁王高峰乖乖听命于他，拿武装换平安，进而搞国民党与地方势力相结合的老路，另一方面暗度陈仓，拿换汤不换药的“抗日基础”和县政府掣肘八路军，再用“共同抗日”的名头来堵共产党的嘴。
所以，杨特派员一进来，就跟王高峰这伙人勾兑好了，就等着共产党、八路军按照他的“既定方针”走了。
却万万想不到，共产党、八路军有个秘密武器，叫“群众工作”。
请大家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有个不同于以往旧军队，甚至不同于苏东风格红色武装的中国特色，就是要做群众工作。
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初，毛泽东同志作为人民军队缔造者，就提出“做群众工作”是革命军队三大任务之一。红军不只是单纯打仗的军队，它还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此以后，红军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宿营与驻军，都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作为经常的任务。
用今天的话，这是一种“肌肉记忆”。
所以，从王高峰开门那刻，八路军就开始在地方党组织、抗日团体的帮助下，做起木栾店老乡和商团团丁的群众工作。
周希汉、陈毅同志亲自请团丁们喝酒，告诉大家，开了寨门，放下枪，大家就是朋友，八路军优待大家，愿抗日就参加八路军；不愿参加的，就回去种地、做买卖，还有遣散费一块银元。但是也要请大家想明白一个问题：
“弟兄们，你们过去走错路了，你们不是保家，你们是当了汉奸队。王高峰的维持会长是日本鬼子委任的，你们是在给汉奸保家！”
想明白这个问题，对外声称三百人枪，实则不过五、六十的商团武装，哗啦就散了，大多数人表示愿意回去种地，只有十几个人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
与此同时，民运股、工作队的同志们，在当地党组织、抗日团体负责人的带领下，深入到木栾店的普通商户和群众中，访贫问苦，了解大家对王高峰一伙的真实看法和痛点所在。有八路军撑腰，有地方同志的耐心劝说，大家纷纷表示对王高峰“小朝廷”的不满，特别是这些家伙巧立名目，发国难财，先征“抗日捐（给国民党的）”，又征“和平捐（给日本人的）”，一鱼多吃，征多缴少。
传统上，河南地面上支应“大军”，豪绅往往跟军队五五分账起步，豪绅并不出一分钱，还要加倍取之于民，按地亩摊派给农民，普通商人和市民也在劫难逃。当年吴佩孚就曾跟冯玉祥讲过其中的弯弯绕，说：
“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因为官花了五个（钱）可以报十个。”
从清末到民国，无数个“王高峰”，其最高目标就是既能当上总分销，又成为包税人，至于主子是帝国主义，还是封建主义，抑或是官僚资本主义，都无所谓，只要能卖，还能卖出个好价钱，能从老百姓嘴里扣出尽量多的利润就好。
打开王高峰一伙的仓库，一筐筐白花花的银元和一袋袋摞起成山的大米白面，这些东西让群众看到，群众自然就明白了。
到了群众大会上，任凭王高峰红白脸一起唱，群众和团丁都不搭腔，这就显得台下那些带头喊好，频繁互动的“助演”格外出戏。
除了这拨王高峰安排的“助演”，杨特派员还找了批“群演”，都是说好一块钱雇来的，无论男女老少，是不是一家子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求表演到位。“群头”是街面上的无赖，杨特派员的老熟人，说好事成之后，给三十块钱。其实呢？群众上了无赖的当，无赖上了国民党的当。
反正最终结果，王高峰和杨特派员都玩漏了，木栾店的群众既看穿了王高峰一伙的本质特征，也读懂了国民党的几斤几两。
杨特派员灰溜溜地消失了，王高峰等四名本地著名“乡贤”被八路军装到马车上，集体送到山里，经审讯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王高峰的胁从分子留给地方抗日政府监督改造，浮财拿出一部分分给木栾店的乡亲们，剩下的交给八路军、地方抗日政府和游击队。
周希汉同志带部队离开木栾店，越过道清铁路，返回太行山。
临走前，给武陟县的抗日武装，留下一位咱队伍上的副连长和一个班，作为传帮带的战斗骨干，充实到地方，改编为武陟县抗日游击大队，从此奔赴抗日战场。
【注释】
1、薛为余（1905～1940），原名临川，字为余，又作慰余，河南省武陟县薛小段村人。毕业于汲县师范，在汲师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到焦作、武陟等地教书，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赵谭支队（支队长赵基梅、政委谭甫仁）党总支书记、团部党总支书记等职。1940年12月，在滑县东盘邱村与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5岁。至今山东曹县鲁西南革命烈士陵园中，还有薛为余同志的墓碑，其上镌刻：
“薛总支书记为余传略
新三旅七团总支书记薛为余同志，河南武陟县人，年三十岁，高级师范毕业。由于他在校努力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于一九三一年正式参加了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于豫北安阳学界工作，在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下，秘密的领导学生运动，到处宣传灌输抗战思想、 ‘七七’事变后，即参加我军，曾任指导员、组织干事、组织股长、总支书记等职。薛为余同志对党忠实，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十年如一日，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待人忠诚更是他的优良作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于滑县威震边区的盘邱战斗，薛为余同志与战士们同生共死，坚守阵地，并以极沉重的声调激励着战士们顽强意志，战斗更加紧张之际，法西斯日本强盗夺了他的生命。薛为余同志虽已殉国，但他为民族为人民的事迹会永远遗留在人间。”
2、许子善（1911～1980），武陟县北官庄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陟县县委委员。1931年调到焦作，先后在李河、李封煤矿从事工人运动。1932年任焦作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县委副书记、书记。1934年4月以后，许子善回武陟做党的地下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县民先总队长，为武陟党组织的发展，巩固做了大量工作。后调济源县任县长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积极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政法干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0年在郑州市病故，终年69岁。
3、本文中的陈毅同志，抗战胜利后，曾在调往东北途中，在山东偶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当时在军中，有“大小陈毅”之说，解放后前面提到的“小陈毅”改名陈沂。1955年，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陈沂，被授予少将军衔。
4、孙永宇、孙永宙兄弟，积极投身抗日，带动老母亲冯棉茹和大哥永慈、二哥永华、妹妹永德，以及孙家的亲友都参加了革命。捐献出家里的所有粮食和布匹做军饷，卖掉54间房子购买枪支，还亲自拉着12匹骡马，交给党领导下的河北民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
1940年、1941年，孙永宙和孙永宇两兄弟，先后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17岁和21岁，真可谓是满门忠烈。
5、河北民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1938年2月25日，整个豫北失陷。根据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精神，3月下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在山西高平召开会议，决定以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华干）的骨干为基础，组建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曾发展到5个支队，1000余人，并在一些县区组织起了农民自卫抗日队。1938年11月，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赵谭支队，赵基梅、谭谭甫仁）
6、文中还提到了一个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叫刘文松，这个人也值得再次多说几句。
刘文松(1877～1943) ，又名刘松山，湖北黄陂人，曾经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清朝末年进郑州京汉铁路做工。“二七”大罢工其间，曾担任京汉铁路工会郑州分会副委员长，被工人推举为与军阀吴佩孚谈判的代表，险些成为革命烈士。
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主任。此后，多次领导郑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并配合北伐军，对军阀控制下的铁路进行破坏。“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追随国民党右派，任平汉铁路总工会常务理事兼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筹备委员、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和肃反委员，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工运积极分子，打击和真压平汉铁路工人运动。
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团长、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少将指挥官，曾与八路军积极合作，被扣上“共产党”帽子，遭到国民党抓捕审讯。
蒋介石在重庆当面质问刘文松：
“江北交通工作队，为什么接近共产党？”
刘文松答：“江北交通工作队只为抗日，敌后国军一百几十万见了日军就跑，只有与能抗日的共产党军合作抗战，才能收复平汉线！”
气得蒋介石哑口无言，遂削夺了刘文松的指挥权，强迫离职休养。
1943年秋，刘文松在西安病故，气病交加中，犹不忘告诉身边人：
“打败日本鬼，重回平汉路！”
7、我军撤出木栾店后，1938年12月22日，日军占领木栾店。1945年8月29日，木栾店第一次解放。1948年0月27日，木栾店第四次解放，即此武陟全境解放。
又：不好意思，这篇本来应该上周出来的，拖到这周，争取这周能再出来一篇。一不小心，又写了万把字，错字难免，因为毕竟我是单兵作者，啥都得靠我一个人，如果大家发现，请告诉我，谢谢！
当然有的字错了，但它实际上并没错，因为写对了，平台不答应……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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