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交部成立大会开始时，周恩来起身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

1949年11月8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在东单外交部街31号门前停下。这里就是共和国外交部的办公地址。这是周恩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以来第一次到外交部。

周恩来仍然是那身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时穿的黄色咔叽布中山装，他在李克农等人的陪同引导下，走进外交部长办公室。

周恩来的办公室有30余平方米，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临近南窗，安放着1张红木雕花的大办公桌，4把红木太师椅，1套沙发，4个红木雕花的书橱；书橱里放满了线装的古书，以及中外有关外交学、外交史和国际问题的著作。办公室西侧外间为一大型会客室，用来接待各国使节和重要外宾。

周恩来看过以后，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说：“这个办公室虽没有我的政务院的办公室大，却比那个阔气。我不是说过嘛，一切因陋就简，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呢？”

李克农笑笑说：“总理，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已经存放在这房子里30多年了。”王炳南接着说：“总理你看，这些太师椅上都刻有龙的图案，不是宣统皇帝就是袁世凯想登基做皇帝时添置的。”

周恩来随着王炳南的手指看去，说：“你看这张椅子上真是刻的双龙戏珠，手工精致，栩栩如生。这都是劳动人民的创造，供皇帝和官僚们享用，现在又回到人民手中，旧物利用，再为人民服务，这很好。”周恩来停顿一会儿，眼睛扫视一下办公室，又扫视一下在座的人，郑重而又严肃地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搞外交。”

新任命的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连连点头，同声说道：“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办。”

周恩来对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说：“你们把干部花名册拿给我。”王炳南一听，连忙把早已准备好的干部花名册取出来送到周恩来面前。他们知道周恩来有一个习惯，到一个机关或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都要对在场的人逐个点名。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通过点名既可认识人，又可直接交谈，了解情况，增进感情。今天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新中国的外交部参加成立大会，无疑对出席会议的人都要点名。所以王炳南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外交部干部的花名册。

周恩来接过花名册，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每个干部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年龄、学历、特长都一一看过，有的还默记在心。周恩来看完花名册说：“人不多啊，总共才200多。要面对世界200多个国家是很不够用的。”李克农回答说：“是的，总理，我们正在物色和抽调一些干部来充实外交部，不过人很难选，懂外交、会外文的人不多。”

“你这样说不对了。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人才？”周恩来话锋一转，“当然了，外交干部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须挑选那些绝对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阶级立场的人，绝不能有半点儿马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本阶级中最忠诚、最可靠、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

“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三个来源：一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敌人白色恐怖中度过来的，也是可靠的。”周恩来明确指出解决外交干部缺乏问题的途径。

李克农说：“我们将遵照总理的指示，马上着手选调。现在我们已从军队中物色几位将军，准备派出去当大使，还要调些中级军官和参赞，也要从地方上调一部分干部。”

周恩来脸上显露出微笑，满意地说：“这很好，不过要训练一下。请一些专家讲点起码的外交知识，比如一般外交礼仪，见人如何打招呼、握手，如何用刀叉吃西餐，如何穿西服打领带，等等。如能学点外文更好。”

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异口同声地称赞道：“总理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们立即着手筹办！”

“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称我周外长。”

当周恩来精神抖擞，健步走进外交部东楼大厅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周恩来经历这种场面已不止一次了。他非常谦恭、虚心地说，“同志们，请坐下。我周恩来和大家一样，也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我也犯过错误，现在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完美无缺。以后我们要长期共事，你们会看到我的优点，也会发现我的缺点的；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李克农站起来说：“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讲话。”

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心想：怎么李克农刚到外交部当副部长就犯错误了？李克农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脸上显出一种尴尬的表情。

“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称我周外长，不要称我周总理嘛！”

周恩来缓缓坐下，和蔼地说：“今天在座的有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先认识认识，好吗？”他从头点名道：“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他现在是我国驻苏联大使，也是我们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不在国内，但他还是兼着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位老同志，当过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苏联留过学，很受斯大林和苏联同志的信任。”周恩来又点到李克农，他说：“李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他是个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是代表党中央第一个同张学良将军接触的人。”他侧过身来，对着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说：“你是安徽芜湖人，陶行知也是你们安徽芜湖人嘛。你们芜湖是鱼米之乡，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周恩来又对坐在他左边的章汉夫：“你是江苏武进人，同瞿秋白、张太雷是同乡。这两位都是才华横溢的革命家，可惜他们死得太早，只有30多岁。”

“这两位我都认识，也曾领导过我。”章汉夫答道。

“克农没有上过大学，汉夫是留美、留苏的学生，你的英文很好，俄文怎样？”

“俄文忘掉很多，但还能听懂一些。”

“做外交工作的一定要学习外语，已经会外语的要提高，不会的要从头学。我们不行了，岁数大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周恩来一边说一边翻着花名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这你们都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生，好像还在日本留过学。”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没有到任。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当过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以后一直在军队工作。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由他来同苏联、东欧国家打交道是合适的。”周恩来翻开花名册下一页说，“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即夏衍），杭州人氏，日本留学生，我国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也没有到任，暂由乔冠华兼代理司长。”

乔冠华立即恭恭敬敬地站起来。

周恩来以目示意，对着乔冠华说：“你坐下吧！”他接着说：“乔冠华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然后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杜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我们这里的外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不多吧？”

“有，总理。”龚澎站起来说：“我们司的副科长浦三同志，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

“噢！”周恩来略带惊讶的语气说，“我们外交部还有人才呀。浦三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

浦三站起来说：“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1923年11月出生。”

“江浙才子多，可我这个江浙人就不行啦！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了？”

“不行，马马虎虎的能用。”

“你不要谦虚嘛！英文这个工具，你将来可以大显身手。”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又说：“乔冠华回国后，用乔木的笔名写了大量的国际时事评论文章，在延安的胡乔木同志也用笔名写了大量的文章，他们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故而一时有‘南乔’、‘北乔’之称，传为佳话。”周恩来突然向大家反问道：“龚澎同志你们不认识吧？她是乔冠华同志的夫人，是我们的情报司司长。”

全场回答：“认识、认识，她是我们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

“不，还有龚普生同志，龚澎同志的姐姐，章汉夫同志的夫人，是我们国际司的副司长，她们两姐妹都出自安徽名门望族。龚澎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那时你在燕京大学读书？”周恩来问龚澎。

龚澎站起来说：“是的，总理，我同簧华同志是同学。”

“那司徒雷登是你们的老师了？”

“是的。”

“这人后来当上美国驻华大使，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就是指他的。这个人回国以后干什么去了？”

“听说，回他家乡赋闲了。”乔冠华站起来回答。

“下面我想改变一下作法，不用我来介绍，而是自我介绍。”周恩来说，“韩叙，你介绍一下你的简历！”

韩叙十分谦恭地站起来说：“我是江苏江宁人，1924年生，燕京大学经济系一年级。”

“你现在在办公厅礼宾处当副科长？”

“是的。”

“礼宾工作很重要，这是个门面，外国人首先看你待人接物是否友好。当然，我们新中国的礼宾工作，应当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不卑不亢。不像清朝和国民党政府见到外国人就卑躬屈膝。我们既要有骨气，又不要有骄气。总之，要慢慢摸索，要总结经验，制订出一套制度。”韩叙连连点头。

“凌青，我们在延安时就认识。”周恩来翻着花名册。

凌青站起来，自报家门：“我是福建人，1923年生，大学毕业，在中央外交小组工作。现在是美澳司的科长。”

“你是林则徐的后代？”

“是的，我是他的玄孙。”

“林则徐禁止鸦片，抵抗英国侵略者，是一位颇有见识和才干的民族英雄，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敬仰。你要继承、保持你们祖上的遗志和荣誉。”

“是的，总理，我一定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贡献；”

周恩来把到会的人一个个地都点到。

“在外交上，我们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

随后，周恩来发表了外交部成立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以前，周恩来在内部讲话时，极少用起草好的稿子，往往只写一个简要的提纲。今天，他手里只拿了一张纸条，便侃侃而谈。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10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正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精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意，就会打败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旧中国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多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每个人都用笔在记。

他略微提高声调说：“我们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全场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不少人还站起来鼓掌，足足有五六分钟之久。

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在王炳南陪同下来到楼下食堂，同外交部工作人员一道排队，买了一盘豆腐清汤、一碗米饭，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就餐。

晚饭以后，举行外交部成立晚会。邓颖超也赶来参加。晚会上，周恩来翩翩起舞，舞姿优美动人，外交部的女同志都争先恐后地陪他跳舞。周恩来跳舞，一方面是为了休息，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接触群众。他同舞伴们一边跳舞一边聊天，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思想和工作，在舞间休息时还同大伙谈心，没有一点儿领袖架子，大家都愿将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周恩来凭他的品格、智慧、才能，赢得了人心，他依靠大家，大家也全力拥戴他、支持他，都愿在他领导下工作。这样上下一条心，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显然，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蒸蒸日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与周恩来的贡献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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