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战”对他毫无意义，瞿秋白大声对劝降者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

1930年7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

是英雄（烈士）还是叛徒（“豆腐”）

1934年初，瞿秋白从中共中央秘密机关所在地上海潜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但苏区仍留下了一部分力量继续从事武装斗争，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被留在了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之后，国民党军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至1935年1月，形势已十分危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进行转移，即由中共福建省委派武装护送出境，拟取道广东潜入香港。可惜他们未能安全出境，即被敌人包围。以上三人中，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牺牲，邓子恢脱险。

瞿秋白是如何被俘的？他在遇难之前，是否受过国民党的刑讯？他最终是烈士抑或是令人不齿的叛徒？

“文革”期间，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联合出版的著名的《讨瞿战报》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英雄”还是豆腐》（所谓“豆腐”，是指瞿秋白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一文最后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质疑瞿秋白被俘后的行为。

其实，早在1963年8月，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人员戚本禹在继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叛徒”问题，进而促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变成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多余的话》由此受到牵连。不久，常州的瞿秋白故居被关闭，已征集到的文物也被封存。1966年“文革”爆发后，“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于是《多余的话》也被诬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

1967年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的《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了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的墓，而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随之被隔离审查，瞿秋白其他亲属也都受到了各种不公的待遇。此前的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入江苏常州的西门公墓，砸坏了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还砸毁了瞿秋白父亲瞿世玮在济南的墓碑，并把他的坟也给平掉了。1973年10月20日凌晨，杨之华在北京秦城监狱含冤病逝。

那么，瞿秋白究竟是烈士抑或是叛徒？他究竟是英雄还是“豆腐”？

瞿秋白被捕及被刑讯经过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一行行至福建长汀水口镇时被发现，国民党保安十四团第二营得到报告，营长李玉遂率队围攻。何叔衡在突围时不幸牺牲，邓子恢最终突围成功。一行人中，项英已怀孕的妻子张亮和梁柏台（苏区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内务部部长）的妻子周月林被俘。瞿秋白因重病躺在担架上，无法实施突围，最终在山上被捕。

被俘后，瞿秋白受到了李玉等人的刑讯。当时瞿秋白谎称自己叫林祺祥，是江苏人，肄业于北大中文系，后又入医学校学医。因一次游历福建漳州，被红军俘获送至瑞金，随即担任红军总卫生部的军医以及文书、文化教员。此次，他借红军长征之机，携款逃出，乃至被俘云云。不久，国民党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赶到，他见被捕诸人身上携有港币、黄金以及护送人员又有驳壳枪，据此判断所谓林祺祥者必是中共要人，随即对其进行刑讯。不过，瞿秋白坚不吐实，仍未暴露身份。

瞿秋白一行随即被转押于上杭县城，此后瞿秋白又遭刑讯，他仍不为所动。瞿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写了一份“笔供”，内容仍然不变。李玉看了这份“笔供”后，对瞿秋白说：如系属实，可取保释放。瞿秋白遂给上海的三人（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写信，要求作保。鲁迅收到信件后，据说曾拟与陈望道等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运动，然未能实现。鲁迅遂欲通过同乡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内部进行活动和转圜，然亦未有结果。瞿妻杨之华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担保，又为瞿秋白缝制了衣服，鲁迅则嘱其转交50元钱，一并寄给狱中的瞿秋白。未几，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所谓“取保释放”失效。鲁迅闻之，在书信中为之惋惜不已。

瞿秋白原已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在1931 年9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7名中共要人，其中瞿、周各2万元，其他5人各1万元。于是，钟绍葵等自感“如获至宝”。在钟绍葵的邀功信中，他称对瞿秋白等进行了“挞讯”。后来，宋希濂又进行了“研讯”。据此可知，瞿秋白被俘后是受到了刑讯的。

杨之华后来在《忆秋白》一文中说：

“秋白被捕后，没有暴露他的真面目。第二天，他被戴上手铐脚镣，送到上杭县匪部监禁一月余。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这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秋白已被匪三十六师逮捕，要他即时把讯核情况上报。宋希濂这时还没有发现秋白，就决定各团把俘虏的姓名、俘虏地点以及相貌特征分别详细造册，送到师部。敌人从表册上看到‘林祺祥’是江苏人，四十岁左右，军医，人单瘦，谈吐文雅，以形迹可疑被捕。由于听说‘林祺祥’在苏区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过，便将他送到福建长汀匪三十六师师部。据说秋白被解到长汀后，曾被敌人讯问用刑多次，都没有暴露。

后来，匪徒发觉在被囚押的人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陈姓青年，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部当过收发，因而想出一条诡计，设法使陈姓青年与秋白骤然相遇，以观察他们的表情，辨别到底是不是秋白。这天，匪徒把秋白带到一间房子里，又秘密使人把陈姓青年带来。陈姓青年迈进门槛，突然看见了秋白，脚步骤然停住，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匪徒奸猾地说：‘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么？’秋白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来，哈哈笑着说：‘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戏！’随又说：‘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必再问。’蒋介石命令他的匪徒，千方百计引诱秋白，劝秋白投降，写‘反省书’。秋白坚决地拒绝了匪徒们一切威逼利诱，他说：‘我为了党，为了人民，应把革命坚持到底。’再来劝他时，他就岸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瞿秋白受到“善待”以及《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真实身份被敌人获知后，他反而得到了敌人的“善待”。其中的原因，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说：宋希濂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认识和知道曾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重要人物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等），于是他称瞿为“先生”，自称“学生”（由于瞿秋白的声誉，许多国民党要人对他都尊重有加，如蒋经国1945年1月赴莫斯科谈判归国途经新疆，曾专门视察了盛世才关押中共在新疆被捕人员的监狱。当时蒋经国对被关押的杨之华说：“我对瞿秋白先生的才学非常尊重，对您……”），并对瞿秋白予以生活上的优待（囚室、烟酒、写作、放风等）。至于其他具体的原因，这“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的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代；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于是，狱中的瞿秋白大不似我们曾经熟知的那些狱中的先烈一样，动辄呼喊口号、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而是从容应对，并且以自己的所长，为之刻印、赠诗等等。同时，在回答问话中也虚与委蛇，并在“供词”中讲述了苏区和红军的一些情况。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说：这“与其说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了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而在“供词”中，瞿秋白明白无误地说：“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用不到一周时间写下了《多余的话》。关于《多余的话》，这也是后来对瞿秋白进行评判的最关键的文献。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1979年，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瞿秋白究竟是烈士还是叛徒的又一轮争论。

当年瞿秋白写成《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由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予以刊登（部分）。1937年春，又由一家刊物《逸经》予以全文发表，此后被陆续转载。然而由于迄今尚未发现《多余的话》的手稿，于是其真伪便成了一个问题。换言之，自其问世之后，杨之华等坚决否认其为瞿秋白所作，抑或有之也曾被国民党当局所篡改，因此主张不得据此评判瞿秋白。但包括丁玲在内的一些人则认为它确系瞿秋白所作，所谓“其人其文，无从伪造也”。如今，学术界已经认可其为瞿秋白的作品，并且已有了多种版本存世。

除《多余的话》外，还有瞿秋白在狱中所写的“笔供”“口供”“呈文”等，能否据此诟病于他？正如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所说：瞿秋白狱中所述所写，“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有之，则是他“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也即“脆弱的二元人物”的自白，以及不免流露出来的“消沉情绪”等。这或许更加可以用来说明瞿秋白真实的一面。

宋希濂的回忆

《鹰犬将军》一书系国民党原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宋于1949年12月被俘，后被特赦，获释后写成《鹰犬将军》一书出版）的自述。该书有瞿秋白被害经过的详细描述，系宋1935年担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时的经历。

宋希濂时率部驻防福建长汀。后来，他回忆：瞿秋白一行是被福建省国民党地方部队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上杭截获的，起初关押在上杭县监狱。瞿秋白略懂医术，于是便化名林祺祥，说自己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以此暂时蒙混了敌人。后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得到密报，说在上杭俘获的几百名红军中有瞿秋白在内，于是严令在钟绍葵所俘的红军中清查瞿秋白的下落。钟绍葵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方面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方面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请赏，所以十分卖力地进行这一工作。但经过多次讯问，并没有清查出来，钟绍葵遂使用了“谁说出瞿秋白来就释放谁”的办法，结果有一人指出林祺祥就是瞿秋白。随即蒋鼎文命令该团将瞿秋白押送至驻长汀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瞿秋白被关押在师部后，宋希濂对此回忆：“秋白先生原来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见到他时，他是穿着一件灰布长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此后，“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感想或者写诗，有时也谈古文和唐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大约100张（或60张）十行纸钉成的一个本子上，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师参谋长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曾交给我看，我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瞿秋白在被关押期间，宋希濂说他曾与瞿秋白有个别的谈话，他回忆：

“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瞿秋白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状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500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个县里都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国家的伟大贡献。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

“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我们实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芜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

宋希濂称自己与瞿秋白争论，他没能说服瞿秋白。宋希濂劝降无效，而蒋介石得知瞿秋白被俘的消息后，即令“中统”派两个人由南京到长汀来劝降瞿秋白。其实，所谓“劝降”，先已有“军统”在闽西的人员实施，后才是“中统”的陈建中和王杰夫。同时加入劝降的还有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和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国民党厦门党部书记朱培璜。此四人拟对瞿秋白展开“攻心战”，一是以情感打动之，一是以顾顺章等中共叛徒的例子感染之，同时伴随以“怜惜人才”的“恻隐之心”。至于瞿秋白可能的退路，即他可能会接受的条件，则是继续进行翻译的工作。然而，在瞿秋白面前，这一切统统失效了。瞿秋白对他们大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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