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提到当年的事情时，邓颖超：恩来不会背着毛主席干什么事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

前言

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分歧的，这一点，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是知道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要说周恩来总理背着毛主席干了什么事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

毛主席：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8年1月，在谈到《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时，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亲密交谈

在毛主席看来，人民群众的气，宜鼓不宜泄。然而，周恩来总理是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的，他所站的角度要求他要站在事实的基础上，制定与当时相适应的经济指标。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在看法上是存在分歧的。

但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分歧，远远不是矛盾。因此，在毛主席看来，要的是周恩来总理及时转变思想，并非其他。

1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南宁作了检讨，并表示是他太过保守，对错误负主要责任。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然而，周恩来总理的心里却感到有些苦闷。对此，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回忆说：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已经习惯了忙碌，习惯了为人民服务，让他闲下来，确实是非常难受的。因此，他才会拿起乒乓球拍，让自己在运动中保持精力。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交换意见

4月，毛主席在组织上给予了书记处更大的权力，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成立了5个领导小组，分别为：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领导负责小组的具体工作，归中央书记处管理。这些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是邓小平负责草拟，报毛主席审批后就职的。

这次机构改革，减少了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使他心里感到非常失落。随后，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他说：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6月8日，对于中央设置领导小组的事情，毛主席阐述说：“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

对此，周恩来总理感到迷茫，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感到怀疑。

周总理和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

不久后，关于国务院职能的变化，毛主席又解释说：“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

毛主席口中的“办事”，明确了国务院的定位。也就是说，国务院在以后是一个纯粹的执行机构，无涉国家大政方针。而书记处的职能，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可以说，在毛主席的心中，书记处拥有意识形态的掌控权。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明确指出：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交谈

事实上，毛主席对国家机构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发展形势，并非对周恩来总理本人不满。在实际工作中，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就像尼克松说过的那样：“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

1924年，毛主席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被选为国民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从巴黎回来，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后，毛主席和周恩来便有了交集，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

1931年11月27日，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离开了军事指挥的位置；12月，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旧照

在根据地，周恩来先后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期间，周恩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艰难地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对于前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毛主席，周恩来在军事指挥能力上表现出了非常信任和倚重的态度，曾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上，毛主席阐述了他的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会议决定，在挥师抢渡乌江后，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

周恩来旧照

紧接着，周恩来将这次会议的决定向没有参加会议的李德作了通报。期间，李德因为不同意会议决定和周恩来大吵起来。周恩来气得在桌子上一拍，将桌子上的马灯震得跳起来，连灯火都熄灭了，这才将李德震住。

在执行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赢得了主动，连战连捷，极大地重振了士气。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

会上，和大多数人一样，周恩来以其在党内和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积极拥护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领导地位。

对于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作用，毛主席后来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毛主席和周恩来在一起

1935年1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的工作。

此后，长期作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周恩来协助毛主席开展各项工作。在私人关系上，周恩来也逐渐成为了毛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在谈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时，毛主席特别指出：“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前来旁听会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对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在党内，毛主席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可以说，两人在工作上是密不可分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交流

在工作中，毛主席负责统筹全局，集中主要力量来抓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拿大主意；周恩来总理管理着新中国的每一个方面，是当家人，众所周知的日理万机。就像薄一波说的那样：“总理嘛，就是要总理一切。”

在工作中，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十分敬仰，总是想尽办法将毛主席的想法付诸实践。一次，周恩来总理对薄一波说：

“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就像周恩来总理自己说过的那样，在遇到和毛主席的意见有分歧的时候，他总是首先剖析自己，并全力把工作做好，将工作做得周到细致，让毛主席放心，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思考更重要的事情。

为此，周恩来总理在工作中，总是显得精力充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做到他人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的事情，并为此乐此不疲。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

对于周恩来总理，毛主席是非常信任的，总是委以重任，并对周恩来总理在革命中的贡献如数家珍，就像他在给柳亚子信中写的一样：“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

按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总理是周恩来。

对于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是十分尊敬的，他总是告诫人们说：“他（毛主席）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1955年，对于当时在经济生活中的情况，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因经验不足，作出了较为乐观的形势判断。

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在一起

但是，周恩来总理在后来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的乐观估计作了反思，认为还是应该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下来。但毛主席则从人民积极性的这个角度上考虑，认为不应该泄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所以，两人在看法上，是存在着分歧的。对于这种分歧，毛主席虽然在工作方面对周恩来总理做了批评，但是从来没有从个人的角度离心。

邓颖超：毛主席错了，恩来也必然错了

1958年，书记处成立了领导小组，并被毛主席在组织上给予了更大的权力，并对国务院的职能进行了调整。

这次调整，周恩来总理绝对没有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合作关系的毛主席产生任何嫌隙，而毛主席也依然对周恩来总理信任有加，两人之间的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

后来，事实也证明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是非常信任的。他知道周恩来总理干具体事务的能力，那是任何其他的人都无法代替的。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也是非常尊重的，更是十分维护的。这也是他们能有一直保持亲密战友的原因所在。

1971年，毛主席突然休克。得到消息后，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的周恩来总理非常着急，立即中止了会议，赶往中南海游泳池，组织对毛主席的救治。

看到毛主席转醒后，周恩来总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激动地扑到毛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毛主席的手，眼泪夺眶而出，语音哽咽地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1972年1月，在参加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后，毛主席又生了一场大病。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毛主席才苏醒过来。

得知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非常着急，在坐车从西花厅赶到游泳池的时候，很久都下不了车。

周总理陪同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

5月，得知周恩来总理确诊为膀胱癌时，毛主席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立即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更是多次劝周恩来总理要“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

1973年，毛主席因白内障，视力急剧下降。对此，周恩来总理非常着急，将自己戴了多年的一副眼镜送了过来，并写信给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1974年，在看到毛主席评水浒的话时，有人便利用这件事情，在周恩来总理的面前说毛主席借水浒批评周总理“是宋江，搞投降”。

事实上，在多年的革命过程中，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心是相通的，都知道对方是光明正大、心纯意圣的人，都视组织原则、纪律为生命。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这是正常的，绝对不会因此而心存芥蒂。

所以，在听到这些话时，周恩来总理坚定地说：“不是那么回事！”然而，有些人却总是不死心，依然在周恩来总理的耳边吹风。对此，周恩来总理警惕地说：“你们想干什么？”见周恩来总理如此坚定，那些人也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周总理和毛主席在一起

这一年，毛主席的身体也很不好，在看到工作人员特意为他做得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的海绵坐垫的沙发时，毛主席坐到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1975年，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成功地恢复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周恩来总理内心非常高兴。

1976年元旦，在病床上听到毛主席发表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时，周恩来总理眼角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

在弥留之际醒过来时，周恩来总理看着旁边的医生声音讷讷地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在听到医生说没有大的变化时，周恩来总理说：“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

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毛主席非常痛苦，身边的人问毛主席要不要去参加追悼会时，毛主席拍了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加吃力地说：“我走不动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握手

9月9日，毛主席病逝，邓颖超心里非常难过。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亲密爱人，她知道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两人是无法分割的。

1979年，在听到有些人说当年周恩来总理艰难地把中国的经济推向前进时，邓颖超纠正道：

“请大家不要这么讲，你们说的不是事实；我家恩来就是那么个人，他把组织原则视为生命，组织上错了，路线错了，毛主席错了，他也必然错了……他不会背着毛主席和组织干什么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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