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强调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之一。毛泽东写作这篇重要文献时，对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索，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精神和开辟真理道路的勇气。

形成独特思想的独特方式

中国社会主义具有不同于苏联的特殊性。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毛泽东就一直思考中国怎样才能摆脱苏联模式从而走出一条自己独特道路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此前有过一些考虑，但是，当中国迈入社会主义后，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他仍在思考和研究。1955年3月中央决定筹备召开八大，而八大的主要任务，就是回答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已经带有急迫性。毛泽东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寻找答案。因此1955年和1956年，毛泽东多次到外地搞调查研究，边了解情况，听取各地干部群众的意见，边思考。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在搞调查研究。毛泽东离京调查时，留在北京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采取的调查研究方式，是请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1956年1月，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听薄一波说，刘少奇为了替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工作，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于是，薄一波就召集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来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在这43天时间里，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后来说过，他在这43天里，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到颐年堂去听汇报，每次都听四五个小时，听汇报之前或者听完之后，毛泽东要把有关材料看完。当年为毛泽东召集汇报人、自己也全程参加听汇报的薄一波回忆，当时，周恩来、彭真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一起听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听汇报。

直接听34个部委的汇报，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当年的34个部委，是中国各个领域工作的领导机构。这些部委负责同志从整体上介绍工作情况，使毛泽东能从宏观、整体上了解中国各领域情况。直接、全面掌握了中国各领域工作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就是整体掌握了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与毛泽东此前到基层实地的调查研究相得益彰，使他掌握情况更全面，创造了他进行整体的、贯通的、深刻的思考，产生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新思路、新意见、新构想的条件。而这些新思路、新意见、新构想，是毛泽东听汇报时逐步成熟并且高屋建瓴谈出来的，形成方式与以前相比，很特殊。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毛泽东听汇报的方式是，先听汇报人讲，在汇报人讲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或进行评论；当形成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时，当即说出来。毛泽东这些闪烁智慧之光的见解，经过交流和再思索，形成意见，被记录下来。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只选载了毛泽东谈话记录稿的一部分，但从这部分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花费的心血，形象反映了毛泽东边听汇报边思考边谈自己看法的过程。这个特殊，是他写《论十大关系》的起点。

应该独立思考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赞成学苏联的。但是，毛泽东说的学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全盘照搬的意思。他说过，我们政权机关、经济基础等很多方面与苏联不一样，不可能什么都照苏联的样子去做。学苏联，要有分析，应该独立思考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边听汇报边谈自己意见的43天里，毛泽东把这一条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经常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谈到。

1956年２月14日，是毛泽东听汇报的第一天，他在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开始前，自己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毛泽东这段话，就是针对当时我国中央领导部门学习苏联的管理方式，把一切都统得过死，而中央向地方下达的指令太多，又不统一的弊端。

在汇报人谈到工业生产计划设计时，毛泽东插话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事先什么都知道的圣人。搞设计事先什么情况特别是基层的情况都知道，不可能嘛！毛泽东主张，我们在技术方面不如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要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向人家学，但在行政措施方面，就不一定要照搬他们的。他说：我们在技术方面非学人家不可，要像小学生写仿一样，学习苏联、东欧国家的技术。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斯洛伐克样本也好，我们就先学他们的。但是，我们的行政措施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

毛泽东对苏联和东欧在企业管理中实行一长制，是有看法的，认为我们中国不能照搬一长制办法，他倾向于采取我们的党委制办法。２月15日上午和晚上，毛泽东在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时的插话中，重点就是谈他对一长制的不同看法。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从前军队也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反对政委制，说政委不搞军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经过多次斗争才纠正过来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训练，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２月16日下午，他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时，直接批评一长制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一长制有很大的官僚主义。总之，一个原则，不妨碍厂长的指挥，工厂生产一定要有纪律，保证质量、数量、时间，为了这个，有集体领导比没有好。

除了对苏联的一长制有看法外，毛泽东还对苏联一些重要部门不归党管有看法。他说，苏联的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党不能管，我们不要学它。还是我们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党委制比较好些。他举自己的例子说：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边听汇报边谈自己的意见。他谈的意见中包含一个核心点，那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同战争年代中国要找到自己独特革命道路一样，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找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照搬苏联。他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在搞建设时，找到我们中国独特的规律，与战争年代相比，我们要少走弯路，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

毛泽东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一直思考中国搞建设的特点。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是毛泽东在听汇报谈话中阐述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观点。从主观愿望来说，毛泽东是主张中国的发展速度要快一些的。２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时，作了一个估计：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２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讲他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看法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一穷二白，没有负担，发展起来是很快的。毛泽东讲了自己这样想的四条理由：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我们也可以超过苏联。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群众路线。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都要打破迷信。2月28日晚上毛泽东在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电力工业部汇报说我国电力生产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鼓励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但毛泽东并不是一味讲快速发展，他谈问题总是从多方面辩证分析。３月６日下午，他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就谈到要反对各种错误认识。他提到，要反对急躁冒进，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害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

就在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听取各部委汇报时，发生了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苏共二十大是1956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与毛泽东第一次听汇报，恰好是同一天。就在苏共二十大马上要结束的头一天即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不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党代表团通报，突然秘密召集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开会，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西方国家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这个秘密报告的全部内容。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毛泽东思考的重点没有变化，他听汇报的工作仍然继续，只不过增加了新的思考内容，这就是：把苏共二十大与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的八大联系起来，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3月3日下午，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毛泽东在当天就在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谭震林开会，听取邓小平、谭震林汇报情况。邓小平、谭震林在会上详细汇报了他们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情况、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变化，以及在苏联得知的苏共中央内部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没有表态，他要大家用10天时间，都来考虑这个问题，都研究苏共二十大的变化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然后再开会讨论。3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点。散会后，毛泽东又专门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研究中共如何对待苏共二十大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个小范围会议上首次对苏共二十大表了态。他说：现在看来，对苏共二十大，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娄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娄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这次会后，毛泽东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他经常召集小型会议，研究苏联方面的问题。经常参加这些小型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彭真、康生、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也经常被叫去参加。同时，他听各部委的汇报，也继续进行。从3月3日到23日的20天时间里，毛泽东一边召开小型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揭盖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边继续听汇报。例如，３月４日下午，他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３月5日下午，他听取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国务院第六办公室汇报。３月６日下午，他听取铁道部汇报。３月８日下午，他听取交通部的汇报。3月9日下午，他听取邮电部、民航局汇报。3月13日晚上，他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3月15日下午，他听取农业部汇报。3月16日下午，他听取水利部汇报。3月18日晚上，他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3月19日下午，他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3月20日、21日晚上，他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每次听汇报之后，他还要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商谈工作。研究苏共二十大的会议和听汇报的会议交替进行，日程安排得非常满，使毛泽东几乎没有休息时间，非常辛苦，但他的思维更活跃。这个时候，他集中考虑的是苏共二十大“揭盖子”后，中国共产党可以更加解放思想，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了。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最后的结论性发言中，毛泽东讲了他思考后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他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４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非常肯定地提出了一个观点：“总之，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思想成果，后来写进《论十大关系》中。《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毛泽东特别讲到，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还举了生动的例子：苏联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有人就说自己错了，要学人家的，结果，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了，和我们一样。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

从“三个关系”到“六大关系”再到“十大关系”

毛泽东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他思考和论述中国的十大关系，也有一个思想逐渐发展最后成熟的过程。

毛泽东在听各部委领导汇报时的谈话中，一开始认识到的，是“三个关系”。“三个关系”，是毛泽东在４月19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来的。此前毛泽东也特别重视沿海工业的发展。他在３月１日下午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时，专门讲到要充分发掘我国现有企业生产潜力，而我国现有企业在沿海。毛泽东当时就提出：限制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者充分合理利用。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那么，如何对待在内地建设企业？毛泽东的思路是，沿海企业在内地建厂，这样做，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主张，沿海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４月19日下午这次听取汇报，毛泽东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说：我们国家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这些都必须充分利用。从延安时期就倡导对事物进行连续思索的毛泽东，自己就是连续思索的典范，他此时已经不局限于只思考在沿海地区发展企业问题了，而是把思考范围从沿海企业拓展到整个沿海地区，又把沿海地区与内地联系起来，同时，又把企业发展问题区分为两个方面，即轻工业和重工业，而且又想到集体企业经营中，企业与个人的关系，由此提出了“三个关系”，而且，毛泽东此时已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三个关系”。他在这次谈话中指出，有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但是，毛泽东这个时候提出的“三个关系”，还是初步的，谈到沿海与内地关系，他还没有讲到工业布局平衡问题；讲到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他还没有涉及到农业；讲到个人与集体关系，他主要还是针对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重点讲农业集体化后不能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此时毛泽东对“三个关系”的阐述，与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的有关阐述，还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没有使用“三大关系”的概念，而是使用“三个关系”的概念。这体现出他当时思考有关问题，还没有广阔拓展。

但是，毛泽东在听汇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头脑一直在思索，思考的领域在不断拓展，在第二天，他就把思考问题的范围扩大了。4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他在谈自己的看法时说：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五个关系”，即轻工与重工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说法，他说：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评，阐述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外援问题，其中包含着一些关于中国和外国关系的思想。

接下来的几天，毛泽东思考的范围又有很大拓展，提出了“六大关系”的思想。４月24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此时，毛泽东把他几十天听取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总结、概括，归纳出六种关系，并且清晰地按照顺序罗列出来：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利益。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我们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

毛泽东提出的六种关系，已经有了如下特点，一是对每对关系，都用辩证法进行分析，阐述其中的逻辑关联；二是仍然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中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说：想从农民中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要经常照顾农民，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三是讲到的有些关系，涉及的联系方面不止一个，例如，他讲国防，涉及的是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的关系；四是他此时已经不再使用“六个关系”的概念，而是使用“六大关系”的概念，证明他思考的范围更加宏阔，每个关系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更丰富了。五是他认为，“六大关系”就是“六对矛盾”，说明他正在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他所认识到的六种关系；六是他对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来思考和阐述问题。例如，他说，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讲了“六大关系”之后，他的思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深入探索仍在继续，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不只是把听各部委汇报时自己产生的思想加以概括，而是将自己此前到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的认识成果，以及我党历史经验，也纳入思考当中，进行集中、凝练、升华，创造出系统的思想成果。

４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手拿他列出的讲话提纲，在讲的过程中，他即席发挥，讲得既深刻又酣畅淋漓。他的讲话，有中心点，即围绕一个基本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对什么是积极因素的阐述。而他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对这十对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概括：“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之中的基本思想，是以苏为鉴，独立思考，按中国自己的情况办事，走中国自己的路。

这个思想，也就是指导八大召开的基本思想。据当时参加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1956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了，打电话找他和陈伯达等到他那里，高兴地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历史事实也证明，《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党的八大及其稍后的中央决策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和进一步发挥，产生了积极影响。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经有关部门对毛泽东讲话提纲和录音进行整理，形成了文字稿，但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1956年12月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印发县团级党委学习。1975年，胡乔木又对原来的印发稿做了一点儿整理工作，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但毛泽东逝世之前，《论十大关系》仍然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的这一天，才由《人民日报》全文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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