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为何被称为“我们党内的母亲”

任弼时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40年初到1947年初，他在延安工作、生活了七年时间。在这段时期，任弼时襄助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负责调整机构，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筹备与主持党的七大，指导重建青年团，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调整机构，建立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飞越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李富春、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欢迎大会。

任弼时1938年春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在莫斯科工作的两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战友。如今，他终于踏上了朝思暮想的黄土地，看到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感到分外兴奋。自16岁参加革命以来，任弼时长期浪迹天涯，四海为家，这次回到延安，才开始了真正的“定居”生活。

◆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与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延安。延安各界举行欢迎大会。大会主席台左起：蔡畅、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李富春。

回国不久，任弼时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任弼时之所以被委以重任，胡乔木是这样分析的：一是资历老。早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就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人；二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代表着一个方面；三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除了这三点外，胡还写道：“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对于这些“微妙的关系”，胡解释是：“任弼时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

1940年10月，任弼时与张闻天等搬到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便于直接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张闻天还是中央负总责，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三年多，但各个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整合，中央直属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均在兰家坪，由中央负责人一人管一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互不统一。中央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须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于这种无章可循、无人负责的局面，任弼时很不习惯。刚搬到杨家岭时，就碰上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军委的一名秘书派警卫员送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弼时同志，听说英文打字机在你那儿，请速送来。”这种情况在苏联是决不可想象的。他的秘书师哲一看条子就火了：“此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任弼时则说：“不理他，过几天他自己会来拿的。”

◆1941年，任弼时在延安留影。

任弼时上任伊始，就把调整机构、理顺关系、干部定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首先建立起党中央的办公机构——中央办公厅，自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李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任弼时的左膀右臂。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行政、警卫三个处，各处职责明确。接着，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制定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不过从没有发过)。

任弼时注重制度建设，讲究效率。他经常告诫办公厅的同志：“要提高工作效率，没有一套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一定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建立一套有利于我们工作开展的规章制度。”

中央办公机构工作走上正轨后，任弼时继而整顿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将中央直属机关集中到杨家岭办公，使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

任弼时还帮助整顿西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过去，陕甘宁边区有个边区党委，还有个和边区党委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机构重叠，不利于工作开展。任弼时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经中央研究决定由他负责领导，将这两个平行的机构合并为中央西北局。

◆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时的工作笔记。

任弼时的这些具有开拓性的建树，确保了党中央工作正常、科学、高效地运转。师哲如此评价：工作正规化，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沓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和赞赏。

在中直机关正规化的影响下，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萧劲光负责的留守兵团，贺龙领导的联防司令部，高岗、贾拓夫领导的西北局，以及林伯渠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也都逐渐走上正轨。

这段时间，任弼时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实则是摸索与建立我党在农村部分地区执政的管理体制，并为尔后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在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任弼时总是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

整风运动开展后，任弼时及时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提供学习材料，收集各地情况和交流经验。他协助毛泽东研究改造中央党校、《解放日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他还先后向干部大会作《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为什么要增强党性》等讲演，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各单位整风学习硕果累累的情况下，西北局召开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一直开到1943年1月14日，共计88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议，仅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三百余人参加，而且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这也是规格很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讲话。

◆1943年，任弼时与叶子龙在延安合影。

为了贯彻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会上任弼时支持西北局，批评了某些同志。他说：“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么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

任弼时和林伯渠一起找留守兵团司令员谈话，指出要讲团结，首先要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强调，“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任弼时强调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140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任弼时的这一讲话，为推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顺利地战胜经济方面的重重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西北高干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的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会议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开始审查干部。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在“抢救运动”中，康生更是“左”得离奇，在杨家岭大礼堂，他亲自主持召开连续10天的大会，对那些被审查的青年干部大搞逼、供、信。会议的第三天，任弼时闻讯赶来，看到乱斗乱批的情况，非常震惊，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把有关同志找来，逐一询问挨斗的干部有什么问题，越听越觉得问题严重。他皱着眉头说：“怎么？连同特务坐过火车也要算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任弼时又去看望那些被关起来受审查的同志，一个个地询问情况，安慰他们不要着急，问题总会搞清楚的。随后，他立即赶到枣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十分重视他的意见，下令取消原定10天的大会，决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恢复了那些挨批斗的青年干部的自由，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审干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任弼时党性极强，坚持原则，正直公道，不徇私情，一身正气。在他面前，不正派的人，不懂事理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胡作非为。而干部与群众却都乐于接近任弼时，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把自己的心里话，甚至不便向人透露的内容，也都会尽情地向他倾吐出来，所以大家称任弼时是“我们党内的母亲”!

筹备党的七大

到延安后，任弼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党的七大。他为筹备七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首先是选择会址。任弼时亲自实地勘察。最先考虑在安塞的真武洞，后来考虑在枣园后沟，并在那里打了窑洞，盖了礼堂。后沟保密条件好，但是地方较小，条件较差，也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连水也不够用。最终会址被定在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中央大礼堂。因为保密的原因，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大兴土木。有些人还因此给任弼时提意见，认为是铺张浪费。直到七大召开前，大家才明白。

任弼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代表资格。审查代表资格是一项既严肃又复杂的工作。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隔17年之久，至1940年正式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也有12年之久。七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区，有的来自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敌占区，其中有的同志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情况异常复杂，而且信息闭塞，这都为资格审查工作增加了困难。本着对党负责与对个人负责一致性的原则，任弼时认真听取委员的工作汇报，仔细分析现有资料，并设法寻找充分旁证；可能的话，直接与本人交谈，力求准确掌握被审查人的全面情况，作出正确的结论。

◆1945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主持开幕式。

一次，审查一位在白区担任省委书记的代表，任弼时让师哲一同参加谈话。在谈话中，师哲发现这位同志在撒谎，就有些着急，而任弼时却不慌不忙地耐心听着。因为当时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后，为核实他是否曾经被捕过，任弼时又和陈云、王鹤寿一起找到与之有过工作关系的同志调查，再找本人谈话，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对于任弼时这种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工作精神，师哲非常钦佩，他说：“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决不随便抛弃他们、决不一棍子打死。许多干部，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干部，遇到困难、陷于窘境的干部，往往都愿意找任弼时谈，并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他对这类问题，不论是排解、调停，不论是批评、纠正，也不论是给予某种处分，总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一句话，是归他处理、解决过的问题，人们一般都会欣然接受、心悦诚服。”

任弼时还负责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他草拟了《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一立论奠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调，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任弼时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介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说：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了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在宣布这一结果时，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全党爱戴的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那一年，任弼时41岁。

指导重建青年团

由于日夜操劳，任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1945年苏联医生给中央的主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任弼时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医生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认为任弼时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是，任弼时没有丝毫懈怠，仍然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叶剑英曾经这样赞颂任弼时：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1946年的春天，中共华东局领导同志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几位山东青年工作负责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46年，任弼时在延安留影。

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任弼时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1925年至1927年，他一直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其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得到空前的发展，团员数量增长十几倍，团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大步前进，使共青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到枣园向任弼时汇报。每次汇报，总感到十分亲切。青委的同志在汇报中也谈到自己的苦闷：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青年工作曾有过光辉的过去，青年作用曾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1942年中央批评青年的一些失误之后，出现了松懈无力，缺乏领导的新情况，有些地区的青年组织已经是名存实亡，处于取消或半取消状态。经过多年来党的领导和教育，革命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这些人的要求，同一般青年人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工作没有明确的任务；青年工作干部弄不清该干什么，因而普遍不安心。所以说，要么，干脆明令取消现有的青年组织，以便使这些同志去做其他工作；要么，就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强青年工作。

在青委同志长长的陈述过程中，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终于形成了意见。他缓缓地平静地说道：“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七大’的时候，冯文彬、李昌他们曾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任弼时的意见高屋建瓴，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向，使参加讨论的同志异常兴奋。多年后，他们这样描绘自己的感触：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真可以比作一声春雷。我们所有的青委工作人员和山东来的同志，为青年工作的现状焦虑不安，却谁也不曾想到过建团的事。原先，大家对青年工作只感到面前仿佛有重重浓雾，想求得一个新的出路，而苦于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话，像拨亮了我们心中的一盏灯，一下子，眼前豁然开朗。真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后，任弼时又具体地指导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青年团的最初蓝图设计，到试点、扩建，直至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召开，始终是任弼时的心血浇灌而成。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在历时7天的保卫战后，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延安。任弼时深情地望着巍巍宝塔山，充满信心地说：“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不久，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从此三人一起栉风沐雨，转战于陕北的山山水水，“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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