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党校，亲任校长，制定校训，高度评价《逼上梁山》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它的前身是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长征中被迫停止教学工作。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长征一结束，就在瓦窑堡复校。1937年2月，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进入快速发展期，1947年3月转往东北。它在延安办学长达11年，培养干部10余万人，书写了中共党史上辉煌的一页。

提议复校

1935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与张闻天等商议，中共中央党校在瓦窑堡龙公巷小学天主教堂复校。长征刚一结束即复校，足见中央和毛泽东对党校培养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当时决定：党校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成仿吾。教员有冯雪峰、马士良、朱子修等9人。第一期招生300余人，分三个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

◆中央党校瓦窑堡旧址。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党校很关心，负责人经常来校作报告。1936年5月21日，周恩来来校作《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报告。6月，中央党校先后迁往保安、定边。8月8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应是一个标准。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群众的领袖。党校学员，要学习刘志丹，忠于人民，为老百姓做事。12月29日，张闻天关于党校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党校必须扩大，招收白区同志来训练再派出去工作”，“党校与中央均开延安城”。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党校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1937年2月，迁入延安。

为中央党校制定校训

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党校的发展，不仅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讨论党校的工作，还多次亲自到校讲话，指导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来中央党校讲话，阐述当学生、当先生和当战争领导者三者之间的问题。他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学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学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仅是学得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学，在工作中学，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他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胜的目的，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从前线回来到党校学习的同志们，同他们进行了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毛泽东还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底，彭真去见毛泽东，说：其他学校都有校训，而且鲁艺、陕公的校训，还是你为他们制定的。你也为咱们党校制定一个校训吧。毛泽东稍作沉思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见下题）。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教育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托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之”。4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延安各系统整风及检查工作的指导分工，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8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的第二部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题为《党校的学习目的和方法》的演讲。他说：同志们大多从前方回到党校学习，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不能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这次党校统一开6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托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毛泽东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索取东西，是为了剥削，与老百姓爱牛差不多。我们要对群众无限忠心，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从群众的反应，落不落泪可以看出来。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号召大家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的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毛泽东关心党校的干部配备。这时，中央要张秀山（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就去找副校长彭真。彭真说：“你是毛主席点的将，还是安下心来干吧！”关于此事，张秀山回忆道：“毛主席常到党校来找干部谈话，了解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我见到毛主席说，自己连中学都没念完，任党校教务处主任不行。毛主席说：什么叫不行，谁行？搞本本主义的那些人行？我们党不需要只会夸夸其谈的口头革命家。我们党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革命战士。我很赞成你说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从地下生长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的观点。我们党校培养的是革命战士，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在大地生根发芽，在各地闹红一片，我们的胜利就会来得快一些。毛主席还说：整风就是思想上的清党。党校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经过整风学习，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不再让机会主义的东西影响我们的革命进程。听了毛主席的话，我被毛主席那明晰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打动，就上任了。”

1943年11月，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校师生参加，修建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可容纳两千人的大礼堂。彭真去请毛泽东为大礼堂题词，毛泽东高兴地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之后，这四个大字被加工刻在四块方石上，镶嵌在礼堂的正门上方。“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乃至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如今，这款题词，依然竖立在各级党校的门口。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讲演《时局问题及其他》，主要讲了时局、山头主义和审干问题。关于时局，他说：今天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几个大国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我可以说，他们之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团结，这次国共谈判我们提出8条，国民党一条都不办。我们准备力量，要扩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关于山头主义，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各个山头要检讨历史，这种检讨在指导上要正确，就是从团结出发，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错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讲错了话，做错了事，决议写错了，就应该纠正。这就叫公道。什么叫公道？坚持真理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也是公道。关于审查干部，他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陪一个不是。审干应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定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当时，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所以，在春季新一届学员开学时，毛泽东来校作报告。而且，后来中央领导人作指导整风运动的分工时，毛泽东负责抓的也是中央党校。用今天的话说，中央党校是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试验田”。

《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指出了整风的必要性。毛泽东说：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做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党还是有问题的，他指出：我们要打倒敌人，队伍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整风的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当时人们习惯把整风称作“整顿三风”。接着，他对这“三风”对革命的危害，一一进行了剖析。

关于主观主义，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但是在这两种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剖析了教条主义生搬乱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主观主义是一种一切从主观出发的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主要表现是：只注重想象，不顾客观实际；只相信书本或者自己狭隘的经验，无视客观规律；只凭自身的主观意志，不听群众的意见；或者是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或者闭门造车，不做调查研究等等。这种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对革命危害极大。后来，毛泽东生动地指出：“飞机飞在天上，总得飞回来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

关于宗派主义，报告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毛泽东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报告对党八股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后来，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报告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后，阐明了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强调：“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针，被党继承下来。

高度评价《逼上梁山》

毛泽东对中央党校演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观看后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那封著名的信。

1943年5月4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该校的三部。其中一些专家、学者，熟悉历史，爱好平剧（即京剧）。他们懂得“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于是，在副校长彭真的支持下，便开始以《水浒》中林冲的故事为基础，创作为现实服务的新京剧的工作。

◆中央党校编演平剧《逼上梁山》剧照。

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的初稿，是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根据《水浒传》第6回至第10回的故事，于1943年9月至10月间写成的，共23场。大家觉得初稿不错，情节动人，适合演出，即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一批具有京剧修养的同志进行边排练、边讨论、边修改。修改后的《逼上梁山》，为3幕27场。《逼上梁山》剧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逐渐完善起来的。这个戏的主题是阶级压迫，逼着人民起来革命，反抗统治者。这是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中央党校的“大众艺术研究社”，经过对《逼上梁山》约半年的排练与修改，1月2日晚正式彩排，与观众见面。当时采用领导、行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人人可以对剧情、台词、表演、化装提出修改意见。彩排时，朱德、周恩来、彭真等都来观看，而且提出修改意见。齐燕铭回忆说：“1月9日，我们的戏只演了十来场，剧本修改还不那样完整。这天上午教务处突然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来看我们的戏，并要求先将剧本送去。当时我们兴奋极了。立即紧张地进行一切准备。只是剧本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本子。大家商量由5个同志分工，每人几场，在旧本子上，根据现在演出情况，回忆着，修改出来，然后用当时延安比较好的延边纸抄清，在当天中午迅速送到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

当晚，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李富春、凯丰、任弼时、谢觉哉等，来到中央大礼堂看演出，最后鼓掌致谢。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的演出，当晚乘兴给剧作者杨绍萱、导演齐燕铭写信：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开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由于党校在京剧改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决定正在筹建中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划归中央党校管理。1945年8月，又调杨绍萱担任党校平剧研究院院长。

这封信，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建国后，1950年4月1日，首次在《人民戏剧》月刊公布毛泽东手书的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文革”中的1967年5月25日，再次在《人民日报》公布这封信。

毛泽东对集体创作《逼上梁山》很欣赏，1945年6月，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说：“《逼上梁山》，集体创造，有何不好？发言权不是一个人，要公诸大家。”也是在这年，延安出版了《逼上梁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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