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今年春天,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一加以辨证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都对我大有帮助，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就是我在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这首词肯定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再没有能和上面抄录的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名将岳飞所作。岳飞是河北的一个农家子,少年时曾在北宋大官僚韩琦的后裔家中做过佃客，年二十以后投身军伍，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在抗金战场上立下了不朽勋业，他在三十九岁那年，即被赵构、秦桧诬陷、惨杀。

似这般出身的一员武将,有能力填写这样一首词吗?换言之，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岳飞的作品吗?

我的回答是全称肯定的: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这首《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所作。

尽管岳珂(飞孙）在《鄂干行实编年》(《宋史》中的《岳飞传》完全脱胎于此书）中所说的，岳飞在小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等话语是不尽可信的；然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上书论事”，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这时岳飞的军职尚极卑微，自然不会有幕僚为之代笔，而是由他本人起草、誊录的。这就足可证明，他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必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则必皆岳飞亲自写作的。这说明，岳飞是具有写作《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的。

从确为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今摘引几段于下:

(一)建炎四年（1130)，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说:

余驻大兵宜兴,沿(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二）岳飞从广德军又“拥铁骑千余”回驻宜兴之后,同年六月又在宜兴县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写了一段《题记》说: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于器甲，使之完备，……即当深入虏庭，缚贼王，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此据赵彦卫《云麓漫抄》摘引。岳珂所编《家集》亦收此文，文句较简略，标题为《五岳祠盟记》。

(三)绍兴二年（1132）七月，岳飞因追剿军贼曹成的匪众而进军湖南，当他班师经过永州祁阳县的大营驿时，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其文为: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岳珂编《家集》卷十)

(四）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一,有一条记事:

绍兴癸丑（按即绍兴三年,亦即1133年），岳武穆提兵平皮、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候。

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五)在岳珂所编《家集》卷十,还收录了两首律诗,都没有载明写作年月和地点。其中一首的题目是《题翠岩寺》,全文为: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折。

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这里既有“秋风江上驻王师”句,又有“山林啸聚何劳取”句,则其写作时间可能是在镇压了虔州和吉州两地的起义群众之后,也可能是在追歼曹成所率领的那股游寇之后,也可能是在镇压杨幺所率领的湖湘地区起义群众的前后。虽难断言其确在何时,但总应写在绍兴二年至五年这一时间内,却是可以判定的。

另一首律诗的题目是《寄浮图慧海》,其全文为: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岳飞只有在绍兴六、七两年内,为了守母丧，以及为了接管刘光世的军队事而与张浚发生嫌怨，曾先后两次在庐山住了较长的时日，估计他与浮图慧海的相识相熟，也应在此时期内。因此，这首七言律诗的写作时间，最早应在绍兴七年他又回到鄂州军营之后，最晚应在绍兴十年进军中原去抗击女真铁骑。

以上引录的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其内容所表达的全都是岳飞的忠君爱国（此“国”字只指宋政权，非指“中国”)思想，全都可以证明，他随时随地都是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国家之耻的：他讨平了流窜湖南的军贼曹成，而却说他的志愿唯在于“扫清胡虏”，仅仅平定了“蜂蚁之群,岂足为功”；他提兵镇压了虔吉二州的农民起义军，而却说他只是志在“斩除顽恶（按指女真入侵者)还车驾”；他既一再说要“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又一再表示“必期清塞水”，“直欲镇边折”，“功业要刊燕石上”，“金酋席卷尽擒归”。上边引录的这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当中的这些语句，按其意境和感情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无差别境界”的。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题翠岩寺》诗中的“功名直欲镇边圻”句，和《寄浮图慧海》诗中的“功业要刊燕石上”句，所表达的志趣，粗看来似与《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句意不相符合，实则也并不然。前两句所表达的是他的愿望，及至已经得到了节度使等类的很高的官衔之后，再与夙志稍加对照，便感到这功名并非因“镇边圻”而得，而这“功业”也更远远不能刊刻在燕然山上，当然他就要视同“尘与土”了。

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做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

二、否认岳飞为此词作者的几个论点和论据

自从这首《满江红》词为世人传诵以来，直到21世纪的30年代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30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出来，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即《岳集》）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程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程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8文史交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厍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

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余先生的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的很多人所接受，夏承焘先生即其中的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做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是“出于明代人之手”，而且以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先生所不曾提出而为夏承寿生所反复加以论辩的，是这首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所举出的疑点是:

1．以地理常识说,兵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2．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3.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绝不会有此的。

4．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 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所以夏先生便又进而推论说，《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

5.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广，连累及他，忧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渠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声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的一些疑难问题之后，据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很久很久再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直到去年，我从报刊上看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又对这一问题纷纷发表了意见。但是，意见尽管很有分歧,而彼此所使用的资料和论据，却大都不出余、夏两先生已经使用过的那些。因此，我现在仍只对余、夏两先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商榷。

三、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

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家集》之中?

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兵霖对干搏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拉本人在这方面却沿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俊附益。……异时苟未洁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1203）写的，而到端平元年（1234）岳珂又把《金佗续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吗，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上文所引《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云麓漫钞》刊行于开禧二年（1206），早于岳珂之重刻《家集》凡二十七八年，而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二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何以这首《满江红》词也不见收录于宋元人的笔记、杂录一类的书中呢?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试想，在明初所修《永乐大典》当中所收录的宋元人的著述，稍后不是就有许多种散佚失传了吗?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的宋元人著述之多，可以推知其未加辑求着为数必还不少。怎么能够断定此词不正是收录于南宋人的某一书中，其书尚为明朝中叶的桑悦、赵宽等人所及见，并即据以刻石岳庙，至其后却又散佚失传了呢?赵与时的《宾退录》幸而不曾失传，但徐阶收入《岳集》中之《题新淦萧寺壁》一诗下亦并未明著所出，假如《宾退录》也不幸而在明代中叶以后佚失,就从而断定此诗亦出明人伪托，亦为“赝本”，那就实在是疑于不当疑了。

第三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吗?果真是从徐阶开始，才把它“以伪为真”的吗?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杭州兵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然而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第四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能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

有了上面所做的解答，这一个问题原已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夏承焘先生所举出的那些论据，在上文中却还大都没有加以论辩，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还感到不能涣然冰释，没奈何，且再分为以下诸层次，专对夏先生所举论据进行商榷:

1、我以为，《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这都是不应该的。

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众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模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亦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件吗?既然是把前人成语作为典实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

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

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相比拟呢?更何况，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头呢?所以，若不把这句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是不会得出“达诂”的。

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才行。因为，当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乙个冒用“两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个)，个应再做过多的推论。其实,何止是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可,就连雷飞与在“题记”当中和《题新淦萧寺壁》等诗当中的那些富有发国热情和报仇雪耻决心的语句，也全不曾被引用过一句。我们又怎能据此断言这些“题记”和这几首诗全非岳飞所作呢?如果这本杂剧的作者所依据的只是一篇《岳飞传》(在《宋史》行世之前，宋章颖的《南渡四将传》已流行甚久)，则其对岳飞作品之概不引用，便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本杂剧竟至把女真人写作契丹人,也可见其知识面是很有局限的。)

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的第一回胜仗”。但是，王越在取得了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记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犯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

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我以为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土，总都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部“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讲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

以上的论证，我以为是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一一祛除,使其不再存在的。既然如此，则其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们进行讨论的这首《满江红》词，既不像余嘉锡先生所说，是出自明人伪托的一个赝本；更不像夏承焘先生所说，是明代首次战胜鞑靼族的主将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所作；其唯一毋庸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杂志1982第1期，2020年6月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史交融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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