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我党历史的转折关头

作者：付世魁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12-23 713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9周年纪念日。回顾党的历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非凡历程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数次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举旗定向以战略眼光赢得历史主动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鲜明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但是，这次会议虽然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当时的考虑是，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所以，在召开八七会议时，很多同志主张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中央讨论认为，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在湖南，毛泽东针对土地问题做了一个调查，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2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9月，毛泽东来到江西安源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分成3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最终目标是攻打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由于敌人力量强大，起义遇到严重挫折。短短五六日，起义部队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这时，毛泽东需要立刻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因此，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后来，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力挽狂澜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部队以惨痛代价突破湘江后，原计划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此时蒋介石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封锁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指出，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后来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经过两次激烈的讨论，均否定了博古、李德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军委纵队于1935年1月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12日，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全权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成为事实上的核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北上的意见。会议作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此后，红军根据新的形势，把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北上。张国焘多次借口拖延北上，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才有出路，并电令他立即率军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南下。同时，他又背着中央电告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当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后来，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说，当时稍有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运筹帷幄以务实精神作出正确决策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在作军事问题报告时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我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

作出上述决策，一方面是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军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物质条件又极为艰苦。这就决定了八路军对抗保障充足、武器精良的日军，不能搞大规模的阵地战，主要靠游击战，特别是山地游击战，而且要建立长期支持战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洛川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观点。他的报告及其右倾思想，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产生了动摇。但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抵制，十二月会议没有使王明的右倾主张形成决议。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还是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等错误主张。毛泽东再次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进一步阐述和强调了战争的长期性，认为中国抗战主要是要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要坚决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

5月，毛泽东写就经典著作《论持久战》。他根据中日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同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朝乾夕惕以忧患意识保持历史清醒

我们党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也壮大于忧患。毛泽东本人更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兢兢业业、朝乾夕惕。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光明”美好，“胜利”的桅杆似已跃出地平线。但是，就在人们准备大声欢呼、庆祝“胜利”之际，5月31日，毛泽东在作党的七大“结论”时，却出人意料地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准备吃亏”。毛泽东还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他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果然，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但因为我们早有预判并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解放战争只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总结讲话（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却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说那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这些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成为具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话题。

毛泽东在我党历史的转折关头，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的果敢举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充分展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历史自信、历史主动、历史清醒，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