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没有出路，躺平躺不出太平！

版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39年，宋秉恒

　　山西最北端有个天镇县，在大同东北，清代雍正三年（1725）设县前就是外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叫天镇卫（明代叫“天成卫兼镇虏卫”）。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曾评价这里：

　　“卫当东路最冲。”

　　天镇正卡在外长城的咽喉位置，除西南接大同外，西北通平地泉（今属内蒙乌兰察布），东北达张家口，位于晋、察（今内蒙东北部和河北西北部）、绥（今内蒙西半部）三省边界交会点。既有传统的官道商道，京绥铁路（北京到绥远，即今内蒙呼和浩特，1923年全线通车，南京民国政府时代改称平绥铁路）修通后，铁路又横穿县境，与三城皆有铁路相通，所以天镇乃兵家必争之地，不但是晋北门户所在，亦为绥远屏障，甚至可算京西藩篱。

《三云筹俎考》所载明代天镇（天成城）与外长城防御体系

　　有鉴于此，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派心腹爱将、61军军长兼68师长李服膺率部驻防天镇，天镇境内安排了四个团，国防工事也如火如荼地修筑起来，仅深一丈五尺、宽两丈的战壕，就挖了六里，天镇城外的盘山，作为防御重点，山东就打了二十多个。

　　看这架势，群众欢欣鼓舞，说：

　　“李服膺所带的六十一军是真正抗战的部队，是要决心守住山西这个门户的。”

　　可实际上，李服膺和参谋长刘金声很清楚：

　　临近开战，国防工事实际上只完成了40%左右，南京参谋本部城塞组拨发给太原绥靖公署的国防工事费，真正发下去的很少。在一年来的施工中，从太原只领到很少一些试制材料，钢筋、洋灰（水泥）不足计划请准数的1%，土石工具更是寥寥无几，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长官百般尅扣，用来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

　　总之，完全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上下都在糊弄，都觉得这仗未必能打起来。

《京绥铁路天镇盘山》，民国明信片

　　1937年8月下旬，全面抗战爆发不到俩月，汤恩伯军弃守南口，张家口守军刘汝明部亦不战而退，来势汹汹的日军与应援南口的晋绥军李服膺部，在察南万全遭遇，一仗打下来，晋绥军的一个团就被打得损失惨重。晋绥军将士吐槽说：

　　“上边决心和企图不明，影响到下边行动迟疑，以致处处吃亏。”

　　为什么会有此“怪论”呢？有啥决心和企图不明，打不就是了？不就是把鬼子挡在长城口外，不让鬼子杀进山西，屠戮父老乡亲吗？

　　殊不知，阎锡山是有自己小算盘的，为了保有自己的基本盘，多年来他在各方势力的缝隙间求生存，合纵连横。如今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谁都惹不起，谁都不可靠，要想活下去，活得长远，就必须多方博弈，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所以早在1934年春，阎锡山就不断与日方秘密且频繁地走动，喊出的抗战口号也非常灰色，叫“守土抗战”。日本人只要承诺不打我的山西，我就不参与战局，至于你打哪儿，跟我没一分钱的关系！

阎锡山是民国政坛的不倒翁，统治山西38年

　　南口失守，蒋介石告诉阎锡山，要派三十万大军入晋，协助晋绥军坚守山西。阎锡山大惊失色，连电拒绝，说还是我调动晋绥军三十万固守大同，保全三晋，拒敌于塞北吧？私底下，跟亲信吐露真言：

　　“蒋先生那样的队伍，给山西开来三十万，不用和日本人打仗，就把山西踏成土坪啦！与其那样，还不如当亡国奴省事些。”

　　都是千年老狐狸，却在这演聊斋，何必呢？前门去虎，后门进狼，蒋介石搞得太多了。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刘湘，都是前车之鉴，阎锡山不得不防。毕竟有地盘才有军队，有军队才有实力，有实力才有一切，民国以来，大大小小军阀的兴衰史莫不如此。

　　阎锡山提出的“大同会战”计划非常曼妙，以李服膺的第61军为诱饵，命其于天镇、阳高一线上，依托国防工事，逐步消耗日军，待其师老兵疲芒，将敌引到口袋阵里，挥动左右两翼预伏大军钳击而出，聚歼日军于大同以北地区。

　　问题是日军和李服膺，都没有按照“总导演”的剧本来演。

侵入华北的日军，“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它们当时的梦呓

　　9月3日，日军先头部队发起进攻。尽管基层官兵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的斗志，与兵力、武器优势的日军拼死苦战，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前后打了九昼夜，盘山两天丢了，可天镇却守了七天。

　　应该说李服膺也是尽力了，但问题是阎锡山五心不定，李服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毕竟他们阶级属性搁在那里。地方实力派在阶级属性上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抗战时期则更多地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当然这也看情况，不是一成不变，利益驱使会变来变去），也就是具有革命（抗日）与动摇（反共）、妥协（投日）的两面性，自然小算盘打到山响。

　　作为阎锡山的别样镜像，当时的记者曾揭露过李服膺：

　　“李服膺一夜赌博输了现金十三万。”

　　“好色贪财，姬妾不下六人，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大同等处所置房产田产无数，大同较大商店，至少有半数以上属于李。长官如此，部属遂起而效尤，于是各级军官假公济私，无视军法，对军务直等闲视之，直至不闻不问，故晋军中以李部纪律最坏，若与此类军人谈民族危机、国家观念，无异对牛弹琴！”

李服膺

　　天镇失守，李服膺一路南逃，晋军诸将也加入这场“追逐赛”，你追我赶，生怕成了垫背的，伤害自己，便宜别人。什么民族大义，哪叫守土有责，只要不伤害自己的利益，我跟谁合作都无所谓，只要本钱在，谁不得赏碗饭吃？

　　与此同时，天镇城内的“体面人”已经跃跃欲试，准备欢迎大日本蝗军进城了。此前，399团苦守期间，县长和公安局长，就曾带着厚礼，到团部慰劳，劝说张敬俊团长：

　　“为了老百姓不遭苦难，不要再守了！”

　　399团张团长是山东峄县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来自冀鲁豫三省，天镇的“体面人”生怕这些彪悍的外地人，惹恼了蝗军，让他们吃瓜捞。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吗？

　　如果说李服膺是阎锡山的别样镜像，天镇的“体面人”就是李服膺的别样镜像，同时阎锡山又是蒋介石的别样镜像。这些上上下下的“实力派”，他们的抗日、联共与亲日、反共，实际上都是自身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使然。

攻陷忻县（今山西忻州）的日军

　　正如阎锡山内部小范围讲话，对多年铁哥们赵戴文（李服膺的义父）、邱仰睿等人所说：

　　“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 拥蒋要准备拒蒋， 联共又要准备反共。我们是母理不变子理变，要以万变保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

　　果然后来，有了《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晋绥军与日军紧密提携，与南京政权（汪精卫汉奸集团）合作，阎锡山要当日寇在华北的总代理，成为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还有华北政委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日本和南京出钱出枪炮，武装80万晋绥军，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维持华北全部治安。虽然鬼子后来口惠而实不至（拿不出来钱和枪炮，最后“生意”黄了，抗战胜利后鬼子干脆给阎锡山打工，阎老西有钱），可当时这个香饵抛出去，阎锡山是真的春心荡漾。“啪”地打开大腿，两腿呈75度角，像是一块顶级金枪鱼接受食客的检阅和赞美。

　　所以，阎锡山能卖晋，天镇的“体面人”为啥不能卖天镇呢？

突破晋北防线后，日军向太原进逼

　　买办官僚阶级喜欢给帝国主义当代理人，把中国人民的好玩意贱卖给洋大人，好自己吃中间差，那是传统。洗地邀好的文人，里外通吃，多拿几份钱，也是生意，既然都是挣钱嘛，生意，不寒碜！

　　9月11日，李服膺给奉命固守天镇城，掩护大部队撤退的399团下了撤退令，当晚该部撤出。撤出前，没有跟群众打招呼，也不可能为了群众利益而组织疏散、撤离，以防鬼子屠城。

　　虽说是抗日战争，但国民党军队不是人民军队，军阀作风属胎里带，脱离群众，漠视群众，缺乏群众观点，既不依靠群众，更不组织群众，当然群众也不指望军队保护，能不扰民就是“王师”了。

　　一位叫段发仁的天镇城内的小学教师，对晋绥军突然弃城而走，后来提起来就悔恨不已，他回忆说：

　　“（沦陷）前4天，盘山打仗，城里的火药味儿呛鼻得浓，我老丈人赶着两头毛驴要接我全家到崔家山避一避。我犟嘴说，有晋绥军399团把守，县城丢不了！老丈人劝我说，管它丢了丢不了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住上一阵子再说。最后我和老丈人各往后退了一步，先把我老婆和两个女儿打发走，留下我爹和我的两个儿子。谁知过了两天，李服膺一下令，晋绥军稀哩哗啦撤出西城门，比兔子跑得还快，一下子全乱套了。”

1937年9月16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听取战况汇报。日军察哈尔兵团由其指挥，故又称“东条兵团”，天镇和晋北的一系列大屠杀都是元凶

　　9月12日拂晓，日军用重炮轰击天镇东北角的城墙。老祖宗留下来的真材实料也耐扛，轰到六点左右，才被轰出来个豁口，随后鬼子冲进来，直扑街巷，开始了针对天镇县城和平居民的，三天三夜的血腥大屠杀。天镇群众解放后有人总结，称之为“推磨式”大屠杀，意思是一条街一条街，一户挨一户，每条街道，每个院落，每个房间，只要遇到中国人，就杀！

　　当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天镇屠城又被当地群众称为“八八惨案”。

　　第一位罹难同胞是人称“刘五”的刘金义，听说昨晚张团撤走了，他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早点上城，去搬回保甲长征集走，借给守军修筑掩体用的门板。门板没搬回家，就遭遇了从城豁口冲进来的日军，一个鬼子二话不说，手起刀落，将刘金义的人头砍落城下。

　　接着遭殃的是县城东北角的群众，日寇沿门则进，见户则入，逢人即杀，有的还未下炕，全家即被杀绝。这股日寇当场杀死群众一百多人。然后，又驱赶二百多名群众进入北门瓮城，用刺刀挑、手榴弹炸，全部残害。

　　上午十点许，日寇又制造了南街马王庙屠杀，三百多名男子和十几个孩子，被日寇分批用刺刀，挑杀于马王庙前的长8.3米，宽、深各5米的大坑前，尸体堆满大坑，又堆满三间房和一口山药窑。后来罹难者亲属来收殓尸体，发现最多有被鬼子捅了32刀的！

天镇失守后，日军骑兵部队侵入大同

　　下午一点止，日寇在“马王庙屠杀”中，集体屠杀五百余人。

　　日寇在西街制造了“云金店屠杀”，三百余人分十人一批被机枪扫射，连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侯二也不放过，又把四十余人逼入西门瓮城墙洞内，用机枪扫、手榴弹炸死。

　　下午三、四点钟，日寇在北门外制造了“霜神庙屠杀”，五百余名成年男子被分批用刀砍杀于庙前，宽约两米、深约一米的水壕边。

　　13日上午，日寇又制造“东北街大操场屠杀”，前日幸存的居民和被迫做完苦力的民工，合计五百余人，被押解到东北街大操场防空壕前，十人一批机枪扫杀，无一幸免。尸体填满了深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两米的三条壕沟。

　　段发仁老师一家三代四口人，包括老父亲和两个男孩，除自己被压在死尸下，侥幸逃生外，祖孙都死在日军东北街大操场的屠杀中。

　　14日，日寇杀红了眼，再次搜杀院巷中幸存的男子，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7名日寇当街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东南街一位阎姓姑娘，即将出嫁，却遭轮奸，然后扔进大水坑……

版画《谁无姐妹谁 无妻子》，1938年，酆中铁

　　日军大屠杀结束后的天镇县城，简直就成了佛经中描述的阿鼻地狱。

　　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不见活人，白天乌鸦盘旋怪叫，黄昏狼狗当道，吃死人吃得眼睛都发红了。

　　大屠杀过后的许多天，日军才允许居民清理死尸，大操场的一口井里，吹鼓手吴八元下去用绳子栓着尸体往上拽。罹难同胞的尸体，大多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已成残肢。只能由亲人，凭衣服布料和从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上辨认。

　　可绝户的人家怎么找，谁来找呢？

　　死在城里，各处无人认领的尸体，最后拉了七、八辆大车，才运完到城外，挖坑掩埋。有个死人坑，幸存者王家珍数过，里面就有286具死尸。

版画《日军暴行之一》，1938年，张在民

　　在日寇制造的天镇大屠杀中，有批人死得实在“冤枉”，这些人就是由县长、公安局长代表的，劝晋绥军军守城部队赶紧撤走，免得殃及他们这些池鱼的“体面人”。

　　日军入城前，城内有所谓“知名士绅”，即本地“乡贤”，也就是更本土化的地方实力派，不知羞耻地成立了“维持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和各科科长的名单都草拟好了，恭恭敬敬楷书抄录好，就等着“太君”认可，就运作起来了。

　　听说张团撤走，蝗军进城了，这些天镇县的“体面人”，一个个喜笑颜开，梳洗打扮，穿上节日盛装，打着早就糊好了的膏药旗，准备欢迎日军进城。好日子可盼来了，铁打的天镇，不变的体面，流水的老爷，日本老爷来了，伺候舒坦了，还能坏规矩？大家一起发财，吃穷鬼就好了！

　　想得很曼妙，可日本老爷不是中国老爷，人家要的是亡你国灭你种，管你什么富人穷人，体面不体面，只要是中国人，日寇就要杀，还要杀出快感，杀出乐趣，杀出优越。

枪口下的“和平”

　　首先被日军用刺刀捅死的是一个叫阎义的“知名士绅”，一旁张贴欢迎日军标语的郭举子、张大元也被日军击毙，其他如吴子玉、耿亮南、黄八子等“体面人”，一些士绅、商人和富户，有的张罗着烧茶备饭要好好招待日军，有的在为日寇准备的讲话桌前，恭而敬之地跪迎许久，跪得腰酸背痛腿抽筋，终于等来了蝗军，却被悉数屠杀。随声附和或由“体面人”花钱雇来的四百多名“欢迎”者，也被日寇用刺刀威逼到北城门洞内，用手榴弹和机枪杀死。

　　在迎降者中，“业绩”突出的，还有个东北街的街长张国安。听说日军从城墙豁口进来了，他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因为北城门还被麻袋沙土堵着，日军的大部队，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等车辆难以进入，如果自己带人主动清理城门，打开进城通道，蝗军会不会必有重谢？

　　于是张国安四处敲锣，征集了200多居民，去北门清理门户。

蝗军这样对待中国孩子，你信吗？领外务省津贴的“中国人”，会让你信！

　　日军进来后，果有“重谢”，把这200多居民，赶到北门瓮城奶奶庙，悉数屠杀。不但这些普通群众被杀，连奶奶庙里看庙的和尚，也被日军砍了。其中有位叫侯裕的西北街居民，破口大骂鬼子，自古巴掌不打笑脸人，哪有你们这样坏规矩、坏良心的？话音未落，就被一刀将头砍下。

　　试图跟侵略者论理的，还有位开诊所的周炳医生。

　　有人劝他：

　　“鬼子打进城来，见人就杀，赶紧跑吧！”

　　周医生却不以为然，自信地说：

　　“你们跑呀躲呀，全都对！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医生，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军头儿来，就没个负伤的、得病的？只要有，就得请医生治。只有傻瓜蛋才跟医生过不去。”

　　所以，日军进城开始大屠杀后，周医生没跑没躲。甚至日军冲进来，抓走周医生的时候，周医生还试图跟日本人论理，说道说道。鬼子一枪托就砸在他的后背！气得周医生一路还在心里愤愤然，想着将来有你给我点头哈腰请我瞧病的时候，看我怎么……

版画《辱与仇》，1940年，李桦

　　直到看到街上死尸成堆，血流遍地，才明白过味儿来：

　　“小鬼子逮住人就往死里整，根本就不需要医生。这下可完蛋啦！不审不问，就在这儿送我们上西天了。这回我算明白了，对侵略者、杀人狂，不能心存一丝幻想，烧、杀、奸、掠是侵华日军的常态，可怕呀可怕！”

　　突然机枪“哒哒哒”响起来，天镇人在哀嚎声中纷纷倒下，周医生被压在死尸堆里，逃过一劫，为我们留下了这段醒悟过程。

　　日军在天镇一共杀了多少中国人呢？

　　直到八年后，日寇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7日，八路军消灭了守城的伪警、伪保安队，第一次解放天镇县城，成立了人民政府后，开始统计“八八惨案”罹难同胞的人数。

如今，天镇洋河公园内的“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碑

　　1946年6月1日，中共天镇县委、县政府为纪念“八八惨案”的罹难同胞，于县城东门瓮城内建 “蒙难同胞纪念塔”（后又迁移三次，至今在洋河公园内）。在碑文《序》中，提到了统计数字：

　　“就我县而言，无辜同胞被屠数字就在二千人以上。据调查已知的一千二百四十八人中，计西街三三二名，东南街三六八名，东北街二五八名，西北街二九〇名，而内中成为绝户者即有三九〇人。”

　　但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完整，也是被低估的，当年的“天镇县丁丑八八'惨案筹委会”对此碑文中，也曾慨叹：

　　“因经了八年的岁月，并有些无法调查的客籍们，故虽挨户询问，而遗漏者仍不在少数，这是我们在没办法中，得切引为遗憾的。”

　　解放后，在审讯日本战犯时，王汝文等天镇居民于1954年7月7日提交的控诉书中，进一步揭露了日寇制造天镇大屠杀的血腥罪恶：

　　“日寇是八月初八入城，在当天的早8点钟至初九一天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除单枪散杀人民外，还把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体枪杀。就这样，我们城内的无辜人民，被日寇杀死达2300余人，内有妇女100余人，全城并有33户300多人杀得全家光了。

　　其次是放火烧掉铺面44间。更残无人道的是把200多小脚妇女集中在大街上，逼迫妇女脱掉衣服裸体跳舞。强奸妇女，特别是强奸幼女更甚。”

版画《挣扎》，1942年，李少言

　　那么问题来了，某些“中国人”会说，这都是你们的一面说辞，人家日本人承认吗？

　　正好有太原审判中，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残留日军“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教导二团一营营长岩屋勇（加入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后，化名“严克勇”）的证言，可供证明：

　　“1937年9月初占领了张家口市的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据联队队长奈良大佐的命令，进行了攻击天镇县，这时该县城的居民和日军作了顽强的战斗，由于力量用尽该县城被日军占领之后，第二大队长河野少佐鉴于天镇县城的居民抗日意识坚强，认为若是让其继续活下去，在今后将有趁机前来复仇之虞，因此就命令全部杀害16岁以上的男子；又认为军队受到了他们的苦头，下令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强奸，并关闭了城门，促使一个大队在全城内的每一角落里逮捕所有的男子，背绑其手后拉上在城内游街，或者用刺刀逼赶其行走之后，把其排列在城墙下面已挖好的土壕边沿，在一个大队的士兵以如同树林那样多的刺刀监视之下，以及无法逃跑的情况之下，用10余挺的轻、重机关枪对其进行了扫射。

　　当居民们在血海中怨恨日本军，正在呻吟叫苦的时候，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幼小的孩子再也没有那样勇敢地突破了日军警戒线，打算舍身抢救奄奄要死的儿子、丈夫、父亲。这时，河野少佐很生气地下令说：

　　‘一齐杀死！’

　　这样，总共连妇女、小孩，惨杀了600余人之后，埋人于土壕内，才告结束。

　　此后，官兵们不分昼夜，挥动刺刀窜入民房，强奸了失去亲人骨肉，即（及）双亲兄弟丈夫孩子过着饥饿悲伤流泪生活的妇女，或者是进行掠夺了财富，所有的妇女以至于70余岁的老婆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受到强奸。于是该县城就被制造成无男子县城。我认为这是受到极为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给予的灾难的一个例子。”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山西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当然，还会有自诩熟悉历史的“中国人”又会说，人家日本军队不会无缘无故杀人，是你们反抗了，是蝗军的后勤部队，特别是卫生部队进城后，遭到守军偷袭了，还看了脑袋，挂在城头，日本军队才报复回来的，你们违反了日内瓦战争公约了，杀你们是你们该死！

　　可问题是日军是侵略者，中国人民邀请日军来侵略，来屠杀，来显示“武功”了吗？冤有头债有主，你找晋绥军打去，日本侵略军屠杀和平居民，是不是违反日内瓦战争公约，天镇的几千冤魂，乃至全中国14年抗战，上溯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几千万冤魂，是不是该死？

　　如果当年这几千万同胞都该死，那么今天为日本法西斯洗地的“中国人”是不是也该死，该幸福地死在日本法西斯的东洋刀下？

　　但我想说的是——

　　投降没有出路，唯有抗战到底，才能死里求生，因为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管这个人是个体的洋大人，还是看起来漂亮的洋大人的国，亦或是什么洋大人馈赠的毒品、病毒、细菌……

一一五师机枪阵地，1937年，苏静

　　后记

　　仅仅十天，弃守天镇到大同沦陷，日军突破晋北第一道防线后，主力板垣师团指向平型关，意图抄雁门关后路，然后夹击太原。至此，阎锡山的大同会战计划破产，更要命的是晋绥军主力在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兵力空虚，太原危如累卵。

　　1937年9月25日，距离内长城平型关关口约5公里的乔沟古道峡谷中，骄纵的日军，万万没想到，会被中国军队打了伏击。不过这次的对手，不是晋绥军，也不是中央军，而是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

　　八路军将士，以简陋的装备和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事实上，此前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战绩，但造成日军“全灭”的大型歼灭战，的确是第一次），共计歼敌约16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闩军近一个旅团的粮秣、食品、衣被等军用物资，使猖狂骄横的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战场上遭到首次惨败，在日本国内军界政界引起了很大震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同志在阵地上（一一五师指挥所），1937年， 苏孝顺（苏静）

　　关于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后来（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曾讲过：

　　“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1937年10月2日，即天镇失守之后不足一月，在全国的压力下，丢失天镇、阳高、大同的李服膺，成了阎锡山的替罪羊，被执行枪决。事后，阎锡山的文宣队赶排了个活报剧，叫《枪毙李服膺》，到处演出。在陈长捷接掌61军后，来演出时，有个自称李服膺老部下，400团排长的倪保田，突然跳上台，扯开上衣，对台上的演员和下面的官兵大喊：

　　“你们看，老子们不抗战，这上下四处刀枪伤是怎么来的？是狗咬的吗？仅我们第400团伤亡就是八、九百，那是谁打的？”

　　剧团当众道歉，以后阎锡山就再不让演这个戏了。

　　那么李服膺该死吗？

挖地道的冀中妇女同志，请注意她们背后带错别字的抗日标语，文化程度有限，但群众的抗日决心巨大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正好有段话，谈到了李服膺之死：

　　“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李服膺被从太原家中押走的当晚，一位年轻姑娘翻墙出了，头也不回地告别旧家庭。她叫李撷英，是李服膺的“大小姐” ，更是一名“民先队”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晚她从家里翻出一把驳壳枪，参加同蒲铁路工人游击队（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后来的解放军六十军一七九师“临汾旅”五三七团），改名“李刚”。

　　不久，李刚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从事民众动员工作，曾任中共晋冀豫区偏城（今属河北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后担任北京市口腔医院（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副院长。

版画《120师在华北组画 北上抗日》，1940年，李少言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拿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满头银发的李刚同志，回顾自己的的革命生涯时，说：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我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了八年。这是我投身党的怀抱，也是我放下思想包袱，艰苦磨炼的八年，更是我与老区人民结下深情厚谊、终生难忘的八年。”

　　与人民相结合，与生产、战斗相结合，与最基层、最琐碎、最平凡相结合，就不会投降，就不会躺平，就不会胡思乱想，就不会无所作为，就会有出路，就会有办法，就会有太平，就会有希望。

　　最后这句，与诸君共勉！

版画《120师在华北组画 宣传抗日》，1940年，李少言

　　又：这就是，针对最近的网络舆情，我特别想讲给大家的第二个故事。

　　当然也有人认为投降最好，投降也一样过日子，别人能投降，中国人也一样能投降，凭啥中国人就不能投降作顺民，与之共存呢？

　　投降了，真的会好起来吗？躺平真的会躺出来太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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