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民主党派百川归海的历史潮流是如何形成的？

历史的潮流是如何形成的

——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合作为视角

全根先

作者全根先

一、引言

油画《历史的潮流》

四年以前，我在采访著名油画家、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先生时专门请他谈了1986年创作《历史的潮流》这幅画的主题思想。他说：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主动提出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创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各民主党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历史的潮流》表现的是民主党派人士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聚集起来到北京，迎接从西柏坡来北京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表象而论，这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实际上却是百川归海，是历史的潮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指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的一个方向。全山石先生的《历史的潮流》这幅画，恰当地体现了绘画这一瞬间艺术的一个特点，以直观的形式展示了中华儿女人心所向和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又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这个历史的潮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949年3月25日下午，在叶剑英、彭真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来到西苑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各界群众亲切会面，并检阅部队。在机场的一侧，簇拥着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谭平山、傅作义、张东荪、章伯钧、马叙伦、周建人、许德珩等160余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自1948年秋天以来，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在中共领导和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陆续从香港、上海、重庆、北平及海外各地秘密来到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后又被邀请到这里。他们来到这里，共商建国大计，开启了香山革命圣地的“红色征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和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暴政独裁。在此过程中，中国民主同盟逐渐转变了自身的政治路线，走向了革命道路，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中国民主同盟不但在重大政治动中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顺应历史的潮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合作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民主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于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当时名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前身为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成员和其他人士，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沈钧儒等先后任主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不同，然而两者具有合作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相关论述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们与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思潮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最终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无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就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思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在大资本家的打压下，小资产阶级常常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他们只能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与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还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反革命的一面，要与他们的软弱、动摇性作坚决的斗争，即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不断地推动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参加革命。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不能很好地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新事业，需要与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学习与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特长。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

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虽然具有两面性，即在革命胜利时会支持革命队伍、在革命失败时会转向敌人一面，因此，“对于知识分子，首先应该辩证地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然而，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原因，受教育程度有限，不可能天然地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必须接受外来的一种“灌输”，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社会主义学说指导，就必须接受知识分子指导，由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学说传授给他们，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列宁认为，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无产阶级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理论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三个法宝”是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其中，统一战线理论，虽然是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第一次公开提出，但是，作为中国传统联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统一战线思想早在他参加革命初期就显示出来，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争取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联盟，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就在国民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这次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高潮。“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毛泽东就意识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公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付诸实施。1935 年12月27日，他在陕北瓦窑堡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会合起来，成为一个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加强统一战线建设。1939年底，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中国共产党不但积极倡导、大力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将其成功付诸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之中，创立了一种深得民心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政权——“三三制”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建设，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党派和阶层的广泛支持。1947 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动和吸引了民主人士，使他们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到了一起。

（三）中国民主同盟政治纲领的根本转变

政治纲领是一个政党对其基本思想、观点、立场、任务及其奋斗目标的核心表述，是一个政党的性质、特点和代表性的集中体现。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政党利用这面旗帜凝聚力量、号召队伍、采取行动，人民群众通过这面旗帜认识不同的政党，决定他们对政党的态度。中国民主同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政治纲领，其不断调整更新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民主的政治道路和政治理想的奋斗历程。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携手前行，最终从分歧走向一致，由团结上升到合作，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这是历史的选择和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严格说来，统一建国同志会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而是各政党政派的一个联合组织。“皖南事变”以后，针对国民党当局的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破坏抗日统一民族战线的行径，1941年3月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并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等重要文件，提出“军队属于国家，军队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等政治主张。虽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抗战、一致对外和争取民主、推进宪政等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和军队的关系、军队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两者的分歧还是明显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在全民抗战的艰难环境下，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对政治局势和形势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1944年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并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具体方案。1945年7月28 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发表，重申“必须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之政治性会议，以达成组建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就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明确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具体阐述了民盟的十项政治主张。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行加以取缔，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海外组织仍继续开展活动。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组建了民盟总部，讨论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等纲领性文件。会议的《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民盟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目标和任务，明确提出“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为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斗争”，要“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国民的官僚资本的经济统治”。这些全新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的基本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现实途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对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党派一直采取打压与迫害的方针政策。民盟成立时，国民党的态度是“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的自明为仲裁的政团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民盟曾想与国共两党合作，通过和平斗争的方法，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1946年1月，民盟以中国第三大党的身份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迫使国民党代表接受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政协决议。然而，这些决议随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此后，民盟又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抵制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否认伪“宪法”，拒绝参加伪“政府”，反对其法西斯暴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为了打击民盟，他们不仅逮捕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民盟领导和大批盟员，而且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企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强迫民盟总部于1947年11月6日宣布自动解散。因此，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有切实的现实需求和广泛的实践途径。

（一）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作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虽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但是双方在政治纲领上有着共同之处，即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两者在政治上的合作在民盟成立以后就已开始，主要是围绕反内战、反分裂、求民主、求解放而展开。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进行了一次谈判并签订了合作协定，双方同意遵守以下约定：双方不得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凡中国共产党之主张，在不违背民盟原则的情况下，民盟有支持之义务；民盟在各解放区可设立支部，中国共产党承认协助，并与中国共产党地方支部交换情报。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按照原先商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由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四方面组成，每方9人，共36人。然而，由于国民党一方面以高官厚禄拉拢部分民盟领导，一方面又鼓动青年党在民盟内部闹独立，要求将民盟参加政协的9个名额分出5个给青年党。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动让出两个名额给民盟，使民盟领导深受感动，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感情，从而为两者的政治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1946 年6月，国民党军队蓄意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袭击，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一面忙于内战，一面又进行政治欺骗，于1946年7月单方面作出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决定一出，便遭到中国共产党、民盟等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极力反对。在国民党种种威逼利诱面前，民盟坚持和平民主原则，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拒绝参加伪“国大”，否认伪“宪法”，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扩大了民盟在爱国民主运动中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携手合作、拒绝参加伪“国大”以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与镇压活动。然而，被迫宣布解散后的民盟不但没有停止斗争，反而转变了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合作

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合作是平等互惠、相互支持的，为了和平民主和解放事业。

内战爆发以后，民盟为中共方面代管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财产。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3月2日强迫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代表于3月5日前必须全部撤退。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国民党这一举措是为了放手发动内战，以实现其武力消灭共产党及民主势力的反动阴谋。董必武在上海接到王炳南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告之中共中央决定代表及工作人员撤回延安。当晚，董必武便乘车返回南京。3月3日，到达南京的董必武致电中共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钱之光，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财产移交民盟保管。3月4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商请由民盟代管中国共产党驻地财产。董必武会晤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并递交了周恩来为委托民盟代管中国共产党驻地财产至民盟主席张澜的电报。但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财产应交卢家湾警察分局保管，经过反复斡旋，国民党政府代表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委托民盟代管其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财产。

另一方面，在中国民主同盟遭到迫害和挫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同情、鼓励和经济支持。当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后，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帮助沈钧儒、章伯钧等民盟领导到达香港，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于1948年1月5日在香港开幕。中国共产党对民盟重建领导机关表示欢迎，并在民盟总部重建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持，包括人员组织、场地租赁、治安维护等相关活动费用。重建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彻底抛弃了此前坚守的“中间路线”，制定了为摧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从而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光明大道。

（三）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合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有密切合作外，双方在军事上也多有合作。一方面，当民盟成员遭到迫害时，中国共产党全力加以营救；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民主同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民盟成员通过帮助中国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号召国民党爱国将领及其军队起义、接管城市等，从而为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民盟劝降国民党爱国将领及其军队为例。由于各民主党派成员与国民党有着各种联系，因此他们开展劝降工作往往比较顺利，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积极开展劝降工作，有的是某一党派单独进行，有的是各党派联合进行，有的则是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为了瓦解国民党军队，促进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以民盟为主要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 年11月，民盟发表《告蒋军官佐士兵书》，奉劝国民党官兵率部起义。民盟中央委员张云川在北平参与策动傅作义率部起义，从而保护了北平的文物古迹，帮助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古老的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四、余论

由于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爱国民主党派，这一特性决定了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在文化上有许多合作。两者在文化上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一是双方共同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行径的爱国民主运动，通过共同悼念牺牲的爱国民主人士、发动民众呼喊爱国民主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越来越壮大；另一方面，双方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刊，通过这些进步报刊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发动群众，号召人民为和平民主、建设祖国大业做出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中国民主同盟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团结，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独特贡献。随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取得伟大胜利，1949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海外华侨代表。1949 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民盟主席张澜任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另有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隆重召开，不仅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还宣告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形成，标志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多党合作方针的正式形成，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历史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然而可以因势而利导之。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土崩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向着大一统方向演进，这是历史的潮流。魏晋南北 朝时期，国家经历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民族大融合，国家走向统一，这是历史的潮流。欧洲结束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文艺复兴运动，发现新大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是历史的潮流。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接着是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民族独立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的潮流。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是历史的潮流。然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党，对于历史的潮流的回应是不同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对历史潮流的一种回应，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如果说历史的潮流是一种挑战，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对历史潮流的有力而又成功的应战。

历史的潮流奔腾向前，挑战和应战都还在继续，不断的创新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

（本文原载《第三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2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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