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是怎样提出的？

1940年春，毛泽东等在延安欢迎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周恩来和任弼时（前排左三）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向中外郑重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这一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不再寻求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而是最终决定并公开宣布以革命战争的方式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这个口号提出之后不到两年时间，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就在人民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之下崩溃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而起。从此，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那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是怎样提出的？在提出这个口号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经过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是哪些因素影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演变？

全国性抗战时期，“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全国性抗战初期，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是值得赞许的”

1937年7月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经历了十年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基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国性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和政治改革等方面都表现了较大的积极性。蒋介石主张“坚决抗战”，“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政治方面，蒋介石国民党也采取了某些革新措施，如建立了战时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团结各种爱国的政治力量献计献策，一致抗日。

毛泽东曾说：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以及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基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转变和进步，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及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是可以改造的，通过改造，奠定抗战胜利的基础，并为国共长期合作创造条件。因此，全国性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长期的，不仅要与国民党合作抗战，而且要与国民党合作建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是很长的”。整个全国性抗战时期，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针。

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独裁专制统治，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其一贯的反共灭共的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轻，蒋介石国民党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除了在国统区加紧防范和镇压抗日民主力量，还在各地制造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摩擦，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其后果最严重、影响最恶劣者，是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北上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造成新四军的重大损失。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及行为，中国共产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使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均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仍然采取团结的政策，在揭露和批评国民党反共政策和行为的同时，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行为。同时，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国际上主要的反法西斯国家苏联、美国、英国，为着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希望国共两党搞好合作关系，以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国共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重提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方针。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全国性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解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表态是真诚的。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因为“蒋在抗战中有功，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所以我们应该“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

“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当然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目标。全国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人民力量，始终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始终同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建国的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条比较曲折的道路，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需要面对更加艰难复杂的斗争。但因为它更符合人民的期待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惜走一段弯路来实现自己的建国目标。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机场迎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前右一）

执行“洗脸”而不是“割头”的政策

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在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日军由河南一路南下，一直攻至贵州的独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大片国土沦陷敌手。蒋介石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急剧下降。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则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在此过程中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1万党员、斗争经验丰富的强大的政党，领导着拥有9550万人口、91万军队和220万民兵的强大解放区，并在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人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自信地说：“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由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在中共七大上，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要以“我们”为主来建立新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中国共产党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了“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豪情满怀地宣布：“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志向”；我们要准备夺取北平、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但是，中共七大并没有排除抗战胜利后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一方面指出“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反对任何民主改革，中国存在严重的内战危险；另一方面也指出要留有余地，对蒋介石国民党执行“洗脸”而不是“割头”的政策。所谓“洗脸”，就是要求蒋介石国民党修改他们的错误政策，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成立包括抗日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不能提打倒蒋介石，否则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总之，中共七大的基本方针仍是力争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内战。

但是，鉴于蒋介石国民党极有可能拒绝进行民主改革，拒绝放弃独裁内战政策，中共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力争和平民主

“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急于抢夺胜利果实，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对日受降的权利，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在8月14日、20日、23日从重庆连发三电给毛泽东，邀请其“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和解决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电报表示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谈判合作建国的姿态，语气甚是诚恳。8月20日的电报称：“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蒋介石的电报发表后，全国人民对于国共谈判寄予殷切期望。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抗战，我们是以全国一致的统一姿态开始的；现在胜利了，我们还应该以全国一致的统一的姿态来接受战果。这是每一个中国国民所希望的。”因此“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大公报》的社论中虽然有一些错误和糊涂的认识，但基本代表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共两党矛盾，国共两党团结建国、和平建国的迫切要求。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和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局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分析，认为战后中国存在和平发展的可能性。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和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上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

毛泽东并且设想：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的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由于蒋介石利用其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合法地位，垄断了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会议确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方针是符合中共七大精神的，因为“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随着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并作出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宣言既是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方针和政策的一个表态，也是对蒋介石的邀请作出的一个正式答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和平谈判，并通过和平谈判，团结一致，合作建国。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并考虑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蒋介石国民党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当时中共对谈判前景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历时40余天，主要围绕中共军队的整编、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地位、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施政纲领等问题展开。谈判在解放区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协议，但在和平建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协议。在中共军队的整编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也接近一致。谈判最主要的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

10月10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首先确认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表示国共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此外，《双十协定》“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的协议，给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

对重庆谈判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是基本满意的，认为它奠定了和平的基本方针，但同时也清醒地知道，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对于内战危险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对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进攻，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还击，战胜这些进攻。蒋和我亦和，蒋打我亦打，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来争取和平民主。

为了落实重庆谈判的成果，并进一步解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在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对于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中国共产党方面派出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召开的当天，国共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代表团致词，表示：“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并表达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期待和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中共作出了一些重要让步

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同盟等民主力量，力求达成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协议。同时，为了使协议能够得到包括国民党、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自己基本政治立场、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作出了一些重要让步。如在宪法草案原则问题上，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在政府改组问题上，同意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占1/2，在行政院占大多数等。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五项协议。从五项协议的内容看，虽然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有差距，但如果这些协议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国可以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这些协议有利于和平民主建国。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对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前景也是乐观的。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2月9日，毛泽东在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履行政协决议，与国民党、民主同盟等建立联合政府。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周恩来来电提出的我方参加宪草审议、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的人选：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中共中央还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准备由延安迁往江苏淮阴办公。3月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欢迎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的晚会，毛泽东与张治中交谈。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当时，中国共产党设想在政协决议实施后，转变斗争方式，主要利用议会讲坛与国民党开展斗争，走一条长期的、曲折的道路来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站在自卫立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蒋介石国民党为何执意发动全面内战

由于政协决议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因而他们是不满意的，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采取各种行动破坏政协决议。1946年2月4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会议发言之委员……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法草案”。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重庆党部主委方治等人，指使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民主人士，酿成较场口事件。由于反对政协决议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在3月上、中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政协会议所通过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因而“我们要把握住重要之点，多方设法来补救”。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蒋介石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破坏，成为国共和谈最终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提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提出这两份名单。经过多方艰辛努力达成的政协决议，最终胎死腹中。

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迫于各种压力，再加上自身面临着难以摆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因而寻求以非战争的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企图实现对他们有利的所谓政令军令的统一。但同时，由于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具有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的援助，拥有一支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军队，因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而对自己的军事实力过于自信。当时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多次公开宣称，国共兵力不成对比，六个月内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扬言：“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正是这种盲目自信，使得他们在通过谈判手段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时，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6年1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

中共：“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1946年6月26日，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共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迎战，于7月20日发布《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号召“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仍然留有很大余地，并没有认为国共关系已最后破裂、争取和平民主的希望已彻底丧失，因而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反击，希望通过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来实现和平民主。同时，继续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力求达成和平民主建国的协议。

早在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关内各大军区领导人，提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6月2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指出：“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提出中国反动派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向解放区及人民大众发动进攻，但中共坚决反对内战的基本立场始终未变，中国人民的任务仍然是争取独立民主，反动派的企图终要失败。宣言指出：“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

因为是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所以中共最初将打退蒋介石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战争定性为自卫战争，以战略防御、后发制人为主。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及谈判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提到中共的策略方针时指出：“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在此前的另一封电报中，中共中央也曾指出：“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这种自卫的立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主要的直接的目标还是争取和平民主，而不是打倒蒋介石国民党。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仍然在继续进行，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中共中央在前述给林彪的电报中告知：“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同时，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他们朝着“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工作”。谈判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主要是：（一）立即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按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解决军事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1946年9月初，周恩来在上海同民主人士谈话时说：“我们仍主张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全面内战爆发的前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这种立场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

中共“以打逼和”背后的原因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仍然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希望以打逼和，原因是多方面的。

定陶战役中，解放军正在突破敌军阵地

第一，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全国人民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和平民主建国寄予殷切期望。

第二，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自1945年12月来到中国，一直在国共两党之间充当调停人，对于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及促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美国政府基于意识形态和防范苏联插足中国的考虑，对待国共两党的基本政策是扶蒋反共，在抗战胜利后给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马歇尔没有立即放弃对国共冲突的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的谈判也不可能一下子破裂。

第三，实行独裁内战政策，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但这个本质的暴露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充分认清这个本质之前，中国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让步，以争取和平民主。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大发展，但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仍相差悬殊。军事方面，国民党有正规军500万人，其中拥有完全美式装备的有2个军10万人，拥有半美式装备的有36个军约120万人。另有地方团队及收编的伪军约200万人，收缴有日军约100万人的装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经济方面，国民党虽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掌握着中央政府，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财政税收的来源，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口和面积都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在农村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基本上没有大中城市，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两件事曾经难以下决心，一件是发动抗美援朝战争，另一件就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之所以难以下决心，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把握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担心在不能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国民党陷入长期战争，而这对于没有外援，又只占有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不利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不仅中国共产党自己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没有足够的把握，全国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其他的中间分子，也被国民党暂时的、表面的强大所迷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国民党也没有信心。斯大林甚至给中国共产党打来电报，阻止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内战爆发，中华民族会有毁灭的危险。

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扭转战局的“三个胜利”

然而战争的进程出人意料。全面内战爆发后，虽然国民党军队凭借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占领了解放区的100多座城市，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中原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在国民党军发动围攻后，胜利地实现了突围，不仅保存了主力，而且在鄂豫陕、鄂西北等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牵制了程潜、刘峙、胡宗南等部国民党军的大批主力，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军事压力。这一胜利“关系全局甚大”。

中原突围后不久，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队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万余人。

9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定陶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旅1.7万余人，并生俘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定陶战役胜利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初现曙光。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指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定陶战役胜利后，陈赓等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及太岳军区的地方武装，于9月下旬在山西浮山城附近包围歼灭了胡宗南部整编第1旅4000余人。这一胜利更增强了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除传令嘉奖作战部队外，他于9月25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及林彪、李富春等，指出：“不管淮阴、菏泽、集宁甚至其他某些要地已被或将被敌占，我野战歼灭敌四五十旅是完全可能的（七月至今已歼二十个旅）。只要此目的达到，局面即将改观。”

毛泽东的“三个月总结”

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总结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的战况，指出：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7、8、9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他在指示中说：过去三个月中，我军已歼敌25个旅。蒋介石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全部正规军大约有一百九十几个旅，其中约有半数担任守备，能够用于野战的机动兵力不过半数多一点，而且这些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后，又需要以一部至大部担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在今后三个月内外，我军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25个旅。完成这一任务后，“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转入进攻后，“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题为《三个月总结》。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三个月的战争过去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我军能够战胜蒋介石”，到这时已经不再是为鼓舞全党和解放区军民信心提出的带有宣传性质的口号，而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确实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不仅如此，它还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战争的目标已经不仅限于打退蒋介石的进攻，而且产生了更加长远的规划和考虑，这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由防御转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由于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发展，战争过去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由于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议，侵占了解放区的大量城市，人民的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害；同时也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政策，“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至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与蒋介石国民党和平谈判的方针政策开始发生原则性的变化，这就是由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主张无条件停战改变为有条件停战。

由无条件停战到有条件停战

从1946年6月26日到9月初，中国共产党由于仍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因此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一直主张立即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提出制止内战的四项主张，呼吁“立即重新发布全国（包括东北）的停战令”，并“重开政协，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7月26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提出改变当前局势的两项办法：（一）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希望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达。8月1日，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就阻止内战蔓延问题又提出“立即宣布在全国停战”、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一道解决等办法。9月初，周恩来在上海同民主人士谈话时说：“我们仍主张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

但蒋介石国民党倚仗暂时的军事优势，一直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企图通过扩大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或者逼迫中国共产党接受他们提出的苛刻的谈判条件。8月6日，蒋介石国民党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五个条件，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它们是：（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四）10月15日以前在东北让出除黑龙江、兴安省和嫩江、延吉以外的地区；（五）在山东、山西退出6月7日后占领的地区。对于这些蛮横无理的要求，中共中央的答复是：“蒋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在此情况下，内战日益扩大。

当战争进行到9月初的时候，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发展。对于这种变化，当时国民党没有意识到，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也没有意识到，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意识到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急于停战了，开始考虑把重点放在通过战争“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

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逐步改变了无条件停战的主张。9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无条件停战之要求，现在已感不适宜，蒋军已占我二十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他提出现在对于停战必须是有条件的：“（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否则无保证。”9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叶剑英电，提出：“一切按照今年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如国、美进行和平攻势，我们即提出双方退至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10月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提出：“须将过去无条件停战口气改变为恢复一月十三日地区与军队原状，以保证停战后不再破坏。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

国共双方军队退至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位置，按照政协决议解决问题，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的谈判条件。中国共产党从主张无条件停战到提出有条件停战，说明时移势转，国共双方面临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当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气势正盛，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发生了这种重大变化，无条件的停战他们都不愿接受，有条件的停战他们更不愿接受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就这样错过了历史进程提供给他们的一次又一次机会，不可避免地一步一步走向了垮台的结局。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解放战争中

蒋介石国民党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全面内战仅进行了三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已经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大多数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整编第3师和整编第1旅。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出蒋介石国民党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在军事上也因为主力部队不断被歼灭以及需要担任守备，存在着兵力不足与战线太长之间的尖锐矛盾。因而到了1946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不仅不惧怕，反而决定通过战争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国民党第一线进犯军的1/3，以这样的胜利来扭转局势。国民党军队用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线作战部队有162个旅，1/3即是54个旅。鉴于当时解放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歼灭国民党军20多个旅，因此毛泽东认为达到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觉得有把握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和与战的主动权已经不是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手中了。

蒋介石国民党此时仍然迷信自己的军事优势，陶醉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占领解放区城市的“胜利”之中，对于整师整旅的主力部队被歼灭所暴露出的问题浑然不觉，继续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继1946年8月28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后，又开始向苏北解放区的淮阴、淮安，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北满解放区的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发动进攻。其中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关内拥有的唯一省会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当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时，中国共产党曾向蒋介石国民党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否则将视为国民党方面公开宣告国共关系以及和平谈判最后破裂，一切后果由国民党方面承担。1946年9月30日，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等致函马歇尔、蒋介石，表示：“恩来等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置若罔闻，国民党军队继续发动进攻，并在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虽然国民党军队是在晋察冀人民军队主动撤离后才占领张家口的，但蒋介石国民党仍把它视为重大胜利，宣称“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在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又违反政协决议，再次单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的警告，占领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越过了中国共产党划定的红线，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将其视为国民党方面宣布破裂的表示。10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负责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及地下党组织开始准备隐蔽、疏散和撤退。10月16日，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第一批撤退，飞赴延安。与此同时，为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教育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决定不主动宣布和平谈判最后破裂，“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中国共产党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但不主动宣布破裂，给蒋介石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悬崖勒马、放弃独裁内战政策的最后机会。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独裁内战、自取灭亡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装出和平姿态

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后，为了推卸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又装出和平姿态，在10月16日发表声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国共军事冲突的八项条件，表示：“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当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放弃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本党认为，只要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之下，愿意实现真实有效的和平，则本党亦可不咎既往，从新协商。”10月19日，周恩来在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过去的谈判中，蒋介石国民党翻云覆雨，反复多变，“任何庄严的命令、诺言与保证，既可任意撕毁，则今日的协议明日又可成废纸，今日有五项八项要求，明日又可有五十项八十项要求”。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必须首先恢复信义，不应该是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他们的八项条件，而是要承认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代表国、共、美三方签订的停战令以及1月30日蒋介石和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的政协决议，以此作为恢复和平谈判的条件。中共中央在10月18日的声明中提出：“本党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并表示：蒋介石与马歇尔“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置若罔闻。他们又通过民盟等第三方向中共代表团转达新的停战条件：中共必须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可停战。中国共产党当然对此表示拒绝。周恩来说：不应把提“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要保证停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和1月停战协定。在此情况下，1946年11月8日，国民党当局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并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当局不能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如果真有诚意，除就地停止一切战斗外，还应恢复双方军队在1946年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之位置，国民党军队撤出所侵入的解放区，然后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民党单方面规定召开“国大”的日期，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如果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意见于不顾，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通过和平谈判以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将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明确表示：“国大”一开便表明政治的分裂。蒋介石国民党为了欺骗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在11月11日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国大”开会日期是国民党政府片面规定的，现在延期三天，也还是片面的，仍然违反政协的决议，中共方面当然不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得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支持，民盟在11月12日发表声明：除非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国大”开会以前的各项手续，否则决不参加“国大”。但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反对，仍然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至此，政协决议完全被撕毁，国共和平谈判的基础完全被破坏。

蒋介石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而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并在会上宣布中共代表团两三天内将回延安。周恩来的声明表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一再越过中国共产党设定的红线，抗战胜利以来进行的国共和平谈判已完全破裂，再无挽回的余地。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但中共仍保留了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并在南京、北平、上海、重庆等地均留下了少量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打倒蒋介石”作为战争目标

毛泽东将“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和警告，在1946年10月11日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并于11月15日违反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平谈判至此完全破裂。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还调集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种种事实表明蒋介石国民党不会放弃其独裁内战的政策。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个指示，第一次将过去“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前途是灭亡。这表明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以及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开会。在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情况、蒋管区的形势后，毛泽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美蒋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进步（在欧洲、在亚洲各国）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至今已歼灭了38个旅，占75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1月13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表明，这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仍对国共和平谈判留有余地，但已将“打倒蒋介石”作为战争目标，并计划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发动反攻，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先挺进中原，然后再向长江以南发展。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

如果说在此之前，主要是国民党想打而中国共产党想和，那么在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占领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大”而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蒋介石国民党即使想恢复和平谈判也变得很困难了。

不再将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谈判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在回答中国国内局势是否要打下去时说：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1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时说：停战协定早已让人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约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毛泽东所说的看战争的结果而定，就是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再将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谈判。

当时，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独裁内战的真面目，争取全国人民、民主党派等进步政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关死和平谈判之门。1946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答记者问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表示，如要重开谈判，蒋政府必须做到：“（一）根据停战协定，承认恢复1月13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这两个条件是公平合理的，但对于坚持独裁专制统治、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就决定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必然灭亡的命运。

拒绝美方调停，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

1947年1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和平谈判的要求，并表示要派张治中赴延安谈判。当时，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在经过对解放区半年的军事进攻之后，几乎占领了解放区所有的重要城市；在政治上，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了“国大”，并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国民党认为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取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结果。但蒋介石国民党面临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并没有消除，他们的独裁内战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在军事上他们虽然占领了解放区的不少城市和地方，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生力量不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兵力不足与战线太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军事形势日益朝着对他们不利的一面发展。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恢复和谈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会有利于蒋介石国民党，使他们获得喘息时机，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而决定采取“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的方针，以便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进一步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当天获悉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电，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出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拒绝美方调停，就是想让和谈恢复不成。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所谓我方两条，即中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持的恢复（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与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大”制定的“宪法”。前已述及，这样的条件国民党根本无法接受。提出这样的条件等于实际上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恢复和谈的要求，从而让他们借和谈获得喘息时机以重整军队再度进攻的企图无法得逞。

在此之后，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还指出：“我军在过去七个月艰苦奋战中，已经证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在会议讨论关于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我们还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实际上明确了以“打倒蒋介石”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目标。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正式提出

蒋介石“图穷匕见”

1947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本希望通过恢复和平谈判来缓和他们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但实际上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拒绝。于是，他们图穷匕见，正式地、最后地与中国共产党破裂。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处，要求这些办事处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

对国民党政府这一措施的性质及其后果，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评论说：“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在此之后，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同时，蒋介石为了振奋士气军心，并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调集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于3月19日在人民解放军主动撤退后，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占领延安，从表面上看是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走上了绝路。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发表讲话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为什么说能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后来这样说：蒋介石能够打到我们的延安来，我们就能打到他的南京去。可以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依据。

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中共开始逐步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只是获得一座空城，并没有使得军事形势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以“蘑菇战术”同国民党军队周旋，寻机歼敌。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将胡宗南第31旅（缺一个团）2900余人全部歼灭在青化砭地区，生俘旅长李纪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也捷报频传。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的重点进攻，从容应战，2月下旬在莱芜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5.6万余人；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指挥下，至4月3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的胜利，共歼敌4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队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在陈赓、谢富治等的率领下于4月4日发起了晋南攻势，连克20余城，解放了除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外的整个晋西南地区，歼敌1.4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表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在达到了顶点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194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时，加写了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第一次公开提出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能够鼓舞解放区军民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而且在政治上顺理成章，师出有名，能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4月14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又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将胡宗南部135旅包围，全歼该旅4700余人，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二个胜利。毛泽东认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4月17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了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公开提出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标，而且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了信心。

第二条反蒋反美战线形成与毛泽东的一篇评论

在人民解放军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

1946年底，为了抗议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国统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起而响应，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

1947年5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场运动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迅速扩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许多城市。5月20日，当京、沪、苏、杭等地大学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学生一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造成“五二○”血案。

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发展到全国，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国统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它说明蒋介石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不断遭到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针对这一新的形势，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评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处境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形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篇评论首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不论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经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政府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办法能够摆脱灭亡的命运了。

这篇评论分析了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中的原因。评论指出：由于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实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因而形成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反蒋反美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都已迅速破产。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打了败仗，并已深陷绝境，被解放区军民重重包围，难以逃脱。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包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包括所谓的和谈，都“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各阶层的人民包括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不再心存幻想，而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上。中国人民反蒋反美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右三）、政治委员彭真（右一）等在作战室研究部署三下江南作战

这篇评论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必然灭亡的命运。评论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评论着重指出：“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这篇评论还指出，形势正在迅速朝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灭亡的方向发展。“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既然蒋介石已经站在了全民的对立面，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之中，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都已经打了败仗，已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既然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估计的正确，那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篇评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口号，但这一口号已呼之欲出，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战役胜利打开了南进的通道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大别山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刘邓大军发起战略进攻后，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余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完成了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这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与此同时，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开始渐次转入反攻。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各野战军首长通报战况时指出：“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山东战场的战况也很快得到了改变。10月2日至8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进行了胶河战役，歼敌1.2万余人，收复掖县（今莱州市）。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也转入了反攻。从此，“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仅过去三个月的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即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企图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28日，国民党当局最高法院发布针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所谓通缉令，宣称毛泽东为所谓的“内乱犯”；7月4日，国民党当局又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决裂。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些举措，使自己在政治上彻底走上了绝境。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这些措施“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上述军事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先是在此前提出的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蒋介石匪帮的覆灭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也不能挽救蒋匪的这个命运。”毛泽东在修改这篇社论稿时，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的常识了。”正是在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于为什么提出这一口号，周恩来当时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他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1947年10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已转入反攻的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向国内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包括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和腐败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在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政策选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除了灭亡，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是抗战胜利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在自身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拒绝进行民主改革，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全面内战，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和失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沉迷于一时的军事上的优势，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再突破中国共产党设定的底线，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不仅派兵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所有这些，“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再无出路”；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供了政治上的坚实的依据，使得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民心所向，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同时，全面内战爆发后军事形势的发展，逐渐显示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由弱转强、由劣势变为优势，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后，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过程，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军事上打垮蒋介石国民党，为夺取全国政权扫清道路，而且要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争取全国人民对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掌握着得到国际承认、在抗战时期增强了其合法性的全国政权，因而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并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这种政策，对于在政治上始终立于主动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不这样做，则名不正言不顺；不这样做，则不能将斗争的合法性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怎样取得斗争的合法性，怎样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做到师出有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十分谨慎地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从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制定和调整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时，不仅考虑我们的既定目标和主观愿望，而且充分考虑客观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分寸把握精准到位，方向明确不急不躁，坚持原则因势利导，展示了高超的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以及炉火纯青的政治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是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2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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