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旗帜：认识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生命线和逻辑起点

作者：紫虬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1-12-26 1285

建党百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同志在贵州重提我党百年的一个总结，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党的正确路线的角度做出的这个总结，是经得起百年社会实践检验的结果，又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人才济济，为什么遵义会议才标志着告别了建党启蒙年代，体现自主性，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认识中国转向改造中国的里程碑？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意味深长地引用了一句《吕氏春秋》：“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什么方针、政策才是适合中国革命的真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有前提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他们努力启蒙工人阶级，满腔热血的组织大罢工，他们在策略上，试图照搬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道路。他们熟读马列，但不懂得怎样在实践中落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同志则坚定认同“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3]。生活和实践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投身农民运动，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结合武装斗争实践的深入，不断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回答了马恩所指的中国革命的“现实前提”问题，即中国社会以农村为主体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农村包围城市”，在百年来夺取政权，经济建设、繁荣商品生产中，准确反映了中国特点。而突破教条主义，发现这个真知灼见的凭据，是《反对本本主义》，“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去”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现实前提”的认识，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开启了认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征程，进入了我党对中国国情自主认识的阶段，这对于之后指导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克服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开创性意义。

遵义会议宣告了教条主义的失败。宣告了全党开始对毛泽东认识和思想的认可。毛泽东同志的依赖群众实践的认识方法，经过历史反复验证，通过《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理论提炼，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认识路线。以实践和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统一，丰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认识和实践具有社会性的丰富和发展。

作为毛泽东思想认识路线内核的群众路线，在全党得到了逐步认可。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将群众路线提高到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概括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领导工作的正确性决定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提出了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实际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

二、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思想从认识的社会性方面发展、丰富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为真理而斗争、存在的党。这个特点，以遵义会议为开端表现出来。真理观，是认识论的最高问题。实践出真知，而实践，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就是说，在认识真理中，延伸出两个要点：一是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4]，唯有实践，才具有思维和存在统一的特性，真理，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主客观的一致；二是“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5]，用历史的眼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认识、检验社会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6]。由于力量的对比或者信息的不充分，群众的自发性中也存在着盲目性，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是，没有群众路线，就会盲人瞎马，面对复杂、运动中的客观实际，党的领导就无法虚怀若谷，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思想，指导我们认清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关系。党的百年实践，也证明认识论和党的工作方法两者不是简单的偶然的统一，而是蕴藏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因此，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和实践，被习近平同志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方法。

1、奴隶史观和人民动力

多年来，精英主义的泛滥和经济基础的演变，使社会、青年人远离了《国际歌》中的奴隶史观。马克思关于意识是社会产物的原理，决定了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被一些人淡忘了。亟待加强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本质认识和根本利益，才能正确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个人作用的思想教育。虽然客观规律往往是由少数人最先发现的，虽然我们党是由相对少数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但它的正确性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得以证实。实事求是作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方法，必须要依赖工农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经验，就是来自于群众斗争的实践，来自于以农民为中国社会主体的社会意识。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就关注到意识的社会性了。1917年提出，“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7]这个时候对社会意识的认识，还带有历史唯心的特点。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的向往天下圣贤，世界大同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结合起来，到《湘江评论》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8]完成了历史唯心史观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从此，对意识社会性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二大时提出了到群众中去，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生死存亡之际，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提出“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9]。如果说，这是和任何政党一样，为了生存发展而联系本阶级的本能，那么，毛泽东同志早就开始了把深入工农阶级群众作为寻求和验证真理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从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成长为遵义会议认可的领袖，直到生理生命的终结，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这就是自觉的调查研究。从1818年在北大初识李大钊同志时，即对长辛店铁路工厂社会调查，到主持农讲所时，组织全国20多个省的学员对家乡农村社会36个项目的调查，以及到先进的海丰地区调查实习，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全党仍在认识中国国情中摸索时，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最先跨入正确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因此在遵义会议上开始取得全党领袖地位。

到了晚年，毛泽东同志对客观的认识越发炉火纯青。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陈伯达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天才论”的批判，捍卫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厚重思想。有观点认为，为什么不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呢？这是不理解英雄、精英，只有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个人作用才能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2、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同志在在遵义会议之前形成，在以后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了依靠群众认识真理的思想。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0]。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社会性规定，指出了认识论的正确方向。列宁从十月革命的实践出发，提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2]重视运用群众的经验指导工作。斯大林提出，“为了使党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仅仅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还不够，为此还必须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确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必须是使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和党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口号，并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和口号”[13]。列宁和斯大林从实践的角度，不断加深总结，也验证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认识论和社会性，群众性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限循环上升的认识论论述，把列宁、斯大林的群众观系统化、流程化了。经过两个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实践，把唯物反映论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从此，意识的社会性的叙述，认识的层层递进，已经不再是抽象的原则，也不再是认识论中的某个片段，而是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全过程，总结出系统的可执行可操作的工作方法。而《实践论》和六十年代进一步总结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深入总结了认识论和真理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成果。此后，只要脱离了这个新成果研究真理和实践问题的，都是不彻底的，容易肤浅化。

淡化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和认识的社会性，群众性，至少会产生两个不易察觉但影响深远的缺陷：

⑴以少数人的实践，取代多数人的社会实践，得出不同的社会评价。对于多数人来说，实践结论有时只有实践形式包装的空话、假话。例如人民诟病较多的在一个阶段内医改越改越贵，教改越改穷人离优质资源越远，房改越改房奴越多，青年人越来越发现生活中阶级鸿沟无处不在。精英主义、英雄史观泛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文艺界。

⑵用机械唯物论否定认识的二次飞跃，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源头之一。以意识不能作为真理标准为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已被实践证明的真理，只保留“实践－认识”环节，取消“认识－实践”环节，把一切都要另起炉灶当作解放思想。例如出现“重评史学”为名的重评党史，在消除迷信，澄清一些史实中越过一步，滑入淡化甚至颠倒已被历史实践证明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源头。

3、民主与集中的领导方法

早在建军初期，在井冈山斗争到建立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红四军内部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认识，通过分清是非，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雏形。

1957年，反右中出现超出政策界限的扩大化极左，破坏了健康的党内民主生活后，毛泽东同志始终不懈地纠正一线的错误，培育党内民主。1959年，鼓励洛宁县农民李成武在郑州会议上大胆发言揭露共产风，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14]

党内民主与集中，毛泽东同志作为班长，推功揽过，一是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广泛依靠群众，实现党的路线的客观性。这就贯通了党的机制、党的代表性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党的建设角度解决了反映客观意识的社会性问题。

三、群众路线是正确路线的基石

中华民族以五分之一人类的规模，完成了由弱到强，寿命和人口接近翻番的历史拐点，从而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袖们，共同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朱德、周恩来同志不约而同的指出，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这些体会，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历史性的主流认识。在我党的漫长实践认识历史中，毛泽东同志处于少数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党内为坚持真理要敢于反潮流，不惜牺牲个人全部物质精神利益，是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这种牺牲，是以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衡量的。而在群众面前，得不到群众理解时，要耐心工作，随时和群众在一起，从中汲取真理因素。

纵观历史，为什么在出现全局性错误或失误时，总是由毛泽东同志最先发现问题，提出实践证明准确有效的解决措施？

答案在于，实事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两个基本方面，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的逻辑关系。从历史、宏观上看，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党掌握真理的唯一路径；从工作方法上看，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也是真假实事求是的试金石，离开群众路线的实事求是不彻底的，因为没有加以验证。实事求是，作为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又是依靠群众的灵魂，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要承认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解决是否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否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

1931年2月，毛泽东同志给《寻乌调查》报告撰写小序时，曾写道：“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15]。

1961年1月，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失而复得。当时正逢全党工作产生曲折之际，急需结合一二线领导体制总结原因。毛泽东同志见到文稿感慨如找到了丢失的孩子。在中央和大区工作会议的不同场合阐释《调查工作》要点，写作背景，特别是重大现实意义，并带头作自我批评：“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号召全党全国“搞个实事求是年”[16]。“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17]。

长期以来，一些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把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关系停留在简单的平列联系上。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倾向忽视了毛泽东同志代表我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史观的做出的发展和贡献。

它们的表现之一是叶公好龙式的群众路线。党内曾探寻过，为什么1964年“四清“我党空前规模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依然出现了斗争扩大化倾向？据《毛泽东年谱》1964年8月20日记载的注解，1964年8月，一位领导同志在京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巳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显然，这种方法把调查和工作顺序颠倒了，是以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推行主观先验意识。调查研究的形式可以多样，但广泛倾听取群众声音是第一位的，违反了唯物反映论立场，就会事与愿违，就会酿成严重后果，最终被毛泽东同志纠正的“四清”极左。

表现之二是满口“实事求是”，但是陷入精英主义，把重视经济专家，理论专家，管理专家等地作用和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迷信专家，特别是美国海归。忽视了这些精英、主张的正确性只有放到群众实践中，才能验证在不同条件下的客观性、立场性和阶级性，重蹈了建党初期对苏联海归的迷信错误。

表现之三是淡化人民群众的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地位，缺乏主体地强调“实践标准”。把人民群众由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向改革的包袱，改革的目标演变的进程，受到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关于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批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为了谁”、“依靠谁”，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努力澄清思想混乱，同时，通过全社会扶贫，提高公共服务普惠、保底等措施开始纠正，并不断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忽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逻辑关系的表现之四，是不能对党的领袖采取科学态度。

长期以来，一方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正确路线的体现，符合则成功，背离则挫折；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群众、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与相对真理观的统一，这是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流。

另一方面，在科学态以外产生几种不正确倾向：

⑴一种是对领袖的正确性坚定信任的同时，在思想方法上，阶段性的，局部性的由经验主义产生思想惰性与教条主义迷信，这种思维方式，随着马克思主义理性和人民群众文化程度的提高，相对容易纠正。

⑵另一种是把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科学肯定和政治旗帜的信仰看作个人迷信，这本身就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⑶第三种是不用人民群众的实践验证领袖的意见，对领袖采取权力真理观、实用主义真理观，机械照办，这是机会主义的不良作风，表现在党风、学风、文风，这更多的表现在干部队伍中，相比第⑴、⑵，第⑶种要难克服得多，各个时期都存在。

1978年邓小平同志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第二年又提出“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18]对这种倾向提出了批评。

以上各种不正确倾向的核心，是不认可智慧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违背了唯物史观。

四、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方向的保障。

毛泽东思想认识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具有新的意义。

十月革命以后，主要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中都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的。以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以特权等级制观念，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映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特权阶层开始出现，以维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名，放任官僚主义特权，公有逐渐质变为官有，出现大批新生资产阶级，不仅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阻力，也为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的改革准备了社会基础和基本条件。

苏联修正主义的变质始于赫鲁晓夫，终于由戈尔巴乔夫临门一脚，操作解体。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的基本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不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平衡，却始终存在。一九三六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被认为，“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对此，毛泽东同志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19]毛泽东同志批评到：“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20]

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宗旨和存在的前提。但是，仅仅有了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所要求的；共产党公仆，要把管理权力真正交给人民，不变公仆性质，就必须要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作为保障。如果忽视这一点，用政治任务取代思想路线，就会走上一条从脱离群众，违背客观开始，滑入精英主义，形成官僚阶层，滋生腐败，丧失人民立场，直至改旗易帜，重蹈苏共覆辙的蜕化变质之路。这是承认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社会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必要性。

五、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捍卫和继承。

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同志就多次阐述并要求，“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要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深入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21]并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提高到党的生命线的高度。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22]。

习近平同志并没有止步在重复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而是根据新的形势新的矛盾，依靠人民提出新的意见。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向基层和人民群众学习，解决新问题的结果，把基层创新作为解决困难问题的智慧源泉。如在省委书记调研中发现浙江安吉县乡关闭财政支柱污染企业，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总结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总结渝新欧班列等基层创新，发展出“一带一路”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开放的方略，呼应配合反霸斗争。通过借鉴总结华为等与供应链经销商客户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管理思想，提出新时代广泛统一战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河南邓州创造的“四议两公开”即村党支部、“两委”、党员大会商议、村民大会决议；决议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创新了大包干后农村基层民主，2009年习近平同志批示后在全国推广，后列入党的农村工作条例。

2，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调查研究方法，把调查研究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结合起来。号召全党调查研究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反映强烈、党建重大理论和实际、改革发展大局、国际政经五方面的重大问题。例如推广枫桥经验，制定十四五计划的广泛问计于民等。

3，强调制度化建设，通过建立制度和流程，确保调查研究的经常化。要求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的必经程序。根据时代变化，认为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键见不如面见。

4，处理好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这是运用调查研究把从群众实践中来的认识阶段，也就是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或是第二次飞跃的反复再认识环节的具体化。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在“五六七八九”和资本垄断、资本无序扩张形成的经济成份变化条件下，党的群众路线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习近平同志在对青年干部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根本问题，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要求干部具备政治感悟力、判断力、执行力。“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我们要眼睛向下，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24]这是在新形势下，从更高的角度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前进中困难，迈入党的第二个百年的新起点。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

注释：

[1]习近平春节前夕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新华网，2021-02-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6-67页

[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4卷，第1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8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8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17年8月23日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19年7月14日

[9]中国共产党新闻历次党代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3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