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靠落后战胜美帝国主义的
我们不是靠落后战胜美帝国主义的
双 石
自朝鲜战争之后，以联合国出头组织“联合国军”方式从此不再，而代之以“同意、中立、自卫”三原则下的“维和部队”方式，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主导而有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这都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所致。
战争双方是如何诠释参加战争的正义性的?
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都在其宣示的国家意志中强调自己行动的正义和正当性。
但是，所谓正义正当的诠释，不能仅仅从政府的宣示或议会的表决为衡量标准，必须接受自己国民的直接评判。这种评判需要通过其战争动员时最底层的反应及反响来获取——直接走进每一个征兵站!这才能了解国家与国民是否真正实现了沟通达成了共识?即：能不能直接面对国民面对每一个征龄青年发出的“我们为什么要到朝鲜去打仗”之诘问，且为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且得到充分的认同和响应!
美国在进行战争动员时宣示的正义性是“普世价值”——“自由不是无代价的”，为“素未谋面的人民”摆脱共产铁幕的桎梏而战;中国在进行战争动员时宣示的正义性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履行自已的国际主义义务(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其盟友的义务)，保卫我们这个经历了一百多年战乱的国家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美国的“正义性”的诠释看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是一碗索然寡味的鸡汤，面对“我们为什么要到朝鲜去打仗”并没有作出有着合理逻辑导向的回答，所以在朝鲜战争中的士气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共产铁幕”下的国家很多，苏联和东欧都是，亚洲还有中朝越诸国，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远隔重洋的朝鲜去打仗?朝鲜的内战与我们美国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美利坚式的“国际主义”鸡汤无法面对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那么中国呢?
1.中国对“正义性”的诠释有着非常直接而合理的逻辑归纳：日本帝国主义是从哪里打进来的?甲午以降，日本帝国主义从朝鲜而中国东北，从中国东北而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从而使中国人民饱受十四年战争蹂躏之苦，这都是并不久远的历史，足具史鉴来者之功效：现在另一个帝国主义兵临鸭绿江畔，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重演当年的一幕!果如此，那么“蒋该死”可能会被带回来，地主还乡团可能也会卷土重来，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获取的利益和成果可能会丧失，工人群众刚刚得到的八小时工制的权益可能会剥夺，刚刚从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双重压迫中挣扎出来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连气儿都还没喘过来就要回到过去时，重新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如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正义性”的合理逻辑递归之结论，还能有疑义么?对中国人民来说，参加这场战争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胜利成果，国家意志结结实实地变成了国民意愿，从土坷垃里拱了出来，又重新砸回在地上——化作轰然的回声!
2.至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感同身受。唇亡齿寒户破堂危那是古有明训，史有明鉴的，曾经有着亡国之痛的朝鲜战友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血流在一起的历史，也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些朝鲜战友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是最坚决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存在。“受人涓埃报以涌泉”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优秀文化传统，何况帮朋友就是帮自已，助邻人灭火也能保全自己的家园。这个道理，不需要绕太多太大的弯儿，在当时以文盲为主的中国国民中，也很容易能够获得共鸣。
3.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之一是维护世界和平——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正义性的合理诠释。这个成果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正如陈毅元帅所言;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西瓜而不是芝麻!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已经兑换兑现了的真金白银!这个成果甚至超出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时的意料：不仅仅是“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而且对于维护和平制止冲突的“游戏规则”的改写或修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自朝鲜战争之后，以联合国出头组织“联合国军”方式从此不再，而代之以“同意、中立、自卫”三原则下的“维和部队”方式，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主导而有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这都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所致：如果当美国军队兵临鸭绿江边地中国忍气吞声没有反应，如果中国出兵之后被人打败又被赶回鸭绿江北，那么仍然有一千个理由认定“联合国军”这种“警察行动”方式是有效维的和方式而得以延续!
结论：美利坚的正义性落不了地，新中国的正义性是直接从土里拱出来的!
美利坚合众国为什么一再对新中国的选择及其选择效果作出误判?
这种误判实际上对当年的世人来说都是合理的逻辑推断——包括不少中国人自己。
美国政府和美军将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认知是受过去时态的思维惯性的制约：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认知是“一盘散沙”，对中国军队的认知是“一群穿着军装的农夫”，他们的认知参照系是以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为坐标的。这样的政府和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形象“软弱和无能的”，既或是在获得美式武器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这个政府这个军队仍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阶段上演“豫湘桂大溃败”的悲剧!中国虽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但那是搭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顺风车。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但这个胜利是以国内战争为坐标的，在洋人眼中是不作数不够份量的。所以，美国政府军政首脑在战争之前战争之中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误判，不是脑袋一时短路，而是他们基于这个陈旧认知而没有与时俱进的必然且合理的逻辑归纳。
即或是中国国内，不少接受过美国教育受过美国影响的绅士阶层甚至一些中高级知识分子，既或认同了中国政府出兵的正义性，也并不一定能认同这个政府和军队“敢打必胜”的信心，他们或许不乏民族自尊心，但却缺乏民族自信心。在他们同样基于过去时的认知中，美国人的个头最高，美国人的皮肤最白，美国人的眼睛最蓝，美国人头上的月亮最圆，美国人要干的事情谁也挡不住，美国人不让干的事情谁也干不了……
一个民族过于长久的被欺凌被压迫历史也孕育且滋润了很固执的跪族思维!
迄今阴魂不散!
从这个意义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产生了令世人瞠目的效果，也是一种历史必然!或者可以说，是一场洗礼：世界通过这场战争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只要有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消除了中华民族久病积弱之躯上的病灶，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就可以不可阻挡，中国人民就可以迅速结束“一盘散沙”状况，变得如磐石般的坚不可摧!中国军队就可以通过当时最现代化立体战争的严酷检验和洗礼，变成一个令帝国主义生畏的“可怕力量”。
双方物质力量如此悬殊，弱势一方为什么还能赢得战争?
朝鲜战争是以交战双方阵营对等言和而告结束。
但这个对等其实是一种不对等：一个重量级世界拳王与一个轻量级业余拳手本来就不是对等较量，较量的结果当然也是不对等的——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伊始，战线在鸭绿江南岸;战争结束之时，战线在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出兵朝鲜所宣示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实现了“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的战略目标!
双方物质力量的悬殊是不争的事实，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铁老虎，不好打，新中国也为达成这样的战略目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相较于外敌可能肆虐于国土，那就是一个“超值”：以结束不过几年的十四年抗战来比照，数十万人的浴血牺牲和伤残，与数千万人遭受战争戗害，其代价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敌寇深入国土的抗日战争中，一个南京城可就有数十万人被屠戳。
我们与我们的敌人的在军事力量上不是一个量级，我们却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那不能不归结于我们优越的战略指导思想和认真务实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主观能动性。相对于对手来说，我们的们的战略思想很先进，很讲求实效，我们的战争阅历很丰富，我们长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从事军事斗争活动，面对西方军队认为无法作战的环境下仍然能保持顽强的斗志，仍然能产生很多克敌制胜的办法。我们的法宝是敌人没有的，我们的战争武器很落后，我们的思相武器却很先进：我们是操着先进的思想武器战胜敌人的。
我们很落后，但我们不是以确很落后，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我们的硬件无法与对方比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我们的软件很先进，也领先于对手。那就是我们有着以先进的指导思想指导下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我军不是靠落后战胜先进的，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用我们先进的思想武库，操着落后的装备，去战胜一个武备先进思想落后于我们的强大对手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军虽然是以弱击强，却又是以优胜劣——以我之优，胜彼之劣!
我们是弱势者，但不是弱者!我们以弱势抗强权，是真正的强者!
从军事学历和素质上来说，我们的平均水平低于对方：美军将领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军内自由讨论的习惯也使他们能很迅速地总结教训找到对我们优势进行反制的办法，而我们则往往要经过血的教训的洗礼才能痛定思痛。但我们也有对手不可比拟的优势：相较于对方相对单一的战争阅历(在优越国力保障下的以强击弱的战争经历)，我们的指挥员经历的战争类型要多得多，经历的挫折和艰难也要多得多，而且大多为以弱击强，以劣胜优的战争阅历。
战争是少犯错误的竞技。从战略层面来说，相较于对手，我们犯的错误更少，预见性更强，从战争前的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到战争中的灵活机动果断决策，适时转换作战方式，一般来说，我们都比对方适时(当然也有失误慢了对方一步的时候)。毛泽东是军事辩证法的大师，战略战术的关系的把握上那几乎是无人能及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战略上后发制人，战术上先发制人，精心组织策划每一场战役和战斗，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用“零敲牛皮糖”，破解“立体海陆空”!
毛泽东说过，运动战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战争初期，我们在战术上先发制人，我们采用我军传统的奇袭战术，迂回穿插战术，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将猝不及防的对方打得溃不成军，扭转了战局。但当对方看破了我军的套路并采取了相对应反制，把战争引向正规化战争的堂堂之阵时，我方的这些传统战术的作用就大大被减弱，所以造成了四、五次战役的被动，对方又重新掌握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频频向我方发起反攻。
在对方暂时夺取了地面战场主动权且攻势频频的条件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守?即：能不能停止对方的攻势，能不能保住并巩固我方在运动战阶段得到的成果?现在讨论抗美援朝战争，一般人总喜欢说运动战时期的五次战役，对方也是如此。其实这场战争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阶段恰恰是双方对峙的阵地战阶段!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军解决了在对方优势“火海战术”下化机动防御为坚守防御的问题，以上甘岭战斗胜利为标志，彻底停止了对方的攻势，我军则转守为攻，重新夺回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这个时期的联合国军统帅克拉克也说：我们在正常的途径下，陷入了敌人式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往往是由敌人来决定的。
时间，空间，恰恰是战争主动权的主要内涵。
其原因就在于，敌变我变，我军在这个阶段，充分利用了我们的传统优势，积小胜为大胜，从蚕食挤占对方的阵地，发展到在局部形成优势，不断发起阵地进攻，不断打破了对方的防线，把仗打到了敌人那边，最后发展到1953年夏季攻势第三次进攻(金城战役)这样的战役进攻。
美军将领在西点接受的传统军事教育是以美国内战为范本的，至少是朝鲜战争那个时代，并不如我们很多军迷们认知的那般高大上。以美国内战为范本诞生的理论是以无限暴力摧毁对方的意志及一切物质力量，从而消灭对方或迫使对方屈服，实际上并不具先进性。而朝鲜战争是一种新的形势下的国际局部战争，战争手段受到的制约很多，习惯于依托优势国力打一场不受约束的大战的美军将领非常难以适应：大打一场才能解决问题，可又打不了,即或打得了也极易使收益和损失不成比例;而让他们在小打小闹的阵地攻防的争取和保持主动，他们就茫然无所措了(也受制于劳师远征士气的问题：士兵们对激烈对抗的战斗行动不感兴趣)，而我军反而生龙活虎，花样百出，把小胜变成了大胜，牢牢地掌握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
我军还有军事民主的传统：打仗要和战士们商量着去打。战争中很多行之有效的战法，都产生于第一线的战士们中。如坑道战，冷枪冷炮对敌斗争，小分队活动，高炮游击设伏……等等等等。
我军还有以敌为师的传统，即：向敌人学习。排除政治上的不义之战不论，对方也是一个值得尊重和认真对待的对手，有了这个对手和最高量级的较量，我们才能迅速地在战斗中成长成熟起来，从一支农民为主的近代军队走向一支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军队。
我们不止一次在战役和战斗中失利，但我们赢得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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