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10年前的那场鼠疫

1910年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家客栈，四名住客突然死亡，且都有发烧，咳嗽，吐血的症状，俄国见状，驱逐了大量华工回国，这些华工把病毒带回了国。

1910年11月9日，在秦家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发现一名中国工人因鼠疫而死亡，而这名中国人就是三天前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的，由此开始，疫情如同烈火一样四处蔓延，持续了四个月时间，死亡5693人，而彼时整个哈尔滨总人口不过7万人。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死亡，路边也动辄看到死亡的人，据当时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博士回忆，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医生们没有见到好转的迹象，往往死亡人数维持一两天稳定，突然又出现大爆发的情况，从40人到60人，突然暴增到183人，一直到1911年1月6日以后，疫情才被控制起来。

根据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大公报》的记载，当时的鼠疫惨到什么程度？一家十口人，可能一半死于瘟疫，数口之家可能全部死于瘟疫，儿子在早上痛苦于父亲死亡，晚上儿子就死了，弟弟早上痛苦于兄长的死亡，晚上弟弟就死了，妻子早上痛苦于丈夫的死亡，晚上妻子就死了。

整个鼠疫期间，黑龙江死亡15295人，吉林省（包括哈尔滨）死亡27476人，奉天省死亡5259人，山东省死亡1562人，其他零零碎碎加起来，这场瘟疫共死亡52462人。

这场大瘟疫导致的不仅仅是居民的大量死亡，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恐慌，当时容易导致鼠疫扩散的莫过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如果这两条铁路不同时隔断，则不能遏制鼠疫传播的目的，为了防止鼠疫继续蔓延，当时的清政府下令停止铁路运输，并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停售京奉火车票，出动陆军驻扎山海关。为了防止鼠疫蔓延，当时的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检验所，把南下的旅客滞留5日，以防鼠疫蔓延。

这场鼠疫，严重的打击了东三省的经济，东三省出产的大豆，豆油和豆饼被迫滞留，导致货物糜烂，一些豆制品还遭到外省商人的退订，由于当时的人们相信面粉里面有瘴气，人吃了传染，拒绝购买哈尔滨面粉厂的面粉，至于客栈，杂货店之类的小本生意，更是不消说，瘟疫期间倒闭了十分之三，没有倒闭的也因为瘟疫期间大受打击，负债累累。

造成鼠疫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尚未建立一套现代的防疫是根本问题。

爆发在哈尔滨的那次鼠疫属于肺鼠疫，其潜伏期比腺型鼠疫短得多，腺型鼠疫潜伏期2-8天，肺鼠疫长则三天，短则几个小时，早在肺鼠疫大规模在东三省传播之前，东北偶尔也会发生小规模鼠疫，但是烈度低，规模小，导致当时的清政府对此麻痹大意，除了把病人隔离以及死亡后酌情给与丧葬费外，对于如何干预和防治几乎是听而任之的态度。

而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经过后来的思想启蒙，较为迷信，也缺乏防疫知识，遇到瘟疫只会烧香拜佛，而此时所谓的黄天教之类的宗教又从中作乱，走街串巷售卖所谓的药符，迷惑百姓。

哈尔滨的瘟疫起源于10月25日，但是总爆发却在次年1月份，刚好和春节契合，随着大批劳工，尤其是染疫劳工沿铁路返乡，瘟疫向关内扩散，由于鼠疫的死亡病例不断出现，人们对于瘟疫的恐惧，导致原先住在疫区的民众纷纷乘火车到河北和山东躲避瘟疫，事后据当时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博士回忆，鼠疫的传播路线几乎和回乡过年路线完全一致。

瘟疫起，谣言多，100多年前也是一样，据1911年1月14日《远东报》记载，瘟疫爆发最严重的傅家甸之所以迟迟无法禁绝鸦片，是因为当时流传一个书法:吸食大烟可以防止瘟疫。结果最后瘟疫没了，抽大烟的反而越来越多。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殡葬的问题，而就是这个殡葬的问题导致当时的死亡率和传染率迟迟下不来。

哈尔滨传统殡葬是需要经过停尸，守灵，祭祀，哭丧的，亲友和尸体会有近距离接触，鼠疫杆菌并不会因为人的死亡而消灭，而是把尸体变成了鼠疫传播的媒介，尽管当时的地方政府已经三令五申的要求死亡必须上报，而实际上一些患者和亲属不但没有上报，反而躲藏起来。

火葬是成本最低，也是最有效的切断死者对生者的瘟疫传播，但是当时的人们思想较为陈旧，一般还是选择土葬，为了避免火葬，有些人甚至还盗走尸体，据远东报的报道，当时甚至还有砸开松花江的江冰，把尸体直接抛弃到松花江之中。

一直到1911年1月底，伍连德在隔离和消毒工作都在逐渐推进，但是死亡人数迟迟下不来的情况下，考察了坟地，发现大批的薄棺露天摆放，由于当时天寒地冻，无法挖掘，导致棺材迟迟不能入土，这一个一个的棺材几乎都是一个一个的鼠疫杆菌的培养皿，为此，伍连德上书朝廷，强烈要求火花遗体，清政府批准后，2200多个棺材和遗体被火化，此后各地也纷纷效仿。

这是在中国有里程碑意义上的事情，在强行推行火化后，死亡人数开始大幅度下降，到3月份，鼠疫最严重的的傅家甸已经确定无鼠疫患者。

基层动员和组织能力

我党最早进行防疫工作的时在1931年，当时中华苏维埃成立，苏区内部各式各样的传染病也非常厉害，例如打摆子（疟疾），烂脚，痢疾，瘟疫，对于当时的农村居民来说，盘子和碗不洗或者洗不干净，食物洗不干净，直接饮用池塘的水或者用池塘的水洗米洗菜，人畜混杂，互相染病，人死之后往往停柩五六年，以为“功德”，小孩子死了不埋，认为埋了以后会来寻父母，因此常常把死孩子直接丢到河里或者山坡，外加上常年战争的死尸得不到处理，变成了一个瘟疫源。

当时的苏区的防疫办法并不复杂，比如说发现传染病及时上报，传染病人要隔离，器皿非经煮沸消毒不能使用，种牛痘，发动群众堵塞鼠洞，消灭蚊蝇，要求居民家中用具和衣服要洗干净，且在日光下暴晒消毒，每个人都必须定期理发，刷牙，洗澡，要求各地挖井吃井水，河水必须疏通，不得把污物抛进河中等等。

1949年建国以后，全国搞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其实也不是多复杂，比如说消灭老鼠，清除垃圾，卫生积肥，挖蛹，消灭蚊蝇，消灭钉螺，普及科学生育等等，从理论上来说，当年苏区的经验基本上应用到了建国之后。

回头看一下清末时期的大规模瘟疫问题，以及建国后的人均寿命的大幅度增加，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建国以后并没有采取特别的“高科技”的手段，建国前平均寿命仅为35岁，建国后立即提高到50多岁，到八十年代已经超过70多岁。

在并不复杂的防疫问题上，为什么建国后能够取得很大进步？原因在于基层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是新旧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不但是在防疫方面，在农村建设，工业化，乃至于此后的经济发展，城市化推进，基层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能力。

拿一个最小的东西来比较：厕所，很多人可能误以为中国的厕所从古至今都不脏，中国人一向都比印度人爱干净，其实并不是，建国初期的厕所普遍不清洁，街道院内杂乱不堪，人畜混住，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粪便暴露，蝇蛆乱飞乱爬，水井无盖且周边有污染源，蛔虫病泛滥，一直到1958年，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后，全国普遍实行了清除垃圾粪便，修建和改良厕所。以厕所为例，当时的中国人用不起抽水式马桶，可能都不知道抽水式马桶是什么，是通过建造不渗透的粪缸，粪坑的方式来收集粪便，堆肥处理后成为无害化的有机肥。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这种厕所还是普遍存在的。

相对来说，印度的厕所问题就比较严重，印度政府帮印度人盖厕所并不是在现在的莫迪政府时期，实际上历届印度政府都把这项工作当成重中之重，2005年印度就开始推广农村厕所-----中央出60%的钱，地方出20%的钱，村民只出20%的钱，就可以盖一个厕所，本来印度计划在2010年在全印农村普及厕所-----理所当然的失败了，此后莫迪政府上台后，又开始在农村盖厕所，但是结果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有些农民家里有厕所，但是还是要出去方便。

印度厕所的问题实际上一直不是厕所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观念意识的问题，在印度，“脏” 与 “净” 不仅仅是客观的、卫生意义上的状态，同时 也是主观的、精神上的概念。比如，人类的 粪便不仅是卫生方面的污染，同时也是对宗教的亵渎，种姓结构与 “脏” 与 “净” 的理解是交织在一起的。相对高等的人群认 为，贱民的肮脏是永恒的，类似打扫厕所和清理粪便的工作只能由贱民来完成。因此，非贱民不愿意在家中积累粪便，而贱民又不愿意主动从事其他等级的人群所不耻的工作。

使用厕所将使粪便在生活空间中堆积，而且政府资助修建的简易厕所容积太小，粪便需要频繁地清理。与粪便共处一室或者发生接触，是难以忍受的事情。更何况政府为了照顾贱民的利益，已经出台法律禁止雇佣贱民清除粪便。

而如果出去排便则方便的多----挖个坑即可，一旦使用完了，也不需要清理，再挖个坑即可。

非常清楚的是，在印度，厕所的问题不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如果印度能够早些完成基层宣传，基层动员和基层组织能力，可能都不需要中央政府自己掏钱去修什么厕所，农村人自己都会起来把厕所建起来，甚至可能由于建厕所而催生一个产业出来。

伍连德时期的中国和印度情况很相似，伍连德时期清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几乎为零，在东三省的那次瘟疫问题上，清政府为了应付瘟疫，又一次向列强借了大笔的钱，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清政府既无法杜绝基层的谣言四起，又无法有效的切断疫情的传播路线，既无法革除殡葬陋习，又无法大规模普及防疫知识，连搞最基本的火化都需要伍连德博士奏请，如果不是伍连德博士，东三省的疫情可能更惨。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傅家甸是中方控制区域，是爆发疫情最为猛烈的区域，而就在旁边的俄方租借区域的瘟疫却并不厉害，其原因很简单，俄国人控制的哈尔滨自治议会在得知满洲里鼠疫传来以后，立即制定防止办法，设立检疫所，雇佣专门的医生每天都要出去到卫生环境不好的家庭消毒，且印刷大量的传单分发到各家各户，导致俄国人控制的区域的疫情远好于中方控制的傅家甸。

在傅家甸的疫情爆发的越来越严重后，俄国人怕傅家甸的瘟疫直接传播到租借地，逼迫傅家甸必须派代表出席自治议会，帝国主义迫于瘟疫的威胁，不得不做一点好事，可谓讽刺。

在1910年到1911年的这次大瘟疫问题上，清政府基层失控的问题暴露殆尽，而就在这次瘟疫结束后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无法启迪民智，无法管控基层的清政府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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