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战役：重庆谈判桌后的筹码和底气

上党战役纪念合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正如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所说：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普遍充满焦虑。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巨大提高，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现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然而，在蒋介石看来，“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会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一年，毛泽东52岁，蒋介石58岁。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历史上被称为“重庆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在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中共晋冀鲁豫军区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不仅解除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而且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实现了中共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预期目的。从此，中共的晋冀鲁豫地区日益巩固，成为后来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基地，并为后来设立华北局和定都北京奠定了初步条件。

艰难谈判

蒋介石的底线，是让毛泽东担任新疆省主席

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登上了飞往重庆的航班。抵达当晚，蒋介石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他们上一次见面，地点是广州，当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成为了针锋相对的对手。

蒋介石或许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在会议上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共产党也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与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却无法妥协，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陪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曾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

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

坐在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早已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16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打算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在蒋介石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他还要在谈判桌上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十分清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另一边，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毛泽东就必须坚持下去。他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一一举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1936年冬天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狼烟已起

毛泽东说：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华美军在战局中充当着十分戏剧性的角色：他们一边为蒋介石运送兵力，一边又帮助共产党人下了一步至关重要的棋——用他们的飞机将中共将领送往前线。

“太行颂•艺术摄影展”作品之上党战役中的老英雄

此事说来也巧，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恰好从西安飞到延安，共产党人便问美军飞行员说，能否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出人意料的是，美方痛快地答应了。

飞机驶离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为美军飞行员送行，当他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行人时，他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万一出了问题，他还可以充当翻译。就这样，21位共产党高级将领在那个狭小逼仄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货舱里挤了四个小时，最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结束了这场阴差阳错的飞行后，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等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位于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15天后，一场战役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打响，也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自古以来，上党地区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配合北上的胡宗南部，占领了这里的六座县城，这犹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地带安了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收复上党地区，非但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保，国民党军随时可能长驱直入，拿下华北平原。这就是刘伯承所说的“大门洞开”：“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大门（平汉线）洞开，真是拼命，要命！那时国民党正向北，我们这里是足球门。打，不行也要打！”

所谓“不行也要打”，是说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

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曾多次受到日军“扫荡”式的攻击，部队一直处于分散打游击的状态，而且编制不充实，武器也十分简陋。当时，大多数的团不足千人，仅半数的团有两三门迫击炮、三四挺重机枪，而且缺炮少弹。上党战役开始后，刘伯承曾问太行纵队副司令员陈锡联：为什么枪声这么少？陈锡联无奈道：没有子弹，不敢多放枪。就连国民党军也奇怪，为什么冲锋而来的共产党部队，大多穿着老百姓的衣裤，颜色五花八门？

其实早在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晋冀鲁豫军区进行自卫反击，首先歼灭进入长治地区的国民党军，收复失地，清除解放区的心头之患，以便之后将主力转于平汉线(今北京—汉口)，阻滞国民党军北进。同时还要求，上党地区六城堡坚垒密，反击须有充分准备，不可草率，宜选择一两城，逐个击破；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

毛泽东对将领们说：“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狼烟已起，唯一的办法就是战而胜之。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就此展开。

围点打援

在上党这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0日凌晨2时30分，我太行纵队在秦基伟司令员指挥下，向屯留、上村发起攻击。

9月12日晨，屯留被我攻克，国民党军全部被歼。当解放军发起对屯留、上村的攻击后，长治国民党军6000余人先后两次向屯留出援。出援之国民党军对共产党部队“围点打援”的战术十分恐惧，行动十分谨慎，共产党部队某些待伏部队又过早暴露，国民党援军与共产党部队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以后在长子等三城被围攻时，再也未敢出援。共产党部队虽然失去了歼灭国民党援军的机会，但是彻底打掉了长治国民党军增援其它三城的胆量，为共产党部队顺利地攻克长子等三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9月19日，也就是太岳纵队攻克长子的同一天，太行纵队攻克壶关。两城国民党军均被全歼。至此，长治周围各县全部被共产党部队攻克，长治已经变成一座孤城。在长治周围各县战斗中，共产党部队共歼国民党军7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有效地补充了自己，尤其是缓解了弹药紧缺的情况，为下一步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治是抗战时期上党地区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国民党军1万1千余人是入侵上党地区的主力，因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基本没有损耗，建制完整，装备也比较齐全。恰逢此时，天降大雨，造成道路泥泞，城墙湿滑，也给攻城战斗带来了很大困难。尽管如此，我各部队还是在攻坚经验、装备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长治城的攻击。

阎锡山严令长治城内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为其打气鼓劲。同时，由彭毓斌率领的援军正从北面疾驰而来增援，战局到了严峻的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最后决定，由冀南纵队继续围攻长治，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北上迎击援军。两军在屯留西北遭遇了。

10月5日3时许，太行纵队769团三营沿预定路线进至国民党军侧翼。在此时，我三营十连先头小组踩到了正在睡觉的国民党军士兵身上，战斗立刻打响。三营九连、十连立即展开从两翼向山顶猛攻，国民党军仓促应战，大部被歼，少数逃到山下被我山下部队俘获。占领无名高地后，三营将九连、十连左右配置开，积极改造国民党军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反扑。

10月5日拂晓，防守磨盘垴的国民党军暂编第46师集中兵力向占领无名高地的我769团进行反击。国民党军在浓密炮火掩护下，以羊群式队形从正面和左翼山垭口向共产党部队冲击。我769团三营在团属迫击炮4门的支援下，充分发挥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的威力，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反击，大量杀伤了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在督战队的威胁下，不顾伤亡，反复向共产党部队阵地冲击。阵地上的我防守分队在弹药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就在这危急时刻，担任运输弹药任务的新11连赶到阵地，不待命令就投入了战斗，将冲上阵地的国民党军压了下去。这时，我769团2营也增援上山，与三营一起彻底击溃了反扑之国民党军。

此时的被围国民党军已经陷入了缺粮断水的绝境，仅靠杀骡马充饥，人心浮动。5日黄昏，我部队发起全线总攻。陈赓亲自下到主攻老爷山主峰的14团指挥所，14团团长则立即下到尖刀连——第11连，11连连长亲自指挥尖刀班。尖刀班9人组成3个战斗小组，3个小组相互掩护交替前进，从侧面接近国民党军指挥所，然后连续投出10多颗手榴弹。趁国民党军指挥所被炸和国民党军慌乱，我14团、772团和30团的突击部队都迅速攻上了老爷山主峰，国民党军大部被歼。此时，磨盘垴国民党军发现老爷山丢失，顿时更加慌乱。共产党部队太行纵队乘机向磨盘垴连续猛攻，终于在19时攻下了国民党军磨盘垴主阵地。这时，国民党军的犄角阵地中的两个制高点都已丢失，主力被压缩在狭窄的山谷中陷入了攻不动、守不住的困境。国民党军将领彭毓斌早在5日17时即下令向共产党部队兵力薄弱的北面突围，企图逃回太原。

刘伯承立即命令太行、太岳纵队从国民党军之两翼平行追击，冀南纵队于国民党军后尾追。太岳纵队20团则于5日17时即已出发，抢先赶到土落村阻击逃跑的国民党军。太行纵队14团亦随之跟进。

就在彭毓斌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史泽波也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他组织“敢死队”进行反扑，但均被我围城部队击退。等到彭毓斌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彻底打乱了史泽波坚守待援的计划。史泽波意识到再死守长治城就等于“守死”，只有突围才有一线生机。

1945年10月7日夜，长治城又是一个大雨天，困守长治的阎军总指挥史泽波率部趁雨夜弃城突围逃窜。早已料到阎军会突围逃窜的刘伯承、邓小平得知史部已逃出长治城后，当机立断，命令围城部队一部进入长治，大部跟踪追击，务求在运动中消灭逃跑的国民党军。广大指战员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忍受饥渴困苦，日夜兼程，向沁水预定地区疾驰而来。终于将从长治逃出的史泽波及其所部万余人，堵截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河一带。

12日晨，各路大军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后，阎军大部被消灭。就在沁河岸边人民军队与阎军激战时，狡猾的史泽波及其第六十八师师长郭天辛等人在沁河的下游徒步涉水渡过沁河，疲于奔命的史泽波以为这下到了安全地带，不承想又遇到了早已严阵以待的堵截部队。就这样，史泽波、郭天辛被俘，上党战役结束。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就在上党战役进入尾声之时，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和平似乎有了曙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道光就像流星划过那样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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