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就要坚持大历史观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运用事实说话有力纠正社会上对五四运动的片面认识和错误观点,发掘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一、坚持大历史观深刻认识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是有着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陷入内外交困、国力衰微、民智不振的危局。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道路进行的早期探索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但是,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辟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新道路。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的启蒙者们猛烈抨击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希望在中国建立西式资本主义文明,但这一愿望很快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危机和列强对中国主权的践踏面前破灭了。

1919年1月,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平会议。4月30日,美、英、法三国置中国利益于不顾,议定了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日本。消息传回国内,5月4日,数千名北京青年学生涌上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掀起了一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性群众斗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西方列强的出卖最终粉碎了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中国人民在绝望彷徨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还从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欢呼“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中国对“世界新文明”亦“负有至重之责任”。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前后,许多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并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比较鉴别中,逐步看清了西方社会的弊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救国方案产生了怀疑。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希望,开始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干部和思想的准备。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切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实现了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飞跃,而且在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开启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方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探索。从这个意义讲,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是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道路的崭新起点,在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旗帜鲜明澄清纠正对五四运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化保守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兴起,社会上对五四运动出现了一些负面消极评价,直到近年来也时有出现,甚至被敌对势力放大利用,干扰了思想认同,妨碍人们正确认清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对此必须用事实说话进行有力纠正,在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基础上,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进而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关于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否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五四前后两个时期。正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转向,也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出现了新的转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猛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复古政策,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孔教,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民国初年,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政府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奉为护身符,甚至把孔子之学定为国教,要求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大本,愚弄和欺骗人民,为其复辟帝制服务。这种文化复古主义的逆流,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才不得不把思想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儒学。即使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1916年9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认为孔学并不等同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

就是对儒学本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没有一概抹煞。李大钊在《甲寅》日刊辩证分析道:“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但“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陈独秀在《孔教研究》中也明确指出:

【“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

可见,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是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的,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这是符合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对当时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不可否认,就整体而言,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存在着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极端化,出现过某些偏激言论,但这恰恰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传播还不够广泛深入有关。毛泽东在批判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错误倾向时,就从思想方法上检讨过这一缺陷,指出: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指的就是全盘西化论。

对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极端化倾向,也应当历史主义地看待。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文化的倡导者们面对北洋军阀政府尊孔复古的文化逆流,针锋相对批判否定封建纲常礼教,打破了思想领域两千年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有力配合了反对复辟帝制的政治军事活动,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我们今天看待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求全责备,更不能以偏概全地拿以个别极端的事例去否定这场运动的主流。

(二)关于思想启蒙在五四运动后是否被救亡和革命压倒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转向,赋予了新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新鲜内容。那么,思想启蒙在五四运动后是否受到了所谓的“政治干扰”,被救亡的革命洪流冲击甚至压倒呢?

就思想启蒙本身而言,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缺乏广度和深度。缺乏广度,是指它没能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直到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才普遍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缺乏深度,是指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启蒙,五四运动后期才提升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新境界。上述两方面缺陷归结为一点,就是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没有将新文化运动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没有把思想文化启蒙与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因而没有能够将广大工农群众唤醒发动起来,这也是五四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大钊就注意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应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方向。1919年2月,他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开明宗义指出: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五四运动不久,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看到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次革命斗争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救亡运动脱离了思想启蒙,因而没能广泛唤起民众的支持参与。他在政治遗嘱中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是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是令他抱憾终生的未竟事业。

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国共两党继续携手合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农运动也得到迅猛发展。长期身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广大工人农民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一支重要力量。历时三年多的国民革命,虽然没能把广大工人农民变成国家的主人,却培养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和革命觉悟,使他们的眼界超出了个人和家族的狭小天地,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随着阶级意识的提高和罢工斗争的锻炼,工人群众旧有的行会和地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破除了,不再只为自己眼前的局部利益而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从当时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出发,为摆脱阶级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政治斗争。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战斗口号就是“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在这一口号鼓舞下,不仅京汉铁路工人除极少数工贼外全部投入了战斗,而且全国各地工人群众都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采取了积极行动。罢工第三天,所谓“调停代表”来到工会,对集合在院子里的工人们说:“给你们加工钱,每天加一毛行不行?不行就加两毛……”没等他把话说完,工人就齐声吼道:

【“我们不要钱!我们要的是自由!是人权!”】

可见,除了争取生存权利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基本诉求之外,争取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也开始成为工人群众的自觉意识。

和工人阶级相比,农民思想观念的变革要艰难缓慢得多。尽管如此,国民革命的思想启蒙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找到生动事例。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进行实地考察,亲眼看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从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新气象中看到,族权、神权和夫权等封建制度的根基在新兴的农会势力面前发生了动摇,农民们不再完全相信八字、风水、观音菩萨、烈女祠和节孝坊这类封建迷信的东西,并从反对“洋学堂”开始转向“大办其夜学”,自发组织起来克服原有的不良文化习俗。这些惊人的变化使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所说的“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恰恰说明反帝反封建的救亡运动与宣传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并不是一个压倒另一个,而是相互促进、互为支撑。

国民革命失败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苏区基层群众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工作。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描述了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政治经济关系变化带来的文化新气象:长冈乡的村、乡两级苏维埃组建了教育委员会;全乡四个村每个村都设有一个宣传小队,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每个村都建立了列宁小学,全乡还办了九个农民夜学;每个村都有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的识字牌;每个村都有一个俱乐部,下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委员会。同月,毛泽东又来到被誉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的才溪乡,在这里再次看到了长冈乡那样的文化新气象。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群众中积极开展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工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成效也非常显著。

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来看,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都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必要手段,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二者并不相互排斥。而且,在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同样需要居安思危的救亡意识和思想解放的启蒙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亡与启蒙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五四运动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也充分证明,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思想启蒙在救亡的革命洪流中更加广泛深入,提升到了新境界。

(三)关于五四运动能否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最高纲领、革命的指导思想则根本不同,革命的结局也就根本不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革命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正是在五四运动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成熟的“自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纷纷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深入群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两年后,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初登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伟大的力量,在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所言,“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真切的教育,看到了斗争的希望所在。“‘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两个月后,青年毛泽东在实践中也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之中,造成“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2月,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毛泽东谈到了自己认识的变化:“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正是由于看到反动势力对教育权的垄断严重妨碍了唤醒民众投身革命这一问题,一向注重实干的毛泽东才开始转而倾心“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和工人阶级的物质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社会进步。两年后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在有了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只有准确把握革命领导权的转移,才能真正认清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正确认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三、弘扬五四精神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积极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社会各阶层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不顾身,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而奔走呼号。他们以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诠释了五四精神的丰富内涵,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不朽丰碑。这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抵御外侮、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早已深深熔铸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爱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当年的民主革命时期,爱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就是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前人接力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追求进步是五四青年的人生选择。在五四大潮中,青年知识分子把追求个人进步与推动社会进步紧密结合,在争取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同时,对一切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腐朽没落的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用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手段,扫清束缚社会生产力解放、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障碍,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追求进步就是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树立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统一起来,在各行各业发挥生力军和先锋队作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民主、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在五四运动掀起的革命洪流中,高举民主的旗帜,就是唤醒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组织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实现自身的解放,从而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高扬科学的旗帜,就是号召人们冲破封建愚昧的思想牢笼,探寻指导实践、改变命运的科学真理,掌握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民主精神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

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践行者。以五四运动为开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而五四精神也已深深熔铸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也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是由一群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青年人组成的,他们以青春之自我,组建青春之政党,开创青春之事业,经过28年的奋斗牺牲,终于创建了青春的共和国。在新中国建设中,广大青年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到条件最艰苦的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热血青春为共和国今天的成就奠定了基石。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中国青年勇立潮头、开拓创新,以激情才智为奋进的中国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青年作为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最富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把自身发展融入实现民族复兴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才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写下绚丽多彩的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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