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对和批判

作者:孙旭红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 2019-04-22 621

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对和批判

孙旭红

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对和批判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呈现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在形态上更加多元化和交互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沆瀣一气,诬蔑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在内容上更加附着于利益诉求,利用社会生活领域一些具体的现实矛盾,对民众进行误导;

三是在传播方式上更加隐蔽化、碎片化和周期化,把核心观点隐藏在社会舆情中,利用网络即时分享平台、手机等移动媒体、广播数字媒体等,扩大传播渠道和范围;

四是在传播立场上以所谓“价值中立”之名扬虚避实,对党史国史中已经形成的定论进行歪曲、否定。

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

学习习近平的相关论述,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更加坚决彻底地斗争,更好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一、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化虚化丑化,以“四个自信”讲清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文化与思潮裹挟着其所鼓吹的“民主”“人权”等理念汹涌而入。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所谓“普世价值”,以此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

对此,习近平从“四个自信”的层面,讲清了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以道路自信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发展前景。

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这条道路“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人民和历史选择的尊重,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仅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更是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正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以道路自信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发展前景,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

其次,以理论自信讲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和人民性。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披着学术的面纱,妄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模板构建一套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

对此,习近平告诫全党:“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都是对人民负责的铿锵话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真理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和不忘初心的坚守,为我们向新的奋斗目标前进提供了基本遵循,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行动指南,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全盘西化”论。

再次,以制度自信讲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逻辑和实践优势。

历史虚无主义抛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时论”和“超越论”,妄图以多党轮流执政等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深化改革与坚定制度自信有机统一起来,既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突出,特色更明显。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以先进的执政理念引领国家制度体系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国 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契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最后,以文化自信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坐标和价值取向。

历史虚无主义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并以这些所谓“普世价值”来否定、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对此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理论宣传部门注重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大力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越来越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

相关部门还在网络空间治理、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群策群力,引导人们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这就在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交锋中保持了充足的底气与定力。

二、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贯通历史与现实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重要论断。

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阐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关系,同时也明确了当前和今后我们党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和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和现实。

首先,从历史渊源来看,“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把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奋斗历程连接和贯通起来。

党领导的革命把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正是这一伟大实践的生动体现。

在建党95周年之际,习近平高屋建瓴地回顾和总结了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社会革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成就?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强健体魄,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

这个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写就的,不能被忘却,更不容许被否定。

其次,从理论逻辑来看,“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虚无主义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将它们对立起来。

习近平就此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习近平还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方面存在不少差异,但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

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具有内在一致性,“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科学论述,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明确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断流”与“割裂”的观点,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衔接性、贯通性,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身也是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统一。

再次,从现实导向来看,“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提供了思路方法。

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仍然提“伟大斗争”“革命党”为借口,宣称只有“告别革命”才能停止一切暴力性和破坏性的活动。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事实证明,这场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以“革命”称改革,不仅指出改革仍然需要不畏艰难险阻和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更表明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乃至人的思维方式等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这其中还包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等等。

习近平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赋予的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功能、条件和范围提供了基本遵循,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更好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科学指南。

三、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党史国史的本来面目,以“六个不能”作为评价党的历史人物的标准,要求不断深化党史国史研究,用好新媒体新技术

历史虚无主义常常通过歪曲、拼凑和组合各种所谓“历史细节”,割裂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用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选择性”结论为争夺话语权提供历史支撑。

一方面妖魔化、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袖人物,一方面又以“揭秘”“翻案”等方式,使军阀成为“进步人士代表”、恶霸成为“文艺才子”等。

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党史国史,坚持“六个不能”的标准,不断深化党史国史研究。

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信史真史涤荡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者大肆利用所谓“解构”的叙事方式,在既能迷惑受众又能保护自己的理论外衣下,大张旗鼓地虚无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具有资政育人、激励监督等功能。

他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只有真实呈现中国共产党 90多年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大力宣传好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历史功绩,加深人民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有利于激发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切认同。

其次,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诬蔑丑化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以“六个不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突出“非毛化”,来否定、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进而瓦解群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

对此,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与建设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领袖人物的认识和行动也要受到时代条件限制,要全面、辩证而又历史地、具体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绩和错误。

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这些重要论述在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重要方法指引外,也对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给予了正面回应。

最后,不断深化党史国史研究,并用好新媒体新技术,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贴近大众的作品。

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史观为基础,以特定的政治目的为前提,主观裁剪历史事实,使历史事件“标签化”、历史人物“脸谱化”,其侧重点是虚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

目前,党史国史的研究和正面宣传“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更加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气焰。

为此,党史国史研究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理论创新传播好、阐释好。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不能总按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要及时跟上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的转变。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各种敌对势力不会任由我们顺利跨过“深水区”,啃下“硬骨头”。

对于一些人恶意散播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真史信史的影响力,与历史虚无主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四、几点体会

通过学习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实践,可以得出几点体会:

第一,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成为凝聚党心民心、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武器。

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碎片化、隐蔽性的表象,但在理论依据、表现形态、结构组成、思想逻辑等综合作用下,具有深层整体性,“碎片”拼接后的主攻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习近平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对此,我们要牢记初心和使命,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清醒地辨别国内外各种噪音杂音的真实用意,在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积极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源于实践、推动和指导实践向前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立国之本的有力回击,也是新时期凝聚党心民心、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理论武器。

第二,坚持“两个维护”,讲好中国故事。

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斩断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使得民族复兴的现实和未来失去基础。

习近平对此指出: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篇章的辉煌一笔,以实实在在的历史性变革与成就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诬蔑。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现实——未来”逻辑的否定,首先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因此,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国家团结、统一、稳定、繁荣的制胜机理,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就击中了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软肋。

第三,组织力量,向历史虚无主义积极亮剑。

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

理论工作者不仅要自己做到这一点,而且要在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作用,积极亮剑。

有关部门也应该组织力量长期追踪、重点研究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表现,深入了解这一思潮形成和传播的根源,准确把握其最新动态。

要根据当前的舆情积极发声,引导舆论方向,让主旋律成为曝光历史虚无主义“黑暗面”的镜子。

还要坚持“分而不散、合而不乱”的原则,发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力量,形成应对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构筑防范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坚强堡垒。

第四,加强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

一方面要加强对信息发布端的制度化管理,对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各类媒体形成相应的监督机制,要求信息发布者对发布的涉及党史、国史、军史各类信息、数据、观点负责,努力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拒绝充当历史虚无主义的“传声筒”和“扬声器”。

一方面要完善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法律法规。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经明确规定,对党员干部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等言行,要予以相应处理。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典型案例,是以法律手段严惩历史虚无主义行径的有力举措。

第五,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创新网络宣传。

具体来说,一是要探索党史文化宣传与新媒体的契合点,建立“互联网 +党史教育”模式,通过电影、电视、微视频、纪录片等人民群众愿意听、愿意看的方式,促进真史信史的有效传播,增强群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二是要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以技术优势建立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跟踪、评估和反馈系统,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三是要增强现实关照,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减少群众因个体不满情绪转向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要抓好意识形态这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制度约束、舆论监督、文化生产、群众参与、新媒体技术等多方面重拳出击,同历史虚无主义作坚决斗争。这样才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孙旭红,江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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