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争”争来了党的领导、更争来了人民民主、群众路线

作者：壬岷来源：红墙往事 2018-10-20 2349

壬岷

　　导读：古田会议前，红军七大到九大这段历史上的“朱毛之争”，右派一般叙述为家长制与民主集中制之争，借以抹黑这是M为以后的独cai埋下伏笔;官方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为代表，则将争论的焦点放在了四军要不要设军委上。哪怕是那些相对正面的历史研究，也将研究的主要焦点放在了朱毛之争的上层斗争历史细节上，忽视了路线斗争在广大基层的体现，单方面强调集中制和党的领导，忽视了这场斗争的另一方面核心要义——群众路线和无产阶级民主观。“极端民主化”发生于当时四军的中上层领导阶层，基层的管理架构仍有很强的旧军队的影子——长官意志、打骂士兵、军纪涣散，犯有“极端民主化”的领导们那时有几个真正想到跟基层士兵、群众搞民主呢?开国上将赖传珠的这篇《古田会议前后》，从四军基层干部和士兵的视角记录了朱毛之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这段历史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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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赖传珠(1910年—1965年)，号鹏英，江西赣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独立自由章。

　　古田会议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个会议，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

一

　　1929年11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基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战士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战士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中，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水平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宣布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这次调查和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章。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个会议，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

二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任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

　　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个时候，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分兵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将水南、直夏的唐云山部大部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出吉水、吉安、乐安、永丰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继续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都自动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党小组长汇报也做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作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和介绍苏联红军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沿途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上、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往下，战士们便自动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的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以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否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了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亲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这里，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4、5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鄠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三

　　部队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以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在这期间，他不断地、适时地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不要急!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你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问我：

　　“你看打好，不打好?打有利，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了。毛党代表又转向在座的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大家都同意不打。我也不同意打。你看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会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军官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了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用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历、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收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通俗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地迈进。在短短的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1930年6月，四军在闽西长汀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红一军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同年10月，四军攻克吉安，再返赣南的时候，四支队在古田会议前的许多不良倾向已经基本上肃清了。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反“围剿”战争中，四支队又成了“模范红五团”的一部分。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像一支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原载人民日报 1961.06.23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