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泽东的吏治梦

 执政党的楣厅上，铭刻着为人民服务，它凝聚了毛全部的心血和希望。

　　1937年10月10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正在审理一个震惊中外的恶性杀人案件，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亲任审判长，杀人者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历经井冈山的斗争和万里长征，屡立战功，在延安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期间，因恋爱纠纷，将陕北公学学生刘茜枪杀，制造了一起影响恶劣的“黄克功事件”。在法院审判前夕，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了犯罪事实，请毛泽东定夺。当高等法院依法判决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准备押赴刑场枪决的时候，审判长雷经天收到了毛泽东的信，这就是后来录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的那篇著名的《给雷经天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黄克功的被处极刑，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同时也是毛泽东吏治思想的一个侧影。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官国的历史，官民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官欺民，民畏官。官对民没一声好气，民对官没半点好感。看那《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看那《狱中杂记》：“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正因如此，一部中国的历史，便充满了官逼民反，充满了揭竿而起，充满了血雨腥风，也充满了朝代更迭。然而无论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演进，都无法摆脱这历史的咒符。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以国民党政府参政员的身份造访延安，同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交流，他在《延安归来》一书中记录了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黄炎培：“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想法，而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美国《时代》杂志记者怀特曾在抗战时期到延安进行过采访，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延安的观感：“国民党说，延安的团结是一种极权性的，延安是靠特务，靠集中营，以及靠其它各种国民党所有的然而他却不承认的方式，来统治一切。但是我在延安却找不出这种压制性机构的任何迹象，我在那里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然而其他留在那儿几个月之久的美国人，也同样找不出中共有任何象重庆那种专制独裁性的机构。”怀特通过自己对中国的深入采访，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至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们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威权。访问过中共区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怀特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记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偏好，他的认识源于自己内心的公正和自然的感知。当1980年他的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他写的序言里这样评价：“《中国的惊雷》曾经粉碎性的一击，今天谈起来仍象当初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它的报道，它的判断，以及对人物的描述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关于规模巨大的内战和革命的前夜的中国景象的记叙，在近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生动的准确的，就好象是刚刚写成的。”毛泽东对于这条新路同样充满了自信与自豪，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他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他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5年，他在《七律 忆重庆谈判》一诗中也颇为骄傲地写道：“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延安，是毛泽东建国大业的试验田，在这里，他在精心地培植一株真正的“民国”的生命之树。

　　毛泽东是一个“官国”的破坏者，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官僚体制和思想的克星。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号召：“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925年寒秋，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直抒胸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指出：“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927年，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道：“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豪迈地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1931年春，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纲中指出要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其中一点为：“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⑻。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一诗中写道：“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站在历史的前沿振臂一呼，几千年的“官国”大厦便地动山摇，呼啦啦散落一地破砖碎瓦。然而，打烂一个旧世界容易，换一个新天却绝非那么简单，旧的“官国”倒下了，新的“官国”也可以重新滋长，历史“周期率”的魔咒已无数次得以应验，既便是“流遍了，郊原血”，也难以抗拒从原点复归原点。对于这个魔咒，毛泽东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毛泽东是个降妖伏魔的高手，他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毛泽东自有降服这个魔咒的主意和办法，这些主意和办法，最核心的一点是毛泽东的人民史观在吏治中的实践和运用，这可从毛泽东的众多论述和独特的举措中一一展现出来。

　　毛泽东史治思想的最显著特征是官兵一致与官民平等。中国的“官国”历史的显著特点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帝王将相与达官贵人占据着历史的舞台，这种等级制度摧残着人性，泯灭着良知，是鲁迅笔下的“吃人的宴席”，鲁迅《社戏》里的讷讷地喊着“老爷”的成年的闰土，就是这等级制度给中华民族酿下的那杯苦酒的活的标本。这种陈腐的制度，也可以从美国记者怀特的眼里窥见一斑：“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民为那些控制着土地和政府的人们充当农奴，已经把自己销蚀到绝望的境地。几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社会的残酷而文雅的人士享有着一切道德、法律和权力的凭依。在拥有田产和贫无立锥者之间，以及在脑满肠肥与忍受饥饿者之间的斗争，也正象中国历史那样古老。”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带领不足1000人的秋收起义残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一个叫三湾村的小村子，在那里，他对这支已经失去了斗志的部队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这次改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部队实行民主主义，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对部队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有了发言权，对军官的不良言行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不”，中国的军队里头一次出现了“官兵一致”的新气象。后来被毛泽东痛惜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罗荣桓在回忆中这样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红军从此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能够经受任何艰难困苦历练的钢铁之军，再强大的对手也无法摧毁它。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谈“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部分时说：“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号召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讲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英雄大会上发表《组织起来》讲话，讲话指出：“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要求：“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早在严酷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老百姓甚至用普选的方式选出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政府，这种权利是他们头一次获得的，尽管他们之中有太多的文盲，可这并没有扼制他们选举的热情，他们创造了诸如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去行使参政的权利。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官国”里，延安无疑是耀眼的，延安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导向，延安成了众望所归，“延安无处不黄金”，在美国记者斯诺的笔下，是“红星照耀中国”，延安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示范区，历史的正义悄然地偏向西北一隅。

　　新国家诞生后，从制度上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地位。毛泽东并没有片刻的松懈，他一直致力于消除几千年“官国”的思想基础。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非常严肃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一些干部比阔气、比级别的情况，很尖锐地指出：“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要求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军队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对于干部靠老资格吃饭问题，他说：“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文章，文中说：“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5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讲话，指出：“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1958年11月间，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一些干部搞特殊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1959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说：“我们要积极想办法，和全国人民一道共闯难关，不要再搞‘共产风’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要瞎指挥，不要搞浮夸，干部不可以搞任何的特殊化，但是可以搞点自己市场，调整价格，注意抓轻工业……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公仆，不是老爷，凡是那些一心想当官做老爷的人，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应当从共产党人的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这一指示中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10个就有10个要失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下了《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的按语，指出：“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1963年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论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其中指出：“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官越作越大，脾气越来越坏，房子越来越大，陈设越来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应越多，分配东西越多，价钱越低。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支接近工农兵，不支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说：“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对江西公安厅厅长王卓超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新中国的吏治相对于封建吏治有着天壤之别，连末代皇帝溥仪也深有感触。1964年4月，溥仪到井冈山参观，他对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孙景玉说：“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他还触景生情，赋诗一首：“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毛泽东顽强地同历史的“周期率”抗争着，然而他对自己创立的国家并不满意，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的话里依然流露出种种的担忧，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披露，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初的指示中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历史上有打江山座江山的说法，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毛泽东想的却不是这么简单，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理想世界，他不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如果这个新世界还是旧世界的翻版，那么他宁愿重上井冈山，再次把这个世界打破。在建国后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毛泽东主导发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 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63年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考虑到毛泽东吏治的理想，不联系到毛泽东的“窑洞对”，就很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频繁、持久地通过运动这一方式来书写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不惜以“摔得粉碎”的壮士断腕的悲壮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以官僚这一阶层来维护国家统治的，惟有毛泽东试图以人民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而让“官不聊生”。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就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52年2月10日，在“三反”运动中因贪污被揭发出来的前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前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张子善、刘青山因贪污腐败被枪毙事件，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告戒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桢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桢，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官居高位的有功之臣，他们的被杀，与当年延安的黄克功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震慑作用，它表明在新中国的天空下，没有法外之人，它也表明，在毛泽东那里，法不容情，他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后半步。其后的几十年里，中国进入了一个吏治比较清明的历史时期，恶性的腐败案件很少发生，两条性命挽救了无数的性命，事后看来，毛泽东行的是霹雳手段，实为菩萨心肠。毛泽东对于官员的近于苛刻的要求和鞭策，正是源于对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爱护，对国家的爱护。

　　1959年3月，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谢觉哉在井冈山考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谢觉哉从细微之处看到执政党面临的危险，也正是毛泽东所夙夜忧心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看到了问题，而毛泽东需要的不仅仅如此，他需要解决问题，他要破解的是一个几千年的魔咒，他要把那个叫“官国”的东西牢牢地囚禁起来，不容许它再来兴风作浪。毛泽东用了很多办法，他给这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官国”思想的国家下了很多猛药，一些人会感到这药很苦，所以当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家之后，他下的药方有许多已经被弃之不用了，他的身后甚至还蒙受着一些怨毒和诘责，但是，执政党的楣厅上，永远都铭刻着几个隽永、遒劲的大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赋予的灵魂，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象征，它更是一种根基，它凝聚了毛泽东全部的心血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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