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视野与后冷战的冷战史叙述批判

　　1.

　　所谓"冷战史研究"兴起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1]大量的研究在美苏争霸这一基本框架下，意图为苏联解体和美国世界霸权形成提供战略史式的讨论。也有史家希望通过陆续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档案，还原在冷战背景下的诸多"事件"的"历史事实"。在这种理论眼光的影响下，在20世纪后半叶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放在了冷战史研究的附属位置。"传统"冷战史学者对于中东及海湾地区问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巴以问题、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伊朗革命、两伊战争、及几次中东战争这些重大"事件"中。并意图用诸如"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之类的概念，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梳理出一条美苏争霸的历史线索。同样的，这种历史观也深入到了对于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分裂等重大事件的讨论里。在这条线索之外的诸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事件，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叙述中，被看作与匈牙利事件等事件一样，是共产主义世界霸权扩张，及苏联沙文主义的表现。

　　不可否认，在史料挖掘与战略研究方面，这种研究走向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却忽略了一个笼罩在自身的历史问题。即冷战史研究作为一个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产物的事实。在这一模式下，我们无法看到中国与苏联之间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也更无法看到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所产生的那种不同于苏联及美国霸权主义模式的国际主义政治。事件史式的冷战研究还面临另一种窘境，即一手材料的局限。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而兴起的冷战史研究，其研究者多来自于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背景。而其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也更多产生于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同时，冷战史研究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关系密切，因此，其"古为今用"的目的意识从一开始便萦绕着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制。除了几个重要的美国冷战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机构之外，欧洲各个大学及智囊机构所进行的冷战史研究，也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从本国本地区外交史及外交战略发展眼光出发，以期为当代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见和理论基础。然而，在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这一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对于外交政策进行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似乎还不甚明确。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国冷战时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品中，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冷战在亚洲"这样的视野之中。[2]而对于中国在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及反霸权主义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独特的战略思想的考察，却略显欠缺。

　　相反，一些阿拉伯与非洲裔学者，出版于冷战时期的英文研究著作，却显示出了对于中国1950-70年代，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的独特性问题的关注。[3]在这些研究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包括"人民战争"、反对"霸权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辩证关系问题、以及"第三世界"观念的问题等等，均在中国针对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得以相对理论化的展开。这些研究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前，且大量为今天一些冷战史研究者推崇的"解密档案"也不能随意供研究者取用。而这类研究明确的问题意识，却得以让他们的讨论呈现出独特的价值。从而避免陷入如霍布斯鲍姆所批评的历史学家对于"渺小"(trivial)事件的偏执中去。

　　实际上，以美苏争霸为轴心的冷战史叙述模式一方面充满着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也无法真正在理论上为9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提供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更无法真正让冷战史、20世纪民族独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纪殖民史为理解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基础。从今天世界各个角落中广泛兴起的民族甚至是民粹主义倾向，肆意蔓延的恐怖主义，日益加大的地区及贫富差异，再到具体的诸如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及军事化、巴以冲突的僵局、中国崛起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朝鲜核武器问题等，都无法在传统的冷战史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结构的理论叙述中得到很好的解答。

　　2.

　　1956年7月，政变上台的埃及民族主义政权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两个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便明确表示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在他的讲话中，发生在埃及的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可以被放在一个更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去理解。[4]而这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问题"，但却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5]毛泽东对于埃及苏伊士运河时间的坚决支持，在当时列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其他59个国家代表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正面反应。会议结束不久，围绕苏伊士运河问题，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的作战中损失严重。埃及驻华大使12月向中国提出给予援助。此时距离中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仅仅半年。

　　然而，中国对于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主义以及民族独立的政治支持，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被放在一个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理想的话语框架中去理解，更不能简单的被看做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建立在绝对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沙文主义扩张。实际上，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是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由于其对于共产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这类具有强烈国际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的敌视态度，纳赛尔时期埃及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销声匿迹。1958年末，针对叙利亚埃及联盟问题，共产党对纳赛尔提出强烈批评。作为反击，纳赛尔开始大肆逮捕国内共产党份子，并同时对具有共产党参与的伊拉克革命及革命后的卡西姆政府进行批评。此举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并在1959年3月至4月间，开始对纳赛尔展开了理论论战。作为理论斗争的一部分，在1959年9月底举行的建国十年庆典上，中国邀请了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Khalid Bakdash)。由于1958年纳赛尔领导下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成立，叙利亚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已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被宣布为非法。邀请巴格达什来京，并邀请其在建国十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无疑是针对纳赛尔政策的理论斗争形式之一。巴格达什阿拉伯语的讲话后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连续播放了三次。

　　巴格达什的讲话引起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强烈反应。其驻北京临时代理大使当场退出庆典表示抗议。这次风波之后的10月7日，纳赛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联合阿拉伯共和国认为，中国政府邀请巴格达什的行为是对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侮辱。但是，他同时也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事件之后并未有任何继续的敌对举动。而他也并不后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 纳赛尔由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表现，被阿拉伯世界普遍认做为英雄一般的人物。在他的政治理想中，阿拉伯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应当在一面旗帜下独立建国。在这一世俗的政治理想中，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认同基础。在纳赛尔看来，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英美帝国主义，还应当包括苏联在内新兴的共产主义帝国。同万隆会议上伊拉克指责共产主义苏联为"新殖民主义"的声音相同，纳赛尔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持相当的警惕甚至是敌对态度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所推行的沙文主义国际策略。同时也影响到了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看法。而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的外交话语，充分肯定了反帝反殖民运动的进步意义以及内部意识形态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对于共产主义革命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

　　在纳赛尔对中国的批评中，他格外提到了"万隆精神"，并认为中国邀请巴格达什讲话的行为干涉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内政。然而，虽然纳赛尔不懈地反对沙文主义与殖民主义对于阿拉伯事物的干涉，然而其本身所推崇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却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以埃及为中心的干涉主义势力。纳赛尔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希望成立一个统一的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阿拉伯共和国。在这种政治理念影响下，埃及与叙利亚在1958年初合并，成立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其合并的直接原因，来自于中部公约组织(Central Eastern Treaty Organisation)对叙利亚的军事影响。

　　中部公约组织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要代理人，在纳赛尔主义看来，恰恰代表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压迫，同时也代表着阿拉伯世界内部长久以来在伊斯兰与王室影响下所形成的落后保守势力。正因如此，纳赛尔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反抗目标，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相重合。在这个基础上，纳赛尔的政治目标才可以被看做是"民族解放运动"。其进步意义是必须被放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独立与反帝国主义目标内去理解的。

　　与泛阿拉伯主义发生冲突的另一种力量的，来自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为旨在反帝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树立一种普遍的、广泛的"阿拉伯人"认同。而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其民族与社会差异性巨大，这种单一的"泛阿拉伯"身份很难真正在各个情况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中产生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认同。联合阿拉伯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中部公约组织成员国伊拉克也爆发了由民族主义者阿卜杜勒·卡塞姆(Abdel al-Karim Qasim)领导的7月革命。 革命领导人卡塞姆来自于"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直接受纳赛尔革命的影响，然而，革命后的伊拉克面临一个重要的政治选择。即直接加入联合阿拉伯共和国，或者是以国内稳定为前提，着重以伊拉克为核心，进行国家建设。民族主义者卡塞姆选择了后者。此举引起了纳赛尔的不满，并借此开始支持伊拉克革命中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针对卡塞姆政权发动政变。而也正是为了稳定民族政权的需要，卡塞姆临时倒向了共产党人。在基本消除了国内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胁之后，卡塞姆又开始着手清除共产主义的影响。这种执政党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对于政治左右派的清洗，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东国家中屡见不鲜。

　　在了解了这一政治背景后，重新回到纳赛尔对于中国的批评问题上。纳赛尔当时针对中国"违反万隆会议精神"的言论实际上并未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其中对此反对声音最大的便是约旦、伊拉克和突尼斯。在这些国家看来，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便是一种干涉主义政策。纳赛尔对于中国展开的理论批判与其在阿拉伯地区实行的沙文主义政策似乎南辕北辙。另外，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外交胜利，新中国与阿拉伯多个国家也建立起了外交与经贸关系。1959年纳赛尔主义在北非阿拉伯地区大行其道的时候，中国也以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为指导政策，向包括埃及、伊拉克、黎巴嫩、苏丹、叙利亚、突尼斯、以及也门共和国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以贸易协议的形式，提供了大量无偿经济及技术援助。这一方面有效地支持了各个国家内部世俗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抑制了泛阿拉伯主义及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张。纳赛尔对中国"干涉内政"问题的批判并未很好地得到周边国家的呼应。很快，在10月25日，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宣布，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回派了之前召回的驻北京临时代理大使。此次事件也并未对中埃两国关系产生特殊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也正是纳赛尔的埃及在两国中间扮演调停角色。

　　埃及针对中国态度的批评与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从纳赛尔主义的政治眼光看来，都是一种具有民族主义特性的斗争。然而，两者的后果却截然不同。前者在短时间内得到政治解决，而后者则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局域战争。当然，两者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政治及国家利益因素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进行事件史的比较。但是，在这两个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在二战之后国际格局形成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之一，是将战争行为的权利从国家转移到了国际社会监管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不再是国家的自然权利。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认为，只有针对侵略行为而进行的"单独或集体自卫"行为，才可被看作一种"自然权利"(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不受禁止(impair)。而这种战争行为的唯一目的，只可能是"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maintain or restor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这一规定，形成了现代国际法中对于"正义战争"(Jus Bellum iustum)定义的基础。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在欧洲战争法体系中发展出来的"正义战争"理论，便随着国际秩序变迁，而经历了多次演变。从法理上讲，《联合国宪章》中这一条款，将除自卫之外的一切战争行为划为非法。此外，《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在行使"自卫权"后，有责任向安理会通报。然而，这一对于战争行为合法性的模糊定义，并未能很好地维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特别是在前殖民地国家中的和平局面。从1945年的中国解放战争和印尼独立战争，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再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195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以及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短短十年间数次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出现，便直接向所谓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提出了挑战。而经由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国际格局，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热战"中形成的。《联合国宪章》中所界定的"正义战争"无法真正解释这一系列战争冲突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与《联合国宪章中》对于战争问题的暧昧态度相比，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提出了所谓"解放战争"的概念。与《宪章》中对于战争行为的自然法式判断不同，中国在使用"解放战争"这一观念的时候，更注重其在实践中的实证主义判断。事实上，以最近热烈讨论的朝鲜战争为例，《宪章》中对于战争行为的限制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效力。1950年6月25日朝鲜时间凌晨4点40分，朝鲜人民军开始向大韩民国发起全面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约8小时左右，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向美国国内发回电报，通报战争爆发。由于美国东部与朝鲜半岛有14小时时差，因此，电报送达美国时间为东部标准时间晚上10点26分。此消息由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通报了杜鲁门总统与联合国。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联合国安理会召开473次会议，并通过著名的82号决议，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北纬38度线以北。[6]此决议并未表示需要向联合国成员国寻求军事协助，以帮助朝鲜半岛恢复和平。同日，根据解密后的美军华盛顿国防部陆军部与驻日美军的电话讨论记录，6月25日早晨国防部的内部讨论中，便已经开始讨论针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操作步骤。电话记录中表示，授权美国远东司令部(CINCFE)向韩国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并紧急将美军在韩的所有军事活动划归远东司令部管辖。记录中明确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成员国干涉朝鲜战争之前，就要做好一切军事干预的准备工作，并立刻将韩国纳入远东司令部海空保护范畴之内。[7]在这份记录中透露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美国驻韩大使穆奇向驻日美军发电要求提供F-51战斗机以及炮兵援助。根据驻日美军的回复，战争开始时他们便派第八军向韩国提供了一批榴弹炮及迫击炮弹。这批军火可维持十日，而后续的军火援助则会在这批弹药消耗完之前运抵。驻日美军在会谈结束前向华盛顿表示：欢迎加入这场战争(Come over and join the fight)。

　　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讲话中认定，"远东的情形"是对大韩民国"无缘无故的侵略"(unprovoked aggression)。他同时表示，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韩国，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下，维护世界和平。[8]26日晚，杜鲁门在布莱尔宫(Blair House)参加了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的讨论会。会议做出四项重要军事决定：1、美国空军与海军力量全面介入协助韩国军队;2、命令第七舰队戒备，防止中国武力收复台湾;3、向菲律宾增兵;4、援助印度支那。[9]而事实上，联合国直到美国东部时间6月27日才通过83号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援助韩国，抵抗武装侵略，重塑国际和平"(Recommends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urnish such assistance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10]而杜鲁门政府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则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便开始了。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未在联合国安理会法律框架之内，同时也未得到美国国会授权。[11]针对朝鲜问题的军事干预直到1956年7月7日，才由联合国第84号决议正式授权美国。[12]因此，如果按照当时联合国宪章对战争行为合法性的规定来看，美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并不具有国际法基础。此举同时也对新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法秩序提出了挑战。

　　在朝鲜战争问题上，除了美国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之外，还显露出了一些其它重要情况。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联合国针对朝鲜战争作出的各项决议中，作为后来的重要参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缺席，对其决议所依据的法理基础造成了挑战。同时，在对朝鲜战争做出决议的时候，重要成员国苏联也并未参加表决。联合国成立初期所面对的这种尴尬情况，恰恰表明了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初期，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中的不确定性动态。简单地以《宪章》中规定的"正义战争"原则，无法真正解释包括朝鲜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冷战时期的区域战争对当下国际秩序形成所造成的重要影响。

　　中国针对朝鲜战争的军事行动，则是建立在对于"解放战争"的合法性论证基础上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一文中强调，参与朝鲜战争的根本意义是"爱国"。能够将一场境外战争与爱国相联系，得益于中国革命政治话语中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毛泽东不断强调，这三种力量形成的政治压迫，都不能单纯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理解。与斯大林式的沙文主义立场不同，毛泽东建立在其实践哲学基础上对于矛盾关系的分析，是理解中国革命"世界性"的基础。当代针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倾向，即希望通过各类解密材料去讨论中国参与战争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苏联拖入。然而，这类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在参战之后，立刻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话语，明确将朝鲜战争表述为"抗美援朝"，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历史叙述及国内社会建设密切结合。在毛泽东看来，朝鲜战场是中国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因素的延伸，而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则是世界性的。因此，志愿军在朝鲜的行动，尤其是对"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与"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一群众路线，实际上是"胜利的政治基础"。[13]

　　4.

　　在"第三世界"这一政治范畴里，针对帝国主义霸权压迫的斗争模式多种多样。同时，霸权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而在传统的以美苏争霸为重心的冷战叙述中，第三世界反霸权斗争的政治意义无法得到展开。同时，中国革命意义与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权斗争的关系也并未得到深入讨论。事实上，二战之后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的形成，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消退，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建国之后的中国逐渐探索出了一套对第三世界国家反抗运动的政治叙述。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格局中一个基本态势是此起彼伏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以及与此互为背景的美苏对立。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短20世纪的重要遗产之一是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以民族国家法理意义上的平等为基础的现代普遍国际法体系的形成。在这一框架下，几个重要的矛盾关系实际上构成了短20世纪末期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革命后的中国在政治理想上，试图打破传统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理论话语。在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针对朝鲜战争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毛泽东便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而"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4]一个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战争，另一个是跨出国境援助他国的解放战争。究竟如何去理解这一政治判断，理解所谓中国革命以及朝鲜战争的教育意义，实际上是理解所谓中国"革命传统"在20世纪政治现场中意义的关键。

　　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来，朝鲜战争便一直在反帝的背景下，被看作是与中国革命建国政治叙述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以战争的手段与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现状进行斗争，以谋求和平为结果。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的外交话语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在同尼赫鲁讨论中印关系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一批亚洲及非洲国家脱离殖民主义影响，成就了一批以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革命。[15]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全球性的，因此，针对这种压迫的反抗斗争也是全球性的。战争本身仅仅是斗争的手段之一。脱离了这个背景去谈论战争的正义性并无意义。朝鲜战争时，美国干涉行为虽然在其法理上违反了《宪章》规定的武装干涉原则。然而，其干涉行为却很快获得了联合国决议的背书。这便对《宪章》中，对于战争正义性问题的抽象判定提出了挑战。杜鲁门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干涉的基础是由于朝鲜军队的行为是一种"aggression"。因此，援助韩国则是"基于联合国框架下的警察行动"(a police ac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16]针对这种干涉主义倾向，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便很快被用来当作一种在世界范畴内与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相对抗的斗争话语。[17]

　　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需要被放在两个互相关联的背景中去考察。首先，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即所谓中国"革命传统"的世界史与政治史意义问题。在这其中，包含了对于所谓"人民战争"及社会矛盾关系的认识。其次，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全球秩序变迁中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背景。在这个框架下，牵涉到对于"反帝"及"反殖民"话语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政治表现的历史梳理。借此，我们才能深入理解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话语中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民族独立"、"解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关键概念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意义。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亚非拉国家的共同政治基础，主要是这些国家近代以来"曾经受过、并且正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对抗的政治语境中，中国格外强调对于社会制度差异性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一个矛盾关系的判断。这一判断强调，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政权均是各个国家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政治回应方式。

　　除了战争之外，斗争还包括一切谋求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正义斗争"。[18]在这个标准下，不单单是朝鲜战争，包括中国对1956年对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行动的支持，都可以被放在这个斗争矛盾关系中去理解。这一系列斗争形式均不以意识形态阵营为标准，而是一个以反帝为目标的包含了"世界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19]这一点，在中国针对阿拉伯及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上有明确表现。在毛泽东1959年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的讲话中，他明确表示"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应当被看做是"民族解放运动"而非"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力量被看做是能够支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力量。[20]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同时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在这一点上，也能找到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中，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认识的影子。

　　在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中，"历史环境"是一个讨论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存在于不同"历史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事物矛盾关系，则直接影响现实政治决断。理解"历史环境"及"矛盾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则是政治活动的根本观念。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活动中存在两种根本性的矛盾，及"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前者发生于"敌我之间"，后者则发生在"人民内部"。两种矛盾关系也能互相转换。同时，对于矛盾关系的分析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也应当延伸到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上。人民这一政治范畴也应当延伸至世界范围内，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话语，并用以进行对敌我关系的政治分析。这一政治活动的理想化根基，则在于对"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之关心。[21]

　　在这一政治理想基础上所展开的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不能简单地被划分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阵营的范畴内。"阵营"(bloc)一词的使用，在冷战时期的政治话语中是具有其战略意义的。一方面，在美国战略情报分析文件中，这一词语指代现实政治的共同体。连接这一共同体的基础可以是意识形态，但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强权防御伞下所覆盖的权力范畴。近年来，颇受一些国内冷战史研究者推崇的是一批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4年解密的一批分析报告。在这批电子化并在网上公开的材料中，辟有专门的NIC中国问题分析报告(NIC China Collection: http://www.foia.cia.gov/collection/china-collection)。报告涵盖时间跨度从1948年至1976年。这部分材料得到中国冷战史研究者关注最多，并也有学者组织中文翻译。以这部分材料为基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中美关系史的讨论。其中，早在档案解密之前的2003年，曾任克林顿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局主任的苏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便以NIC的材料为基础，出版了一本讨论1989年至2000年间中美关系的著作。出版机构是华府著名保守派智囊布鲁金斯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

　　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另一部分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材料是"冷战时期关键目标分析：苏联与中国政策与决策研究，1953-1973"(Cold War Era Hard Target Analysis of Soviet and Chinese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1953-1973)。这部分材料包括长篇的研究报告草稿及非正式的情报参考资料。其档案索引代号为CAESAR, POLO, ESAU。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当代情报研究室(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在1952年便专门立项，研究苏联共产主义世界领导结构。项目代号CAESAR。1956年，在当代情报研究室主任雷·克林奈(Ray Cline)的治下，OCI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情报小组(Sino-Soviet Studies Group)。这一小组延续了CAESAR项目的工作，并进一步成立两个专门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共领导结构及政策(POLO，1956年成立)以及中苏关系(ESAU，1959年成立)。现存最早的POLO计划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的演变1921-1958(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Orga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8)"以及"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这两份材料并未在中央情报局网上公开的档案之列。POLO计划中现在所公布最早的材料为1961年关于毛泽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4份研究。[22]

　　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内，这批材料反应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早在冷战开始时期，即被通常看作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情报机构针对中苏关系及共产党中国政治状况的分析报告中，便很清楚地将中国与苏联视为两个独立的力量体，而非是同一"阵营"中的两个成员。而1956年POLO项目的建立，则更是体现了在美国情报体系中，从现实主义出发，对于中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实际认可。在一份1951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在与苏联协调政策"(plainly are coordinating policy)并且"密切合作"(acting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报告认为，中国与苏联在此刻的合作是出于"共同利益"(mutual interest)，其目的是"共同保卫两个政权的安全"，同时也希望"合作清除西方在亚洲的影响"。[23]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另一份报告更加强调，中苏合作的基础是经济与军事协作。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干涉中国内政"(interven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或者"试图控制"(attempt to establish control)中国共产党、警察及武装力量，则这种合作关系则会削弱(diminish)。报告认为，中国国家利益(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与苏联彻底的帝国主义政策与战略(over-imperialistic Soviet policy and tactics)之间存在着多种潜在危机。从长远看来，两者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两者之间也不大可能联合起来，针对所谓的共同敌人进行任何军事行动(unlikely to emerge in the course of taking active military measures against what both regimes consider a common enemy)。[24]中国一直在美国情报报告中被看作是一支会对西方在亚洲影响产生挑战的力量，特别是会对受西方支持的印度和日本作为亚洲领袖力量(the Asian leadership aspirations of India and Japan)的野心提出挑战。[25]

　　1957年，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又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发表了几次公开讲话，其中提到与苏联的密切友谊关系。毛泽东将这一关系描述为"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同时，他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看作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26]在这次访问之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便出现了将中国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分析的倾向。但是，这时期的报告同样继续强调存在于中苏之间的较量。只是这种较量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领导地位的争夺。1958年的一份报告称，共产主义中国会同苏联紧密站在一起(firmly aligned with the USSR)。也会承认苏联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是，随着其力量与地位的崛起，中国也许会在这一阵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it will probab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general Bloc policy)。[27] 1958年5月这份报告称，中苏之间的联系，基于共同的目标，以及中国对于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依赖。这与几年前的同类报告观点并无太大差异。但是此外，这份报告还提到，两者的结盟，还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认同"阵营团结是迎击共同敌人的根本条件"。报告几乎是转述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使用了"团结"(unity)一词，并称，"团结是清除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亚洲和非洲影响的关键"(unity is crucial to the expulsion of Western, particularly US, influence from Asia and Africa)。[28]

　　中央情报局上世纪50年代对华情报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台湾国民党情报官员提供的材料。因此，其情报分析工作的局限也较大。诸如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公开讲话等，是少数美国情报官员可以直接获得的一手材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与斯大林之间的"恩恩怨怨"，则是一个不需在此赘述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对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的讲话里，他便明确提到，对斯大林"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认为他"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而在其第一次访苏时发表的文章，"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29]对苏联的态度，代表了中国当时一种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但并不代表在这一认同中，可以完全忽略国家个体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便能最直接的体现这一关系。中国对于阵营的态度来自于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战略思想。但是，在阵营内部之间的关系，仍旧是受到矛盾关系和历史背景制约的。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无论是来自于帝国主义还是来自于苏联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均是要斗争的对象。毛泽东在70年代成型的"三个世界"理论，将美国与苏联同划归为第一世界。便是这种对于霸权主义政治问题认识的体现。这一态度，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对于世界革命及国际权利关系结构变化的战略性判断。其政治基础是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对于民族革命与国际主义关系的总结。

　　5.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其战争将美国"钉在桩子上"。[30]发生在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得到中国的积极支持，并非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上，而恰是这种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策略的反应。同时，反对霸权主义也为发生在全球"解放战争"，提供了合法性的政治话语。直至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上正式以1514号决议，从当代国际法的角度，正式给予了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斗争以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为一项"基本人权"。这一在普遍人权话语内部，当代国际法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斗争，其历史过程则发生在被当代冷战史叙述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关系这条线索中。

　　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化与国际化的政治话语相比，后冷战时期的政治话语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及内卷化的倾向。我在这里借用了"内卷化"(involution)。这个概念是杜赞奇借用来描述清代末期国家权力发展特性的一个概念。而我认为，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的国际霸权结构实际上也呈现出了这种内卷的倾向。并因此消解了结构性变革所需要的政治话语动力。当代国际政治话语最明显的两种表现形式体现在一方面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对于包括气候环境政治在内的讨论，意图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政治并尝试成为新的全球性政治话语。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以最直接的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民粹主义政治的蔓延。

　　冷战结束之后，又接连在"第三世界"内出现了多次战争。然而，政治家与学者们似乎都缺少必要的政治话语对它们做出评价。直至最近，从2011年1月末开始的叙利亚内战，至今为止已经延续了将近3年。与短暂的20世纪中发生的几场主要战争相比，摆在21世纪当下的这场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战争，虽然是一场被各种媒体细致观察的战争，却也是一场最被漠视、面目最为模糊的战争。抛开二战之后《联合国宪章》对于"正义战争"的国际法判定不谈，对于最为普通的读者与观众们来说，面对一场发生在别处的战争，最为直观的印象，无非是一个简单的对于战争双方的对错判断。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对于叙利亚内战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们会发现，在内战初期国际媒体中迅速形成的正邪分界，随着战争的进程，越发显得模糊。同样面目模糊的，还有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境内进行的"反恐战争"。

　　这种面目模糊的战争是盘旋在二十一世纪里的乌云。后冷战时期建立起的普遍主义政治话语在遇到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的现实政治时便显得不堪一击。而对于"非暴力不合作"这种反抗模式的大肆颂扬，同样也体现了在这种普遍主义人权话语政治中对于暴力的无奈。正如霸权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一样，对霸权的反抗也同样无法避免。二战结束之后，伊朗曾一度以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作为对抗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解毒剂。泛伊斯兰主义也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反抗者们的精神力量之一。二战时期的日本，反西方的话语成为其殖民主义扩张的借口。在这一语境下，泛伊斯兰主义内部的瓦哈比派运动、赛努西运动、阿富汗尼运动、阿赫迈底亚运动，则被看作是"回教圈今天正在多灾多难中逐渐重生"，是所谓"回教徒的觉醒"。短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义，可以生成殖民主义，但也可以生成对抗霸权主义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权及其反抗，也许是连接短二十世纪与冷战之后政治未来的方向。

　　注1：本文中引用的所有历史档案均能够在各类美国政府及智囊机构网站上找到原版影印电子版。索引网址也一一附在脚注中。之所以采用这种"非常规"的史料收集方法，也是为了说明，历史研究除了找材料、讲故事之外，更需要有明确的目的意识。电子化时代的历史材料，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属于少数研究者及档案馆的专属材料。历史学家赖以为生的档案终会越来越趋向电子化，并普及大众。"历史学家的技艺"不能仅仅停留在收集整理材料，更应当是从庞杂的材料中，呈现出负责任的叙事及关怀。

　　注2：本文引用的《毛泽东文集》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之编，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出版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文中不加详注，特此说明。

　　[1] 沈志华：《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241.html

　　[2] 此类作品例如：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3] 例如：Ogunsanwo, Alaba.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 - 71. Cambridge [u.a.: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0. 本书初版于1974年，2010年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的冷战研究中心"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重新整理出版。另外还有：Behbehani, Hashim S. H.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1955-75: Three Case Studies. London; Bost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1.

　　[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5]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

　　[6]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82 (1950) of 25 June 1950, 25 June 1950, S/RES/82 (1950), 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15960.html 决议原件影印本可以参见：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 ... pdfs/ki-17-4.pdf#zoom=100

　　[7] 解密文档参见：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 ... dfs/ki-21-12.pdf#zoom=100

　　[8]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38th Parallel in Korea.," June 26, 195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537.

　　[9] 会议讨论记录稿原件参见：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 ... /pdfs/ki-2-2.pdf#zoom=100

　　[10] 决议原文见：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 ... solution%2083&coi=KOR

　　[11] Louis Fisher. "The Korean War: On What Legal Basis did Truman Act?,"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21, 21-39. January, 1995.

　　[12]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84 (1950) of 7 July 1950, 7 July 1950, S/RES/84 (1950), 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1e85c.html

　　[1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1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

　　[15]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

　　[16] Harry S. Truma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une 29, 195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544.

　　[1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上的讲话》

　　[1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2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

　　[2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2] 上述所提到的所有解密档案电子扫描版，均可以在中央情报局网站上获取：http://www.foia.cia.gov/special_collections

　　[23] NIE-10, January 17, 1952, p. 2.

　　[24] NIE 13-54, 3 June, 1954, p. 2.

　　[25] NIE 13-54, 3 June, 1954, p. 7.

　　[2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27] NIE 13-58, May 13, 1958, p. 3.

　　[28] NIE 13-58, May 13, 1958, p. 27.

　　[2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30]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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