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一个国父的诞辰

　　本文同时刊发于南华早报

　　2013年12月2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人。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时刻，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毛泽东的遗产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一笔。当然，要给毛泽东这样重要、复杂的人物盖棺定论，历史需要的时间无疑是漫长的，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然而，为了理解当代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一些根本性的曲解亟待纠正。

　　在西方，通行的看法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最终陷入灭顶之灾。一党执政的中共政权为了自救，被迫摒弃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统治，改弦更辙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但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很多人割裂中共64年的执政历史，声称这段历史可分为正反两个三十年，其中从1949年到1979年的前三十年，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从1979年直到当下的后三十年，以邓小平的改革为起点。毋庸置疑，邓小平的改革纠正了前三十年的许多错误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大约6.5亿人在一代人时间里摆脱贫困，中国也从贫穷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工业大国。

　　然而，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后三十年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前三十年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动全国之力，集中有限资源，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工业和人力资源积累。仅列举几个数据，就可证明这一阶段的成绩。1949年，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基础;除极少数大城市外，全国的通电率微不足道;识字率低于20%;免疫接种率实际为零;人均寿命仅有41岁。

　　到1979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已建立了基本的工业体系。在全国各地新建了约1万座水电站，全国通电率跃升到60%以上，一些最贫困的乡村也通了电(当今全国通电率已接近100%)。识字率跃升到惊人的66%，这意味着超过80%以上的年轻人受过教育——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一数字遥遥领先(当今全国识字率是92%)。接受预防免疫接种的人口多达数亿;婴儿免疫接种率接近100%;全国人均寿命提高到65岁(当今是74岁)。事实上，到1978年时，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已接近富裕得多的发达国家(数据来自1990年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

　　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有数亿虽仍贫困但身体健康、且受过教育的劳动者，还有基本健全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腾飞、成就经济奇迹的基础。而前三十年的巨大积累，都是在底子薄弱、遭受全面外部封锁的艰苦环境中完成的。当然，在这期间未能避免失误，甚至巨大的灾难，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若以此就全盘否定前三十年，不免有以管窥天之失。

　　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造就了中国的民族独立。毛泽东领导建立、巩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近代百年来的国内战乱和外国瓜分，中国人第一次能牢牢掌握国家命运。冷战结束后，由于政治上的独立，中国能以自主姿态融入全球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无此幸运，不但未能获益，反而被全球化吞噬。当然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出现的政策错误造成了巨大损失和危机，中国民众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然而风雨之后，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生存下来了，并进入了全面茁壮成长期。毛泽东时代的积淀泽及后人，甚至未来几代人都将继续受益匪浅。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阐明。毛泽东常被描绘为意识形态的狂热信徒，这其实并不符合事实。在西方世界甚至中国国内，有一种观点很普遍，即认为毛泽东沉迷于意识形态，他领导的前三十年是意识形态挂帅的;而邓小平则是改革者，他开启的后三十年是实事求是的。中国崛起的秘密，就在于政治权力从毛泽东交到邓小平。

　　毋庸置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特定时期吃过意识形态狂热的苦果。然而必须承认的另一面事实是，毛泽东归根结底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全世界都不应忘记，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抵制苏联的影响和霸权。须知当时的苏联不仅是如日中天的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上也堪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大哥”，毛泽东与苏联分道扬镳的决策，至少在胆略上也是无比惊人的。但毛泽东的手笔远不止于此，在冷战最激烈的70年代，他跨越意识形态的天堑，与美国结成事实性的同盟，以遏制苏联的扩张。相应地，这一布局为中国面向西方世界的开放开辟了道路，成为邓小平时代经济改革最强劲的动力之一。

　　所有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人物都不是简单的，其遗产总是丰富复杂的。但是，人们往往拘泥于简单、武断的裁判。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言：“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因此，曲解伟大的历史人物就是曲解历史，并可能误导未来。毛泽东不仅深深影响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也触动了世界历史的脉搏。对毛泽东主席的认识，需要的是谨慎、深思熟虑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化的道德便利主义。

　　李世默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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