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大国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国外毛泽东的评介和“毛学”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和研究课题被广泛开展，基本上经历了起始、高潮、重新评价及深入研究几个阶段，涌现出一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尽管国外毛泽东的研究在学术范式、学术立场等方面与我们相异，但在有关毛泽东的研究成果中，外国学者对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毛泽东的思想生平业绩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都作出了一些比较客观中肯、有见地的评价，也是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启示意义。

　　“一位走在时代前面50年的天才”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生平的评介也呈现出层层递进、不断深入、逐渐客观的特点。

　　建国前，以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一批西方记者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通过实地采访，对毛泽东的形象进行了勾画，或真实，或片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因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或反面宣传而被扭曲的毛泽东形象。

　　由于国民党方面片面失实的宣传，在外国人眼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被丑化为“赤匪”。直到斯诺、比森、卡尔森、史沫特莱、汉森、伯特仑等人面对面地采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后，这种印象才得以有所改观。

　　在这些西方记者的眼里，毛泽东举止随和，谈吐老练，愿意同远道而来的客人交往。这位手不释烟的湖南人把与记者们的会见，安排在充满乡土气息的黄土窑洞里。通常，他们的谈话从晚间开始进行，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当疲乏至极的记者心满意足地离开时，发现毛泽东仍然精神抖擞。毛泽东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超凡魅力确实令人折服。在西方记者的报道中，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对斯诺来说，毛泽东是窑洞里的预言家，尽管毛泽东表面看上去很冷淡，斯诺还是被这位富于想象力的共产党领袖那种“天生精明”迷住了。斯诺感到了一种“天命的力量……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卡尔森对汉森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个社会空想家，一位走在时代前面50年的天才”。与卡尔森谈话不久，汉森也来到延安并访问了毛泽东。和卡尔森一样，汉森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逊的、“完全无私的人”。汉森指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伯特仑用同样的口吻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并说他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

　　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其著作中用近乎幽默、狂热的语言对毛泽东作出评述。比如，在冈瑟•斯坦看来，毛泽东是一个“身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厄尔•利夫声称自己被毛泽东文雅的举止、含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以及民主的作风所深深吸引。他还这样写道：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到列宁主义，显示出对国际时事的广博知识。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声称自己见到这位红军领袖时，感到“一瞬间看到了永恒”。她觉得毛泽东近乎神秘而难以理解，并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

　　这些描述尽管细致，但多半只停留在直观感受的层面。真正将毛泽东生平业绩进行较深入研究和剖析，并作出较为深刻评述的是斯诺。他也是深入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

　　斯诺不仅仅对毛泽东个人生平作一般的叙述，而且将毛泽东个人的生平置于历史维度中，按时序分六个阶段进行考察。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分析道：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斯诺还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和预见：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在多次采访毛泽东之后，详细查阅所有能接触到的原始材料，比如苏维埃政府立法和执法机关的法令，各种报纸、杂志、小册子和报告，并尽可能核对了美国、中国以及前苏联的权威著作中提供的材料。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采访毛泽东的记录稿，“在最后用英文定稿之前，曾先后两次译成中文呈送给毛泽东校订”。应该讲，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作出的评述是具有说服力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作出评述的意义，不仅仅澄清了事实，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外国学者评述毛泽东的先河，在材料、方法上提供了可供依据的蓝本，这种影响是至深至远的。

　　1945年1月30日，英国《新闻时事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记述了他几次访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三十小时当中，通过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开始了解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

　　斯坦因由印象入手，进而分析了毛泽东所秉承的理念。他这样记述道，毛泽东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毛泽东说他的领导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级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外在密切关注新中国的发展和社会动向时，也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毛泽东，试图通过毛泽东来研究中国的发展动态及其走向。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名字与新中国连在一起，外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生平业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中国最富影响力的伟人，这位伟人的经历、思想，都成为他们关心的重点。

　　这一时期，国外出版了一大批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毛泽东的思想水平业绩的研究较前更为丰满、深入和全面。

　　1961年，英国学者罗伯特•佩恩说：1949年时，毛泽东还是一个不广为世人所知的人物，而12年后他已闻名世界。历史上从未有一个人像毛泽东这样统治如此众多的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起源的了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迫切。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代表性的人物竹内实在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在他看来，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一位诗人”，他甚至认为，“与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千古绝唱相比，毛泽东的诗词毫不逊色。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本书当时在日本引起较大反响，改变了日本人既往对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的肤浅看法，表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革命领袖，还是一位富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和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他后来回忆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给予他终生的印象：“我注意到他浑身沉浸在沉静的气氛中。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由此他得出结论：“毛泽东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是一个读书人。”

　　1969年，日本学者中西功在其著作《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提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干，尤其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像在中国这样一直以武装斗争形式为主的革命中，他确实是最为有用的人才。他在30年的革命过程中，竭尽一切努力，作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贡献。他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毛泽东传记作品，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著名学者斯图加特•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该书出版时，正值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外国学者把这场运动理解成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施拉姆在深入研究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更深刻的考虑是培养接班人，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

　　与斯诺不同，施拉姆未曾见过毛泽东并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和交流，他只是通过大量的资料来分析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生平，据此得出结论。

　　通过分析，施拉姆对毛泽东作出基本的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个独具理论思维的思想家。在《毛泽东》一书的序言中，施拉姆写道：“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革命之后而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在施拉姆看来，“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逝世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外国学者所谓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内大量档案材料的不断披露，为外国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国外陆续产生了多部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著作。

　　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毛泽东不但把极其衰败和乱如一盘散沙的中国合为一体，同时，毛泽东也恢复了中国人的自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毛泽东传奇般的生平事迹更甚于他的理论创造活动。”

　　在特里尔看来，“毛泽东的一生用一种模式是难以概括的”，因为他是“一个既是猛虎又是狡猾的猴子的人”，毛泽东决不是一种，而至少是五种类型的人的综合：他是农民运动领袖，发起了全国的暴动;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

　　特里尔致力于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把毛泽东的生平事业描绘成一幅充满冲突和传奇色彩的历史画卷，他对毛泽东的评述是富有吸引力和渲染力的。同时，他竭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没有对一些重大问题作深层次的理性探讨，所以在评述时必然显得缺乏理论高度。

　　1987年，日本学者竹内实在其《现代中国的实相》的序言中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秦始皇、孔予以及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竹内实写道：“如果把始皇帝作为权力政治的第一人的话，那么孔子就是没有权力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人。这样，权力方面的代表是秦始皇，权威方面的代表是孔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他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类人物。”

　　竹内实对毛泽东的评价很高，在他看来，“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因此，“毛泽东是值得纪念的”。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文献资料，开创了国外文献学视域下的毛泽东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还有《人民的皇帝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迪克•威尔逊称，毛泽东是一位需要公正评价的历史巨人。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著称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也认为，“不管人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看法，谁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也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位“20世纪的东方巨人”。他写道：“回顾历史，恐怕没有人对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这一点表示怀疑。毛泽东是一位最杰出的革命家，他是一位率领几亿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从动乱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不仅是20世纪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而且也是一位给当今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

　　“现代中国历史上值得大家关注和欣赏的一面镜子”

　　进入新世纪以来，外国学者对毛泽东生平业绩研究的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愈加走向深入、客观和历史地研究毛泽东，对毛泽东本人进行结论性的评述逐渐淡化。

　　西方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认为，编译毛泽东的著作集将会给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一部传记则很快就会因中国国内陆续披露新的材料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正如他1982年在香港作的一场报告里讲到的：“对一个改变了历史或者创造了某种思想理论的人进行评价，每一次的结论都不是最终结论，更何况毛泽东是两者兼顾的人。很多人在其去世若干年甚至若干世纪之后，仍会出现对他的再评价、再争论。”

　　这一时期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研究的论著，特别是对毛泽东一生进行描述的论著跳出了一味寻找新材料、披露新事实的范式。研究者跳出对毛泽东作整体性的、一生的最终评价，而将研究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原始文献资料的研判，展开专题研究和分析，规避了施拉姆所说的伟人传记因新材料的不断披露变得没有价值的问题。

　　2002年，英国学者齐慕实在其新著《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献》中写道：“无论你认为毛泽东是否是英雄，不可怀疑的是这位伟大的舵手始终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他的生平和著作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值得大家关注和欣赏的一面镜子。”

　　2006年，执教于英国来斯特大学的米歇尔•林奇教授在其著作中写道：“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怀有敬畏的感情，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最伟大的英雄，他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成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带头与苏联相抗衡的世界力量。”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毛泽东生平研究著作是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丽贝卡•卡尔的《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世界中的中国简史》一书。作者声称在撰写本书时没有去寻找那些颇有争议的论题以及富有新意的材料，而是将毛泽东置于20世纪的全球背景下进行语境阐释。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作者希望还原一种世纪背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总体意识：毛泽东为什么崛起，是什么让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又是什么让毛泽东成为一位极具独特影响的领袖人物。

　　在丽贝卡看来，20世纪，不仅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毛泽东也在其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毛泽东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但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终生不渝的革命家。丽贝卡在书中通篇采取叙论结合的方式，从不停留在对基本事实的交代，以期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让读者感觉言之有理，更为可信。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宝库”

　　如果说上面的介绍还主要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生平业绩研究评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评价。

　　1951年，国外著名毛泽东研究学者本杰明•施瓦茨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毛主义”的概念，用这个专有名词来表述毛泽东思想。从此，国外学者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基本内容、核心及主要特点等内容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得出了形态各异的观点。比如，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国外学术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民族传统论”、“两源论”、“异端论”、“乌托邦主义论”等观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一种观点认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思想，并据此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归结为“民粹主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以实践为主体的思想，在这些学者眼里，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次才是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比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充分阐释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的核心概念”。总之，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内涵丰富、外延宽泛，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发挥的作用、毛泽东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等作出了较高评价。

　　首先，有一批外国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据此，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问题给予肯定。比如，施拉姆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施拉姆这里讲的理论贡献应该是指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在其毛泽东研究代表作《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中写道：“今天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毛泽东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专心思索而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辩证唯物论，也大大前进一步。”日本学者野村浩一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的体现，它推动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能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

　　其次，外国学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正面评述集中在它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中西功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在其著作《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中西功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各个时期由“七大”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第一个时期由“八大”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都是科学的、正确的，是本来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对于1958年以后由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所支撑的毛泽东的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泽东的思想，中西功则不以为然。这种分析与国内的论断基本一致。但中西功据此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解放主义者，但却没能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后，美国学者沃马克在其1982年出版的专著中引用香港报刊上的一段引文来表述自己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进程关系的看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宝库;多年来毛泽东思想已经和人民结成一体，没有人能摈弃它，人民不会摈弃它，因而他们不能抛弃他们自己革命的过去。他们不能把他们指导的并用来改变世界的武器置之一边……毛泽东犯了错误，不能认为要求党全面和正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便是反对毛泽东。”

　　最后，无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曾经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外国学者无一例外地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在中国有着至深至远的影响，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1973年，英国学者杰克•格雷在其专著中用专门章节分别论述了毛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现实意义。1977年印度出版的马诺兰江•莫汉蒂的《革命暴力：印度毛主义运动研究》专门论述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以及对印度左派运动的影响。1981年，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在《毛主义的未来》一书分析了毛主义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暗示了毛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成功和失败。

　　这方面的论述最全面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J•亚历山大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化》一书。亚历山大在书中专门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状况。另外还单独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在非洲黑人中的影响。亚历山大并没有将介绍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和影响截止到所谓的邓小平领导时期，而是将研究延续到了出版之前，作者试图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摈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广泛影响仍然没有消失。

　　2010年，美国学者里查德•沃林出版新著《风从东边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文化革命及其遗产》，再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传奇经历，阐明了毛泽东主义现象是如何出乎意料地在法国掀起一场民主政治巨变。在作者看来，虽然毛泽东主义对法国最优秀、最聪慧的阶层中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其实他们并未真正理解中国政治。相反，更为矛盾的是，“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法国社会解放变革的工具。法国左翼派学生群体采纳了“文化革命”这一修辞说法，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的批判中。作者还分析调查了毛泽东主义对法国文化领袖想像力的影响。

　　受限于及时、准确地获取材料，以及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国学者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评述时，难免存在一些偏颇，甚至一些反动的言论。但好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它的学术研究地位，政治需要的色彩逐渐淡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国学者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述将会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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