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毛泽东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年

何干强

　　内容提要：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中国国情条件出发，着眼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在实践中坚定地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同志应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一化三改造”的进程明显缩短，充分展示出推进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思想，对我们今天维护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价值;毛泽东思想中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不可分割。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1956年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此，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光辉的现实。

　　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40年代发表《共产党宣言》为开启标志,其指导思想是人类迄今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史观。毛泽东思想能够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为现实，根本原因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毛泽东同志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创建、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奠基性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惟一光明前途。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灾难深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向何处去?”能否正确回答对这个问题，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对生产力极端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发展的现状，有人主张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让资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建立美欧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有人以教条主义态度理解唯物史观，认为既然中国处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那么中国革命就应服从资产阶级领导，先走资本主义道路，待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才能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则创造性地应用了唯物史观，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中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深刻地分析了这种革命战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是中国所处具体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关系都不允许中国再走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路。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国际市场瓜分完毕，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决不允许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变为独立自主的强国;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弱小，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两面性和软弱性，已被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屡次失败所证明，绝不可能领导中国走上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与先进机器大工业相联系的、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出现，并在“五四”运动后已独立地走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富有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能够团结广大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个革命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此，这一阶段的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①]毛泽东同志后来用一句名言来概括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②]

　　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应用历史辩证法进行社会革命战略分析的光辉典范。新中国当今社会生产力已经比旧中国有了飞跃发展。用世界范围比较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新中国发展堪称奇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952年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2008年达到了300670亿元，1979到2008年，年均增长9.8%;从1952年到2008年，年平均增长8.1%。而1961年到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6%。[③]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1952年到1978年这26年，GDP年平均增长也达到6.67%。可见，尽管新中国后30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前30年更快些;但是1978年之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今天，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到2012年，经济总量(GDP)跃升到世界第2位;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现代化的标志性工程，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迈上一个大台阶。历史事实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十分科学的论断，并进一步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④]。

　　新中国宪法庄严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⑤];这是从根本大法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并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

　　不过，我们在继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征程中，绝不能陶醉已有的胜利而放松警惕。须知，有人至今仍在重弹旧中国就出现过的、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老调，即主张现代中国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告诉我们，有人始终对资本主义制度恋恋不舍，对社会主义制度持否定态度。而当代帝国主义至今亡我之心不死，长期推行“西化”中国的战略，妄图把中国引向殖民地、资本主义附庸国的绝路。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坚信，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才能走向更光辉灿烂的未来。

　　二、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觉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鲜明特点。毛泽东同志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着眼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地促成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构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这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在实践中坚定地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 “消灭私有制”[⑥]。这反映了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人类社会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私有制基础与已经产生的先进大工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代表大工业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只有自觉地组织起来斗争，取得国家政权，把私人占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有经济;并“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的社会帮助”的方式，把小农“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⑦]才能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唯物史观特别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⑧]这里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指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可以说，只有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社会形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秘密，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只有在大工业生产方式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创建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贯穿的一根红线，就是始终贯彻唯物史观，重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分析中国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相互关系，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科学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同志宣告，“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首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各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做出科学回答的。[⑩]研究毛泽东著作，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都高度重视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现状，并力求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性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高度自觉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毛泽东同志十分清醒地洞察到，在这种过渡性的所有制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他及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简称“一化三改造”);强调“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12]，其目标“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13]。显然，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深刻得多，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毛泽东同志坚决支持不断产生的社会主义因素，反对站在富农、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立场上“确保私有财产”，果断地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及时推进“一化三改造”，加快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很有必要回顾“一化三改造”的历史进程，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

　　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加快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

　　消灭私有制，创建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不可能依靠神仙、“救世主”，更不能期待剥削阶级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人惟有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克服艰难困苦，积极主动地开展阶级斗争，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人民，娴熟地应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一化三改造”的进程明显缩短，创造出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光辉范例，充分展示出推进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党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原定从1953年起，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一化三改造”，但是到1956年就出乎人们预料 地基本完成了。为什么这种转变会比预想的提前实现?有人认为，这是过“左”造成的;笔者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突出地表现在：

　　一是科学地处理了两种联盟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工农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两种联盟的性质、区别和联系。前一种联盟是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工农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后一种联盟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被剥削与剥削的对抗性矛盾。它认为，这两种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我们应当依靠工农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约资产阶级;同时，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生产工业品同农民交换，克服农民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惜售。但是，必须明确，工农联盟是基础，是第一位;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第二位的;必须通过农业合作化来巩固工农联盟。[14]正是这样辩证地处理两种联盟的对立统一关系，缩短了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时间。

　　二是创造性地用和平方式有步骤地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具体历史条件，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与俄国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与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具有和平改造的现实可能性：“我们打到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15]据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并领导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16]

　　三是深刻认识了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辩证关系，并采取了引导农民的正确方针。根据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只有农业先实行合作化，从小规模经营发展到大规模经营，才有可能使农业使用大机器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工业产品的增加尤其是农业机械产品要有销路，又迫切要求农业实现合作化来发展规模经营，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大大提高;同时他强调，必须看到人数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是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因此，中国绝不应当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农业资本主义化来适应工业化，而必须用农业合作化促进工业化。毛泽东同志遵循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这种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指导全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广大农民首先组织起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接着组织小型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又号召农民组织大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就显著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使农民一步一步地从自己的经验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易受资本主义侵害的小私有生产者，较快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业劳动者。

　　实践表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和方法论原则是正确的，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那种所谓“三大改造”的时间太短了，搞“左”了的说法，很值得商榷。其一，这种观点撇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看到，“一化三改造”是新中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当时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客观态势，提供了可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利条件，理应充分利用。其二，这种观点是用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来否定必然性。诚然，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过违反农民“自愿互利”原则，在后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发展中出现了权利、财力、人力的管理过分集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等问题，在工业经济领域也出现了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多数属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这些现象与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具体体制上可以逐步完善的必然性相比，毕竟属于偶然性。尤其要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就已经发现了有关问题，并采取过不少纠正的措施，有的已经得到了纠正。其三，这种观点混淆了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看不到，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弊病，是完全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来自我克服的。因此，不应当用后来出现的属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和新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前建成。须知，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剥削制度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显著质变的过程中，要求绝对地四平八稳，不出现任何问题，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而抓住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来否定革命的原则，这更是历史上机会主义的惯常表现。

　　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公道地总结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人民在“一化三改造”上的伟大成功实践;尤其要充分认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过程中应用的辨证方法，永远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智慧法宝。

　　四、毛泽东思想高度重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这不但体现在新制度的创建上，而且体现在新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上。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揭示出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应用了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原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二年即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当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17]重温这段论述，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既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又高度重视发挥上层建筑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能动作用，在经济、政治、思想各条战线，提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科学思想。这些对我们今天维护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经济战线上看，毛泽东同志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等十大辩证关系，并由此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18]他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应“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19]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在经济建设中应“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办一切事业”，在人口发展上“要提倡节育，有计划地生育”;[20]在企业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研究鞍钢工人阶级创造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后来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鞍钢宪法”，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21]。所有这些指导方针，把经济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在一起，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认真贯彻。

　　从政治战线上看，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优越性，强调了它对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无论在具体实践中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22]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解决前一类矛盾主要由人民行使压迫国内敌人、防御国外敌人的专政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建设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3];要保持党、军队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永不变色，在人民内部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每个领导者就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反对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脱离实际生活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度。毛泽东同志指出，劳动者应当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些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4]。毛泽东在政治战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思想和要求，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从思想战线上看，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高度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25]为此，“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26];“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7]。在人民内部，要求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28]在党内，要用整风的方法否定自身错误和缺点，“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29]鉴于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应重视反对修正主义。由他主持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30]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31]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强调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极富远见的，十分英明的。我们只有毫不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尤其要防止党的领导层出现修正主义分子，才能避免重演原苏联、东欧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以上引述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在经济、政治、思想各条战线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关论述，是十分简略的;即使如此，对照当下出现的公有制被严重削弱，分配关系出现收入两极分化，干部队伍存在腐败风气，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鼓吹“宪政”、“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状况，我们也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实践中坚决地继承毛泽东思想是何等的重要而迫切啊!

　　五、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性贡献不可磨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同志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的伟大贡献。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32] 这样评价1956年底“一化三改造”的伟大胜利恰如其分。人们绝不能由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就轻视甚至放弃这个正确判断。毫无疑问，改革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是，不应否认，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前提下开始的，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虽然“一化三改造”只是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但是从事物的飞跃性的质变与质变之后的量变(包括部分的质变)两者相比较而言，显然创建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内容上的飞跃性的质变，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形式上的完善和发展，更具深刻性、更具基础性。

　　认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改革管理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极为重要。后者是前者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事实上，我国能通过改革，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是得益于改革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33]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一旦受到削弱，改革就会出现不良现象，这个道理已经为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在私有化“改革”的喧嚣声中亡党亡国这种现象更说明，如果忘记改革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甚至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那么改革就有蜕化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只有把改革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起来，改革才会真正成为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新的革命。

　　科学概念是由其反映的现实内容规定的。既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那么，领导这场革命并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一系列论述的毛泽东思想，显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反映新中国前30年的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笔者认为，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应当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管理体制改革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党内形成了共识：应当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34]既然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人民通过“一化三改造”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那么，只有把领导“一化三改造”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包括进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是完整的、科学的，才会显示出更加光彩夺目的本色。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时，我们缅怀他对建立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做出的奠基性的伟大贡献，应当把继承并贯彻毛泽东思想落实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应当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忠诚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毫不动摇地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而绝不能迷信国际上那种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以为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通过公共财政再分配缓和由私有制产生的对抗性社会矛盾;也绝不能相信空想社会主义，以为可以离开公有制，用永恒理性、公平、正义的观念，就能消除私有制产生的社会弊病。当前，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深化改革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坚决地纠正借改革为名，“改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私有化主张，这样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初稿：2013.7 定稿：2013.12

　　(作者：1946.3湖南长沙出生，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本文以发表在《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2期。这次上网，作者再次做了必要的修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671～672、672、683。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页。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光辉的历程宏伟的篇章――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系列报告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07_402584869.htm。

　　[④]《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六条，全国常委会办公厅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北京],2004年特刊，2004年3月15日出版，第80、81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⑥]《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8～499页。

　　[⑧]《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89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70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301页。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5页。

　　[14]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3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14页。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4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68页。

　　[18]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3～4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52页、175页。

　　[20]分号前引号中的话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第10页、第13页、第15页、第16页、第20页。

　　[21]参见《1960年3月22日 “鞍钢宪法”诞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7585/78767/5462274.html。

　　[22]参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29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81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86页。

　　[27]《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49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7～788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75页。

　　[30]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3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43～744页。

　　[33]参见本刊记者：《维护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访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何干强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页。

　　[3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83页、第773页、第782页。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