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预见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渊博的知识，绝大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毛泽东在烽火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度过了前半生，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独具特色的军事战略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这些，在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性质和特点等战略预见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预见之一：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即将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20世纪3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三大集团，即利益相互对立、冲突的德、意、日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暂时持中立态度的集团;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互相勾结， 在英法绥靖政策和美国中立政策的姑息纵容之下， 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面对犬牙交错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当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预见和判断：

　　首先，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35年11月，在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即在一次形势报告中预言：“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深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但没有解决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些矛盾，发展为战胜国与战败国以及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播下了新的国际冲突的种子。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这些矛盾趋向尖锐化。本来就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赃过少的日本与意大利， 以及认为自己在那次战争中损失了赃物的德国，开始全副武装跑向战争舞台，企图用武力重分世界。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个新变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又临到新大战面前。”1939年9月14日，即二次大战爆发后的第13天，毛泽东在分析大战根源时， 又一次强调：“根据历史事实和列宁的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 认为德日意必然从发动局部侵略战争进而发动世界大战。毛泽东指出：“新的重分世界战争业已开始”，其第一阶段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即首先吞蚀中国、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半独立国家和小国这些“肥肉”，目的是先行壮大自己，削弱其他大国;其第二阶段必然是发动世界大战，“与各大国作战”。从以上推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区分为“首先侵略中间国家” 的局部战争和“与各大国作战”的世界大战两个阶段。1938年5月和10月，他又两次谈到： 各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暂时还可能不爆发， 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着， 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 这是没有疑义的前景。

　　其三，认为西方各“民主国家”不愿制裁德意日侵略者，尤其是英国推行“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绥靖政策，已造成实际上援助德意日侵略中间国家的严重后果。西方各国，特别是英法，如不改弦更张，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势必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将不可避免。

　　1938年—1939年初， 正当西方推行绥靖政策达到顶峰，张伯伦向人们高喊“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的时候， 毛泽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见以及关于“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警告，犹如空谷足音，唤醒人们丢掉幻想，动员起来，准备战斗。

　　预见之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持久的战争， 其持久性将是和中日战争一样表现为三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末， 世人对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判断各异，但有一点共识，即德意日法西斯各国都力图速战速决。对于中国的抗战，1938年5月毛泽东已在《论持久战》中全面论证其持久战性质和大概进程。那么，他对于整个二次大战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大体进程又是如何预见的呢? 他认为：二次大战将是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战争， 其长期性和持久性同中日战争一样，具体表现为3个阶段。即：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预见，是从几个方面的科学分析中得出的。首先，是根据二次大战的错综复杂性。认为“是包括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包括反革命战争与革命战争，包括战争的继续与暂时的局部的停顿， 包括参战阵线的改组变化， 参战国家的灭亡与新建这样种种情况， 就组成了战争的持久性”。其次，是根据当时世界力量的格局而论。他认为，虽然“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_____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但“这个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与统一战线的伟大过程”，“须经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和艰难的持久战才能完成”。其三，是根据世界战争史的经验。他认为，“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都是“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的持久战争。二次大战当属这一类战争。

　　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对中日战争那样具体预见二次大战的3个阶段， 但他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即：“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承认二次大战是持久战争， 那么其持久性必然会同中日战争一样，具体表现为“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此外，还可以从他1941年12月12日所写的《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得到证实，他认为“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 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蔽，然后举行反攻。”这一段话， 证实了毛泽东认为二次大战的各主要战场都有一个时间长短不等的预见是多么的准确， 太平洋战争半年之后确如他所预见的那样转入了相持阶段。

　　毛泽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预见，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了二次大战变化发展的大体进程，突出了“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这个论点，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许多盟国虽然也承认二次大战是持久战，但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例如斯大林曾把1941年底莫斯科反攻的胜利误认为是全国战略反攻的开始， 结果造成了1942年夏季再度陷入战略被动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指导上由于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应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而出现的失误。

　　预见之三： 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西方各国将奉行“欧洲第一，东方第二”的总方针，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分析二战，世界作为一个全局，其战略重心在何处?谁是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哪里是决定性的战场? 这些都是当时各国大战略所应当首先明确回答的问题。舍此，一切战略计划和战略部署都无从谈起。

　　1938年10月， 毛泽东在阐述中日战争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时， 站在世界战略全局的高度， 冷静客观地预见到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采取的大战略。他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 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 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对此，毛泽东是世界上最早作出“欧洲第一， 东方第二”(即后来所说的“先欧后亚”)这个科学预见的战略家之一，而英美两国直到1941年3月才首次正式明确共同执行“先欧后亚”战略。

　　1941年12月12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4天后，毛泽东凭着他对世界全局和英美战略利益的深刻见解，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一文中有这样的预言：“英美的总方针______可能是对日取守， 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 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 毛泽东这个论断， 进一步发展了他1938年10月作出的预见。

　　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关系， 这是当时全国人民十分关心并盼望得到解释的重要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中国已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中日战争将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他在1938年10月指出：“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 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 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在这里，毛泽东十分恰当地把日本侵华和德国法西斯上台相提并论， 并把它看成是重分世界战争的开始。他指出：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敌人，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并强调：“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毛泽东战前作出的上述预见， 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一)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 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 日本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企图肯定要失败;(二)“孤立战争” 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从中国方面来讲，不能闭关，不能自我孤立。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 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从英美等国方面来讲， 应当克服孤立主义观点，应当认识到“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的道理。

　　毛泽东根据以上预见和判断，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外援”的方针。据此，他强调：在伟大的抗战中，要“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特别在1938年新的抗战形势下，由于可能减少一部分外援， 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更重了;对于外援，由于“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所以暂时不应寄予过高的希望，“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 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我们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上”。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军队和人民必能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锻炼自己，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方面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也为援助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自己的伟大贡献。

　　预见之四：全世界多数人类正在逐渐动员中，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必将建成由于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局部侵略战争，引起了各被侵略国家国内阶级关系和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动。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调整政策，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抗日救国。毛泽东根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和国际上形成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新形势， 于1937年5月3日指出：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中国不但应当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和好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当时，世界人民普遍关心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和民族成分各不相同，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能建立起来吗?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这个预断：

　　第一， 认为德意日法西斯由于对所有热爱自由与独立的国家实行损人利己的武装侵略与奴役政策，已成为人类的公敌，中苏美英法及其他一切遭受其侵略和战争威胁的国家， 有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客观需要。这是德意日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必然结果， 也是促进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必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 认为全世界人类的大多数正在逐渐动员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 而且是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毛泽东说，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锐表现，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次大战后，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而一次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弱、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国的伟大抗战、西班牙的人民战争， 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渐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 惟有团结世界上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 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这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能够建立的重要条件。

　　第三， 认为各反法西斯国家都在向着积极方向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要求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法西斯国家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加以区别，把已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国家同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把英美政策的慕尼黑时期和这以后的时期加以区别， 并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相继各自调整了本国政策。这是各反法西斯国家逐步走向联合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认为， 世界上各反法西斯国家既然都有联合的客观需要与可能， 又在各自政策方面作积极调整，那么只要继续“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4年多后，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在1942年1月1日，以苏中美英等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为标志，正式建立起来了。

　　预见之五： 抗日战争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不论法西斯国家如何加紧侵略，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者将夺取最后的胜利

　　1939年1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7个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强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八年抗战的战争实践证明了这个预断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不仅在欧洲， 而且也在亚洲。中国的抗日，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爱国自卫战争;对全世界来说，是武装反击法西斯侵略的第一炮。它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了欧洲战场、苏德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为最后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毛泽东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在国际国内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政治、军事逆境中，坚定地站在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略高度，从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民族战争、抗日民族战争与国内反顽斗争以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外交斗争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关系。他紧紧地把握各个战略转折的关节， 高瞻远瞩地预见中日战争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以其令人信服的科学性成为指导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战争的伟大纲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赞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他在1938年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推荐给蒋介石看。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再次强调：“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为了解决抗战中的战略指导问题， 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以及一批作战指挥文电等， 这些军事理论著作和指挥文电， 从不同侧面对有关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理论作了科学而系统的回答和阐述。而波澜壮阔的八年抗日战争， 中国人民正确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与制定的政治、军事路线， 中国人民坚定地把毛泽东推上了实行全面抗战的领袖地位。

　　游击战争古已有之，但使其在大国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战略作用，则是毛泽东的首创。毛泽东不但确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而且具体制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

　　毛泽东军事思想经过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反复实践而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它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战争观的理论。毛泽东通过对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研究和指导， 一方面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掠夺，掠夺就是战争的政治目的， 战争的性质是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又通过争取英美等国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实现， 提出了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是能够和资本主义合作进行正义战争的基本观点， 并明确指出“战争不但是政治的和军事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的基本观点。

　　其二，关于人民军队的理论。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如下论点：关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理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理论; 坚持国共合作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政治工作基本内容和方法的理论;加强军队干部的培养，提高其理论水平及军政素质的理论;注重部队革命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 树立革命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理论; 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关系以及瓦解敌军工作的理论等。

　　其三，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毛泽东通过坚持和贯彻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建立广泛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 以及建立和发展敌后根据地，依靠根据地人民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支持长期抗战等实践，使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更加完善。

　　其四，关于战略方面的理论。它主要包括持久战战略、游击战争战略、战争发展过程的三阶段等理论，还有关于建立战略支点，逐步实现根据地由乡村向城市发展的理论; 关于把握战略枢纽，统筹战略全局，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理论;关于配合苏美同盟军，实施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理论; 关于战略反攻中小规模逐步实现向大规模上升发展的理论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指导方针等。

　　其五，关于国防建设的理论。毛泽东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 更加体会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_____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这个重要理论对后来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之， 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正确的预见， 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这个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作出了非常精辟的预断：“不管法西斯国家如何的加紧侵略中国，如何的进攻苏联，如何的危害西班牙人民， 以及如何的企图发动各大国之间的再一次惨战，但其前途是可以预断的，最后胜利的绝不是侵略者，中国、苏联、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者， 将夺取最后的胜利。” 这是毛泽东1939年2月16日(即“二战”全面爆发前半年)为苏联红军建军21周年纪念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撰写的论文中的一段话。

　　1945年9月2日， 日本侵略者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美国纽约的《下午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章写道：“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永远是准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国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伟大的导师列宁在《预言》一文中指出：“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预见， 都一一地成了事实， 都一一地经受了战争实践的检验而被证明是科学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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