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的民族理论的视角

　　论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的民族理论的视角

　　门小军

　　【内容提要】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民族问题的中心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强调应该发挥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东方各民族的示范作用，并积极通过共产国际援助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援助”的内容不仅包括各支部的革命总任务和总政策，也包括具体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苏俄和共产国际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理论和联邦制国家理论能够指导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由于共产国际和作为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且共产国际也意图主动施加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的民族理论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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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既坚持民族自决权理论，又主张“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并将联邦制国家作为苏联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的形式，乃至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紧密联合和团结的形式。这表明，在列宁看来，其民族自决权理论、“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理论和联邦制国家理论(即便是一种过渡性步骤)对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具有适用性。考察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著述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的民族理论乃是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胜利而主动施加影响的结果。那么，苏俄为什么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而使其接受列宁的民族理论的呢?本文试图对之作出回答。

　　一、没有东方各民族的援助，世界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1919年1月，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宁指出，“十分明显，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东方各民族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致力于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世界革命正在“日益接近”，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是因为，俄国人所开创的事业虽然将由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没有各被压迫民族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任务是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把自己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翻译成各民族的文字，以激发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

　　针对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一种无足轻重且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的观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着重指出了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意义。他说，自20世纪初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已经作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出现了，它们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但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其革命作用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大。1922年5月，列宁在《(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中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行动起来，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正在“咆哮着”，它们的1905年革命正日益迫近，而且是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也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

　　基于对东方各民族之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以及东方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认识，列宁认为，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树立苏俄在东方的威信。他说：“如果我们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醒的时候，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完全违背了支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联合和团结原则。要知道，“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应该承认，将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置于世界革命的洪流中，事实上也是列宁对取得俄国革命彻底胜利进行思考的产物。众所周知，俄共(布)在十月革命后，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但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极为不同。他们设想，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生长点，如果西欧革命爆发，并给俄国提供物质援助，俄国革命方有彻底胜利的希望。然而，预想中的西欧革命并没有发生，而十月革命却取得了成功，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股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在列宁看来，世界革命俨然有一触即发之势。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1918芬兰一月革命、1918年-1919年的德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等)很快遭受挫折，欧洲革命进入低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各民族为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此起彼伏。“西方不亮东方亮”，“社会主义孤岛”中的列宁遂“由原来的从西方直接进攻转为从东方迂回进攻”，认识到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将有助于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世界革命的开展及最终胜利。

　　现在来看，列宁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虽较为乐观，而不尽符合实际，但其对东方各民族巨大革命潜能的洞察也极为犀利、敏锐，且非常准确。

　　二、民族问题的中心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和列宁一样，斯大林也非常强调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东方各民族的示范作用。他认为，东方各民族都在把苏俄看作“试验场”，因而俄共(布)的民族问题提纲主要是“面向东方，注意的是东方那些打瞌睡的重要的后备力量”。如果俄国用联邦制“正确地模范地解决民族问题”，便可“给东方的那些重要的革命后备力量作出榜样”，“增强他们对我们联邦的信心和向往”。届时，“整个东方就会看到，我们的联邦是它的解放的旗帜，是它的先进部队，它应当跟随这支部队前进，--这将是世界帝国主义崩溃的开端”。如果俄共(布)在民族问题上犯有错误，那就会破坏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其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就很难战胜世界帝国主义。

　　为什么要“面向东方”?这是因为，民族问题的中心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针对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既要面向西方又要面向东方的观点，斯大林认为，在同一个时间内要面向两方是不可能的。那么，东方的后备力量的作用是什么?1925年7月，斯大林在与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中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东方基本后方的革命化不仅会使帝国主义失去后方，而且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遭受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是必定要被摧毁的。 由于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这种革命能力可以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因此，无产阶级的“统治”民族应当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无产阶级并不是无条件地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只是援助那些旨在削弱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民族运动，“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斯大林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把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看。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法以十月革命为界，在俄国有两个阶段。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民族问题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在“十月革命阶段”，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世界问题，扩大和转变为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在1929年3月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斯大林又补充了民族问题在两个阶段的不同解决办法。他说，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推翻沙皇制度，消灭封建残余，实现国家完全民主化，就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办法;在“十月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帝国主义军队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境内驱逐出去并保证殖民地和附属国有分离和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消除民族仇视和民族主义并巩固各族人民间的国际联系，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在这个基础上树立各族人民间兄弟般的合作，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下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最好办法”。

　　那么为什么要以十月革命为界限提出有关民族问题的两种提法及两种解决办法呢?这是因为，十月革命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而且，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它们汇集到反帝国主义的巨流中去;更重要的是，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新的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认为东方各民族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的后备力量，无疑是斯大林对列宁关于东方各民族之于世界革命作用的认识的深化;将民族问题的中心放在东方，而不是西方，也符合列宁对世界东西方各国民族问题现状的判断：1789年-1871年，西欧大陆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东方各民族却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况，还没有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而将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看，以十月革命为界，提出两个阶段民族问题的提法及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也表明，斯大林已经将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而予以重视了。

　　三、苏俄是援助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和中心

　　要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和中心，而在斯大林看来，联共(布)领导下的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基地和中心。1927年11月，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在《真理报》第255号刊文《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指出，十月革命不仅震撼了帝国主义，也为世界革命建立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和中心，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都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并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斯大林虽然是在1927年才明确指出，苏联是各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和中心，但此种基地和中心的建设很早就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战斗总部即共产国际的中心，以保持经常的联系和对运动实行有计划的领导，使各国的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1919年3月3日，列宁发起成立共产国际。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国家的35个政党与组织的代表共52人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其中，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成立大会。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其支部而存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首个决议案提出，“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毋庸置疑，该决议案影响重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得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领导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支持”。然而，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并非没有异议。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即荷兰人多夫宾•斯尼弗力)来到中国，联络和沟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马林在与陈独秀谈话时提出，各国共产党都应以共产国际支部的名义开展活动，且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必要时，共产国际给予经费援助。陈独秀听后拍案而起，表示不能同意，认为“中共刚刚诞生，没有必要戴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同于欧洲和苏俄，共产国际难于了解;而且，中国共产党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量力而行地开展工作，而“绝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因此，中俄两党应是兄弟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中国共产党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最后，陈独秀高声申明：“我的态度是，我们可以不干，但就是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此次谈话双方不欢而散，之后由于马林积极营救因私藏《新青年》杂志而遭逮捕的陈独秀出狱，陈独秀方始对马林产生好感，并与其达成妥协。马林高姿态地说：“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然而，由于意见时常不尽一致，此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争执也不断发生。一大结束后不久，陈独秀就与李汉俊、张国焘、周佛海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当时仍认为，共产国际不应干涉党的内政，其决议案或命令“只能供参考之资”。无需多言，当时的史料和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表明，独立自主一直都是陈独秀内心深处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原则，但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独立自主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得到贯彻。

　　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任务，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由于“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因此，共产国际在国家外部关系方面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验证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联邦制国家形式，“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而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任务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而要经常解释，只有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各国共产党也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为有效援助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苏俄于1921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由共产国际委派代表直接参加该校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招收来自苏联东部地区和东方各殖民地、附属国的学生。该校学制初为7个月，后改为3年，设置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分为苏联东方部和外国部，工作方针则相应有二：一个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另一个就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7个班，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曾在中文班主修社会学课程。由于东方各殖民地、附属国的情况极不相同，该校所肩负的任务也有所不同。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民族大学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讲。在分析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后，斯大林认为，“天地间不再有统一的和无所不包的殖民地东方了”，之前那种把殖民地东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和同一式样的整体的看法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现在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类殖民地和附属国。第一类国家没有或者几乎不存在无产阶级，工业完全不发达，如摩洛哥。第二类国家工业不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如中国和埃及。第三类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

　　显然，每类国家的情况不同，其当前任务也不同。在第一类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基础，因此，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办法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第二类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虽已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但妥协派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因此，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是，采取工农政党的形式，由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为实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在第三类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妥协派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因此，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并且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以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盟;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为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斗争;保证解放运动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从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和任务，东方大学的工作方针和对殖民地、附属国所肩负的使命的设定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共产党支部的“援助”，不仅包括各支部的革命总任务和总政策以及落实革命总任务和总政策的最关键因素，即革命者干部的培养，也包括各支部的具体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政策。在革命总任务、总政策和革命者干部的培养方面，共产国际对各支部，特别是对中国支部的影响已为历史所证明。而在各支部的民族政策方面，共产国际也显然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理论和联邦制国家理论是能够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各支部所在国要获得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平等，就应坚持民族自决权理论;各支部要把所在国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实现民族联合，就应坚持“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理论;相应的，在实现自由联合的形式上，也应坚持联邦制国家理论，这是因为，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联邦制国家形式“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共产国际要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验证”此种联邦制国家形式。有鉴于此，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总任务、总政策以及民族政策主动施加影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从根本上讲，在当时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旨在援助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基地和中心确有必要。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中国革命的进程无疑会滞后多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其以后的活动无疑也对中国革命助力很大。

　　四、电报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共产国际的指导活动出现消极影响，斯大林也曾批驳过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做法。斯大林指出，要正确地领导革命，要正确地检查共产国际的中国路线的得失，就必须顾及列宁主义的三个策略原则：第一，共产国际在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独有的东西;第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有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第三，在政治上教育群众，仅靠宣传和鼓励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在此，笔者认为，在处理共产国际与各国支部关系的层面上看，后面两个原则是从属于第一个原则的，这是因为，不管是同盟者的成分结构和同盟方式的确定，还是宣传、鼓励政策的内容和群众自身政治经验的获取方式的确定，都需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独有的东西。

　　根据列宁主义的三个策略原则，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内某种“领导者”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而不用顾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传统方面的民族特点，就可以领导中国革命，似乎“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一样。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之时，共产国际“领导”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斯大林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例指出，党内的反对派中有些人(指托洛茨基等在共产国际中担任有职务的人)就是这样一类“领导者”。反对派以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说：“打倒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万岁”。而斯大林则指出，这些人应看到的“现时”的中国和1905年的俄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针对全民族的，当中也包括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是会支持中国革命的，因此，“中国革命不单纯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宁汉合流之前的特定条件下和时期内，不能不承认，与国民党合作是完全正确的。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会员会联席全会作有关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就中国革命问题指出，所谓用电报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的错误性在于，反对派没有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加以严格区别，而混为一谈了。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进程中，作为其他民族的压迫者的资产阶级始终是反动的，俄国全民族性质的革命联盟从来都不具备必要性和现实条件。而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如中国的革命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是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因此建立中国全民族性质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现实可能性。

　　笔者认为，在理论层面，斯大林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做法的批驳是很到位的。首先，正如斯大林所分析的，中国革命与俄国1905年革命的情况确实极为不同，1905年时的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的全民族性质的革命联盟，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其次，斯大林也正确地指出了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之处，即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混为一谈，这种错误自然也违背了列宁对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理论区分，以及斯大林对十月革命前后两种民族问题的提法。最后，斯大林还正确地指出了这种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于没有估计到各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独有的东西，亦即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传统方面的民族特点，以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民族特点。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虽然正确地批驳了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做法，提出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但在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方面，斯大林也犯了与其所谓党内“反对派”同样的理论错误。事实上，联共(布)实际主导下的共产国际选派代表来中国直接指导革命、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通过历次国际会议和发布国际决议指导中国革命、通过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和苏联驻华使团起作用或培养革命理论“领袖”(如王明)来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做法，也是没有顾忌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的做法。

　　事实上，陈独秀最初反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一旦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不仅有权要求各支部开除违反其纪律的团体或个人，而且还有权将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支部开除出去。这就导致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对于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后来就曾批评说：“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最为重要的是，谋求对各支部的干预权也是共产国际的意图所在。斯大林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直白提出：“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1927年5月，斯大林又“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决定。”而蔡和森也曾透露：“中央移武昌时，驼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

　　这充分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已经突破原来的示范、建议关系，上升到组织上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自始就注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和束缚”。当然，考虑到实际主导着共产国际的苏俄当时的国内民族政策在国际上已呈现出新气象，中国共产党已认清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政策的殖民主义本质，且自身理论准备不足，所以共产国际领导中国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也是必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虽然失误频频，但其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也不容抹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3期，摘自2013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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