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重温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

　　官僚主义是人民民主的大敌

　　——重温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

　　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反对官僚主义是一项重要内容。官僚主义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特点，是产生形式主义的重要根源;官僚主义以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为特征，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重要源头。在这场关乎党的盛衰兴亡的重要教育实践活动中，重温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深刻理解他为保证人民主体地位，防止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提出的许多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要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反对苏维埃政权中滋生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这是对官僚主义及其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揭示。

　　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然后发展到全国性的胜利;党在局部地区胜利，也就开始了党在局部地区执政。因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任务。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警惕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他在早期就指出，官僚主义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在当时的两种表现，即命令主义和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号召大家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联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容易沾染国民党的作风，在政府机关中官僚主义有所滋生和发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文牍主义等等。毛泽东极端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强调敌后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在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人员分配上应严格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人要提倡民主作风，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当时，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一些人不以为然，怀疑它的正确性，毛泽东却高度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并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随后他提出要严格、彻底、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并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些都为人民政权建设、反对官僚主义积累了丰富经验。

　　诚然，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在党内和政权机构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但毕竟还不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因为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不允许我们脱离群众，逼迫我们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取得全国性政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执政党的地位既为建设新国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同时又存在被腐蚀而蜕变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危险，因而当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如何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由胜利复归失败的教训，如何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成为党和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是人民民主的大敌，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后来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表现也作过很好的概括，这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种官僚主义就其对待群众的态度和作风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因而对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毛泽东曾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很显然，官僚主义者实际上是以社会的主人自居，而把人民群众置于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地位。如若听任这种反人民的作风滋生和蔓延，势必损害和破坏人民民主，甚至严重的会使人民政权名存实亡。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之所以始终警惕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基于反腐蚀，防止人民政权蜕变的需要。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也不断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并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极力反对并要求切实改变干群之间不平等的“猫鼠关系”。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主张，是同他一贯的捍卫人民主权思想相一致的，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

　　共产党员“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1959年春，党内尊敬的“五老”之一——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他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在这里，谢觉哉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毛泽东一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毛泽东毕生为彻底实现人民民主而奋斗，反复强调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对那种依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

　　他时刻警惕任何可能导致脱离群众的现象发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他在重申这些规定时强调说，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1950年9月，毛泽东得悉湖南准备为他修缮韶山旧居和修建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立即写信要求湖南省委负责人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同年5月和10月，他对沈阳、北京两地请示中央计划在沈阳市区和天安门前修建毛泽东铜像的报告上批示，坚决反对这样做，说这样做“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 1954年起草宪法时，他断然拒绝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并亲自删去了过分称颂他的条文，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在这里，他把突出个人的不适当做法看作是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相违背的，这无疑是一个中肯而深刻的看法。他还十分厌恶和反对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给中央领导人写致敬信和送礼品、锦旗一类的做法，指出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中央规定，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给中央和中央领导写致敬信和发致敬电，机关团体一律不许送礼，过节不许送食品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然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这对于他制定正确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要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就要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权力观。他认为，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群众是这种权力的真正主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共产党、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种子与土地的关系”，是“血肉联系”而形成的有机体。这是我们的力量并获得胜利的源泉，是共产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列宁曾说，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毛泽东同样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怎样才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随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毛泽东作为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始终以身作则，彻底同“官国”传统决裂，为全党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是值得后世永远景仰和学习的榜样。

　　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认为，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他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如果说毛泽东当时关于防止党和国家被改变颜色的担忧，还包含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沙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赴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全党高度警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防止腐蚀的方针，雷厉风行地领导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指明了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由上可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的，它既反映来自母体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又是根源于经济不发达和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深刻的基础之上。因而，要彻底克服和根治官僚主义，就要在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同时，逐步改变官僚主义得以产生的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说可以放松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恰恰相反，而是说明反对官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把官僚主义的危害及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也才能有利于逐步消除官僚主义赖以产生的条件。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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