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陈之骅来源：《高校理论战线》 2013-07-19 750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现实的，有内部的、外部的，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等。但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背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最终瓦解了党，同时毁灭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这条错误路线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歪曲、否定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而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同时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一

　　最初遭到否定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因为如果不算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一共不到三年的短暂执政时期的话，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否定这段历史，才能显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简单地说成是一个“停滞时期”，毫无成就可言。当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是在他执政的后期，苏联党和国家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体制改革半途而废，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意识日益僵化，领导干部腐败和严重脱离群众，以及对外扩张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问题都是应当认真总结的。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团漆黑。勃列日涅夫执政期前期的业绩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他上台以后，很快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草率改革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取消“工业党”、“农业党”，恢复统一的党的组织，同时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被公认为苏联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其结果使得1966—1970年生产总值年均增加达7.4%[1](P30)，五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50%，而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终于赶上了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2](P41) 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基本上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批判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失误包括“大清洗”运动，并且继续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总的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连年滑坡，但始终保持着增长，1971—1975年年均增长率为6.4%，1976—1980年为4.2%，直到80年代初，这一数字还有3.6%。[1](P30) 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为苏联综合国力最强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另外，这个时期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是苏联历史上最高的。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在发展中孕育着危机的时期，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停滞时期”。

　　当然，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要还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而是针对斯大林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国民经济也迅速恢复。所以，要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要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进程。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是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20大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在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期批判的主要是斯大林个人，以及他在领导工作中的各种错误的话，那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由此发展到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自从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以后，批判和否定斯大林，否定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恣意扩大“大清洗”运动的错误，乃至否定卫国战争中党的领导作用的文章大批出笼。这些文章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突出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制度说成是沙皇制度的某种变种，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或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没有民主、自由。有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甚至连“扭曲”的和“变形”的社会主义也够不上。[3]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斯大林之所以犯了种种错误和“罪行”，主要根源在于制度;而要防止这些现象，必须彻底抛弃这个制度。

　　上述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斯大林执政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确实有过不少重大的失误和错误，但这不是当时历史进程的主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苏联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4](P87)

　　随着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者已经不以否定斯大林为满足，还进一步直接诋毁列宁和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根子在列宁，例如，经济学家瓦·谢柳宁在一篇发表在1988年《新世界》杂志上的文章中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的始作俑者正是列宁”。[5](P91) 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认为，“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就回避了问题的实质”[6](P11～12);“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7]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和临时政府的无能而发动的一个阴谋”;由十月革命引起的国内战争是一场“骨肉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布尔什维克党是这场战争的“造因者”，应对人民群众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负责。[8]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因为“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因此，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如果革命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以后就中止，那么俄国就可以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可能早已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了。而如果不搞二月革命，俄国也可以在沙皇统治下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要在农村形成一个富农阶级，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至此，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便完全暴露无遗。

　　二

　　在解体前夕的苏联出现的这股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批判和诋毁以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首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道路，从而为他们推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制造舆论，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9] 找到根据。

　　自从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方针，特别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之后，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很快泛起，否定党和苏联历史的现象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历史学科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在历史教科书中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因此，他提出必须重写历史教科书。[10](P54) 1987年2月，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更具体地指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11] 这个讲话，成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对苏共和苏联历史重新审视的公开号召。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透露，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卡达尔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12](P55) 1987年7月21日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表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暴露在公开性原则的聚光灯下。现在，接连不断的文章、信件、回忆录对斯大林的每一个重大行动提出了疑问”。[13](P61)

　　苏共中央决定重新编写一部党史。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对此提出要求说：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历史上的“痛苦”和“灾难”情况时“应该表现充分的明确性和彻底性”。1988年6月，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指出，认为重新审视历史“是取消社会主义原则和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完全错误的”。同月，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发表文章，对苏联中学的历史教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们充满着“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并要求编写一本“诚实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已无法进行，以致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当年历史课程的考试。[14](P339)

　　苏共中央起先准备编写一部新的多卷本苏共党史，后来觉得任务太重，于是决定写一本简明的《苏共史纲》。为此，于1988年7月，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任主席，成员有雅科夫列夫、卢基扬诺夫、瓦·梅德韦杰夫以及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工作的助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格·斯米尔诺夫等人。具体的编写任务落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学者们身上。[15](P195)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虚无主义行径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党内以政治局委员叶·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反对这样做，认为应当肯定历史上光辉的一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曾经有过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们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过分了，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信中还明确反对“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一意孤行。《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由雅科夫列夫执笔并经戈尔巴乔夫修改的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编辑部文章，诬蔑安德列耶娃的信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雅科夫列夫把自己的这篇文章称之为“我们政治局的纲领”[16]。此后，批判斯大林，诋毁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恶浪便进一步高涨。

　　第二，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是由一部分文学家、政论家打头阵，而一些历史学家只是在后来才逐步跟上的。从1986年起，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方针的推动下，苏联一大批过去被禁的和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作品先后公开发表和放映。这些作品大部分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的各种阴暗面，包括大清洗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遭受迫害者的悲惨命运。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作家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田·阿布拉泽导演的电影《忏悔》。前者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党内斗争，主要写斯大林与基洛夫的矛盾，并含沙射影地指出基洛夫的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后者以寓言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专制制度”，它是在谢瓦尔德纳泽支持下摄制完成的。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与放映都是经过他本人同意的。[17](P377～378) 一些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利用这类作品的问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斯大林的“集权统治”，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封建式的独裁制度”。他们是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的先锋队。

　　但是，苏共领导人心里明白，文艺作品只能给人以感性的印象。要使群众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必须依靠史学著作，也就是说必须“重新审视”乃至改写全部历史。在斯米尔诺夫院长的敦促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学者，主要是苏共党史研究室的成员们终于找出了苏共党史上的100多个“空白点”，但是对如何填补它们却感到茫然。[10](P58) 对于党中央交付的编写一部新的苏共党史的任务，他们也没有能完成。

　　历史学家的滞后不能不使苏共领导人感到焦急。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的历史学部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历史学家应公开向社会认错，承认没有向国家和人民提供真实的历史，从而使人民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损害。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马尔楚克甚至指出：“生物学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他们摆脱了过去的污垢，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科，历史学家也应该这么做。”但是与会者没有响应这一建议。[10](P61)

　　历史学家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才行动起来的。但是直到最后似乎也没有完全符合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他们沉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至少说明在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观点尚未全部泯灭。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对当时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特别是对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片面性正在进行反思的原因所在。

　　第三，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在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更换各大媒体的负责人。他撤去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负责人的职务，同时把一批信得过的自由派分子安排到领导岗位上。例如，被戈尔巴乔夫称为“刚愎自用的哲学家”[17](P382) 的理·科索拉波夫被撤去了《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调到莫斯科大学任教，由自由派哲学家弗罗洛夫取而代之;自由派分子维·科罗季奇被任命为著名的社会政治刊物《星火》周刊的主编等。从此，这些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便成为积极批判苏共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它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它们有时是无中生有，有时则利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缺点和问题，加以歪曲、夸大，在读者、观众中散布对革命历史和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情绪，使他们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些内容由于涉及了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敏感问题，而且体裁多样和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批判尼·安德列耶娃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大报刊相继发表不同形式的文章，对此进行呼应。它们按照编辑部文章的调子，把反对丑化苏联历史、反对诋毁苏共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为“改革的敌人”和“保守势力的代表”。正如利加乔夫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敢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将遭到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打击”。[18](P238)

　　一些媒体除刊载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文章外，还开展各种实际活动，为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推波助澜。例如，被誉为“公开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谓的“良心周”活动，内容有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歪曲历史的被禁影片、集资建造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等。一些编辑部还通过与读者的联系，将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资料公开发表。[19](P321) 很多杂志由于发表了各类解禁作品而发行量大增。例如，大型文学杂志《新世界》因刊载了亚·特瓦尔多夫斯基为纪念他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遭流放的父亲而作的长诗《回忆的权利》而名声大振。那一期杂志的发行量竟达到了68万份之多。

　　关于报刊和新闻媒体在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所作的一次讲话中有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述。他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入侵我国时用火和剑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虽然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19](P273)。

　　第四，在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既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并以此来填补所谓的“历史空白点”。为此，一些人开始更多地追忆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并要求公开这位沙皇被害的真相。他们出版了一批以前被禁的有关著述，公布了一批关于尼古拉二世和二月革命的回忆录。1989年4月，莫斯科一位名叫格·利亚波夫的作家在第4 期《祖国》杂志上公布了尼古拉二世一家被革命战士处决的事实，同时说早在10年前他就发现了沙皇一家人的遗骸。[20](P480～481) 这一消息引发了一场对这些遗骸的真伪问题的讨论。显然，这并非一般的考古活动，而是为了证明十月革命的残酷无情和违反人道。

　　1991年《十月》杂志第1—3期连载了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白卫军将领邓尼金的个人回忆录《一个俄国军官的道路》，第10、11期又发表了他写的《俄国内乱史》。在这些著作中，发动国内战争的沙俄将军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此外，已经被革命抛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大量资料也被公开发表。一些人便利用它们来诋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的是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虚无”的则是已被推翻了的阶级的代表人物和革命运动的反对派。他们的目的是要重新审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去寻找一种另类的历史规律。

　　历史虚无主义造成了党内外严重的思想混乱。很多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因而开始向往资本主义。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娅一开始还是主张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的，但到了1990年，当她看到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原来是如此的“腐朽”时，就改变了看法。她站到了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5](P91) 又如伊·西拉耶夫原来是一名党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由于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于1991年退党。他在1990年10月说：“和70年代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5](P165)

　　以上是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几个特点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苏联史学界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存在一些不应该有的“禁区”，或者说“空白点”。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解决的。关键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填补历史空白点”和“打破禁区”。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把有关历史现象放到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去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清主流和支流，那么就必然会得出正确的、与历史虚无主义者完全不同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70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2] 参见[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苏]尤·阿法纳西耶夫：《历史学家的回答》，《真理报》1988年7月26日.

　　[4] 转引自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

　　[5] [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今日苏联东欧》1991年第1期.

　　[7] [苏]尤·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3月12日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8] [苏]帕·沃洛布耶夫：《苏联史学家对十月革命史研究的新角度》，《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

　　[9] [苏]米·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10] 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11] [苏]《真理报》198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