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炎黄春秋》对毛时代外交政策的污蔑

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汪亭友

中华魂杂志 2009年第11期

今年是新中国外交60周年。系统总结新中国60年的外交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外交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如果出于某种目的而歪曲历史，显然达不到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的目的。某刊物前不久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为了颂扬某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的所谓功绩，公然提出“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依据在于“上世纪50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70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①这里姑且不论这位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历史贡献，单就文章提出的两条依据作些分析。事实表明，这两条依据缺乏根据，严重违背历史，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提出“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依据之一，就是“一边倒”战略意味着中国“自己不要独立自主”。众所周知，“一边倒”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创立之初确立的外交方针，其基本内容是中国要坚定地站在苏联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我国坚持并实施这一外交方针。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是否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主动放弃独立自主，从而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要搞清楚“一边倒”的含义。“一边倒”是个政治概念。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1949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他重申中国要站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一边，反对倾向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提出要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在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背景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选择倒向社会主义的一边，倒向苏联的一边，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外工作方针的延续，是由当时国际斗争的复杂状况所决定的。当时的国际社会，存在两股主要政治力量，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前途。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世界革命力量的代表，他们坚定地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从事着具有光明前途的社会主义事业；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代表，它们联合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结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战线，时刻准备发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活动。面对这样的国际革命局势，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除了联合社会主义力量，别无选择。所以，毛泽东说：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不偏不倚是梦想。③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思想的实质，是中国人民要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边，而不要站在反动派的一边，站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一边。之所以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一边，是因为当时的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是正义的一方，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④中国人民要站在正义的一边，要站在世界人民的一边，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的严正立场，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党对外工作中依然坚持的政治路线。

须知，提出“一边倒”，决不是要丧失对外关系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党在对外关系中一贯坚持“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这项根本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实行“一边倒”的新中国初期也是如此。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⑤。他还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⑥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明确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⑦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提出发展对外友好的对象，并不限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出“一边倒”的同时，我们党还提出了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但不管与什么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必须保持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即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发展与别国的关系。这一方针既是新民主主义对外工作方针的延续，同时也贯穿于新中国60年外交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独立自主作为一项外交方针，我们党一直没有动摇过。从建国前夕，我们党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内容还可以看出，有人断言“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⑧，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

须知，实行“一边倒”并非不顾国家利益，完全听命于苏共，跟着苏联走。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没有听命于苏共，没有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走，没有因为“一边倒”而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丧失独立自主的原则，看苏共的眼色行事，事事屈从于苏联。相反，我们党在与苏联既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绝不做苏联的附庸。有人说中共一贯接受苏共的领导，这纯属无稽之谈。

新中国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工作方针，不仅用于处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同样用于处理中国与苏联、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独立、平等的关系。对于苏联正确的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要给予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单方面的），包括支持和维护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为首的地位；而对于苏联错误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等重大问题时，决不因为苏共的为首地位而屈从，决不因为苏联的压力而丧失原则，相反要给予必要的抵制与坚决的斗争。“一边倒”的前提依然是建立在独立、平等、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之上的。有人说：“一边倒”的要害，是中共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关于中共是否遵从苏共领导，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等繁重任务。为了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这次出访的任务非常艰巨，主要是希望苏联废止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平等的基础上两国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意义重大。但斯大林不想签订新约，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持了近半个月。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其他新的协定。显然，新中国这一外交成果的取得，与中苏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双方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等因素有关，但毛泽东在顾全社会主义利益的同时，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与正当权益，这一因素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促使毛泽东即便面对像斯大林这样的国际共运领袖，也不轻易让步，凡事要据理力争。他后来回忆道：“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⑨他还说：“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⑩。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经历至少告诉我们一点：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搞“一边倒”就丢掉了独立自主。相反，毛泽东希望在独立、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发展中苏关系。唯其如此，两国友谊才能健康、持续、长久。遗憾的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大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搞修正主义，挑起中苏论战，严重破坏了中苏两国、两党的友谊，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倒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一反面事例也恰恰说明我们党坚持了独立自主。

认为照搬苏联模式是中共缺乏独立自主的表现，这也是缺少事实依据的。诚然，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理性看待苏联的经验，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党屈从苏共、被动接受苏联模式而发生的。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曾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这些国家迫于苏共的压力，在很多方面包括在如何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得不按照苏方的要求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即这些国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赢得解放与独立的。这为苏联以扶植亲苏势力等方式介入甚至操纵这些国家的内政创造了条件。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与东欧国家完全不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使之中国化的结果，是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浴血奋战的成果。苏共没有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共接受苏共的领导，从而要求中国全盘接受苏联的做法。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上，我们党依然强调独立自主，主张辩证地看待别国的经验。一方面，独立自主并不是要搞关门主义，因此在建国初期我们主动学习苏联，毕竟苏联是当时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另一方面，学习苏联的经验，不是脱离国情盲目地照搬照抄。相反，要科学对待苏联的经验。要独立自主地学习，要有自己的创造。比如，对待民族资本家我们党就没有直接剥夺其生产资料，而是采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列宁曾提出但在苏联没能很好实施的伟大构想。在农业合作化中也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这些独特的做法，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以苏联为榜样，但在具体道路上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借鉴别国经验的生动表现。

对于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要有一个历史的态度。一方面主动学习苏联是必要的，实践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因为苏联模式的弊端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种种因素被长期掩盖着；苏联的做法中哪些有问题，哪些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看得出来，总要经历一个由不知到有所知、由吸取经验教训而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习苏联是否会有失误，而在于对待苏联经验的态度，在于对待出现问题的态度。实际上，以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吸取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系统探索。

总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以苏为师，并不是出于外力的强迫；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照搬照抄的问题，也是我们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并不存在因为“一边倒”而丧失独立自主、因为缺乏独立自主而照搬苏联模式这样的逻辑、这样的问题。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就给予“一边倒”方针以很好的说明。他说：“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11}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照搬苏联的经验，是指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不顾国情照搬了苏联，主要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比如在所有制上过分追求一大二公，推行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这与一些人指责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的含义不同。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既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照搬了苏联的社会制度，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如果把属于社会制度层面的内容看成我们党照搬苏联模式的表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我们党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而实行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凡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这些共性特征，因此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这并非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如果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就因此认为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进而以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为名，根本否定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制度，则是大错特错的。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本身，这样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一条线”战略也不是不要独立自主

提出“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另一依据，就是“‘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因为在推行“一条线”战略的过程中，中国“迁就美国”，被美国所利用，“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从而“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12}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终止了“一条线”战略，改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推出，是由于“一条线”战略失败的结果。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一条线”战略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事实说明，“一条线”战略并没有使我国失去独立自主。而且这条外交战略的成功实施，为新时期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创造了条件。

“一条线”战略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国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提出从东边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加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努力，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思想。这是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为摆脱20世纪60年代与美、苏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果断做出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一般认为，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时，首次提出了这一思想。他明确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些目标相同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次年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团结“一条线”周围的所有亚非拉国家。

“一条线”战略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还多次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从毛泽东、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以及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看，实行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上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实行这一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利用美、苏争霸的矛盾，利用日本、欧洲等第二世界国家与美、苏之间的矛盾，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联合包括美、日、欧在内的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一个着重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解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

我们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酝酿“一条线”战略。当时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的主要战略方向是美国、欧洲，美苏之间争夺是主要的，勾结是次要的。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当时中央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是有根据的。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改变。相反，勃列日涅夫加紧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还把核导弹基地的攻击方向对准中国，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境内的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体，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武器打击。面对这样严峻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提出“两霸”之一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要联合美国等国家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他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13}

毛泽东还提出，联美抗苏是必要的，但不能让美国利用和控制我们。美国也是一个霸权主义国家，是“两霸”中的一霸。如果在联合一霸反对另一霸过程中，我们失去了独立自主，反被美国利用和控制，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么，即便摆脱了苏联的威胁，也会得不偿失。故而，在联美抗苏的斗争中，我们党非常注意与美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警惕并防止中国被美国利用和控制。

1972年1月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访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他向周恩来转达美国总统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他狂妄地宣称：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商议，洞察到美国企图借苏联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1月6日，周恩来对黑格予以严厉批驳：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黑格表示了道歉。

1973年11月10日，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一些重大建议，周恩来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才能决定。{14}但是在11月17日，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叶剑英会谈中态度软弱，屈从于美方，说了错话，同意接受美国“核保护伞”。因此他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15}他要政治局分两个组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据此对周恩来进行了“卖国投降主义”的攻击。周恩来违心地做了检查。

以上事例反映的是在“文革”这一特殊的环境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一些误解，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在与美国交往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何等的重视！在联美抗苏的斗争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决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感情，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在1975年10月，基辛格第八次访华时，美国的企图是以苏联威胁恐吓中国，以一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利诱中国，使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毛泽东决定利用美苏矛盾，但拒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他批评基辛格说：“靠不住”，“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基辛格随后提出，美方准备在军事上对中国提供帮助。对此，毛泽东表示，军事方面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16}

一些人攻击中国在联美反苏中迁就美国而丧失独立自主的主要借口就是台湾问题，如有人提出“美国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其实这种指责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美国拿台湾问题压中国是一贯的，这是由这个国家的侵略本性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一面不承认新中国，另一面依然支持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伪政府，企图占领台湾，分裂中国。朝鲜战争之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陷入僵局。中美关系解冻之前，中国的立场是，如果不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之间就不能进行外交关系的谈判。要联美抗苏，同时结束越南战争，有必要调整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台湾属于中国的原则不能让步，但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中美可以谈判。当时有人反对和美国谈判，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

此后在中美建交谈判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中方的坚持与要求下。1972年2月28日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可见，在“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并没有拿原则作交易，为迁就美国而牺牲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至于说如何看待“一条线”战略与后来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在方法论上，不能把两者看成对立的关系，看成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全否定。有人引用邓小平1985年8月4日（其实是5月4日）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的一段话：“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7}并据此得出结论说：邓小平认为并率先指出70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对邓小平的误解。

邓小平是充分肯定“一条线”战略的。1985年9月14日，他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在谈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他指出：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18}

“一条线”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实现了最初的目的，也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个战略巧妙地利用了西方世界与苏联的矛盾，有效抵制了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这是新中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的极其重要的成果。如果没有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摆脱了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地位；如果没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如果世界的局势还没有缓和，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很难在20世纪80年代初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即便强调了也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与“一条线”战略对立起来，甚至以后者否定前者，看不到两者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当然，“一条线”战略是时代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需要根据形势的需要，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美、苏依然争霸，世界并不太平，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在另一方面，苏联的霸权主义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有所收敛，苏联自身问题日益凸显，特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有缓和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增强，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随着美国借台湾等问题上频频向中国施压，中美之间矛盾凸显，继续搞“一条线”战略已无必要。中国不能把自己拴在一辆战车上。在这个背景下，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1982年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着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在谈到我国外交战略从“一条线”到强调独立自主的转变时，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只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够，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不赞成谁，这样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包括欧洲、日本和大洋洲人民的利益。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和平的力量，即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把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基于这种判断，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从‘一条线’的外交政策改变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依据。”{19}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新时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显然，并不是因为“一条线”战略没有独立自主，才需要提出新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总之，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一条线”，建国后前30年的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是60年外交政策贯彻始终的一条红线。它是一贯的、不动摇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民族的传统。“一边倒”、“一条线”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形势形成的策略思想，它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因为“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一条线”与美国结盟而丧失了独立自主，这是用策略的变化来否定总的指导思想。这样做完全不符合事实，应据实予以批驳。

注释：
①⑧{12}宋以敏：《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第21页、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⑤《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5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5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参见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77页。

{14}周恩来同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6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5}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6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4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74—10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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