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合作胜出商业资本——供销合作社的红色基因
今天讲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消费合作社的例子。
通过这个案例，就是想说明供销合作社（一个基层合作社）可以通过社员之间的合作以及合理的管理，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甚至可以战胜商业资本。今天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比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消费合作社的条件不知道好多少倍，而且在大数据时代，全国供销合作社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全国性的大平台，为各级供销联社以及社有企业、基层供销社提供平台服务，使整个供销合作系统实现巨大盈利的同时，为城乡社区居民以及农村各生产主体（尤其是个体农民）提供服务，并完成国家要求的政治任务。
共产党从领导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就是一心想着老百姓。而为了老百姓，就要组织工人、农民进行合作，最初的合作就是消费合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共产党领导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
一、安源煤矿及其工人状况
安源早在唐朝就被发现煤的储存、煤炭的产量极为丰富。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诞生，成了既有煤矿和冶炼厂，又有铁路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安源的煤矿成了公司的一部分，这里采用西方的采掘方法，有工人一万余人，仅在矿井内的采煤工人便有六千余人，每日可出煤两千余吨，炼焦炭七八百吨。
安源煤矿的煤和焦炭除了供应本矿及株萍、粤汉铁路机车作为动力煤之外，其余都运往汉阳和大冶，供应两处的钢铁厂作为炼钢的原料。过去两处炼钢需要的焦炭均是靠进口，向欧洲的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购买，本来价钱就不低，加上远途转运价格更是昂贵。这样，本地安源的煤和焦炭便成了抢手货，自然能卖上好价钱。
但安源工人的收入却并不高。煤矿工人被称为“炭古佬”，干的是阴间的活，拿的是阳间的钱，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更低，当时井下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二角三分，而且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里，矿局交由包工头代发。按照当时行业的潜规则，包工头照例七扣八扣、层层盘剥，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一角多点，包工头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贫富差距极大。
除了由包工头代发工资外，煤矿中还有两条潜规则盘剥工人：一条是“吃点”，另一条是“卖空”。
“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佣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就成了工头的囊中之物。“吃点”表面上看是在欺骗矿局，实际上吃亏的却是工人，矿局要的是三十个人的产量，这二十个工人就要完成三十个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增，工作时间延长，通常每天都要劳动十二小时以上。
“卖空”就是虚报产量，克扣矿井的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以次充好。这条潜规则最终吃亏的仍然是工人，尤其是克扣材料费往往会使采掘的危险性加大，导致事故频出，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因工死伤时有发生。
煤矿工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工作，挣这么点钱而且伤亡迭出，自然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但由于没有组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往往遭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镇压。包工头与矿局职员、安源的帮会彼此之间都有勾结，无组织的工人就成了弱势群体。
大家听到的一个京剧叫《杜鹃山》，其中女党代表柯湘出场唱了一段《家住安源》的唱词介绍身世，“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就是安源矿工悲惨境遇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
二、安源工人消费社成立的背景
矿工工资低，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归结于命不好。矿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工人们像一盘散沙，喝酒赌博、打架成风，有的自叹命苦，烧香拜佛，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
安源矿工的悲惨境遇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与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宣传品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因为工人多是文盲根本不识字而收效甚微。
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必须要有觉悟；要想有觉悟，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识字；要想识字，就必须先有学校。顺着这条逻辑思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于1921年底派了得力干将到安源实地考察，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毛泽东和李隆郅。他们的结论是首先帮助工人办一所学校，进行启蒙，一步一步地来。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老师。
补习学校的首席教师是李隆郅。因为名字笔画太多，工人们不好认也不好写，就把名字改成了李立三，从此本名李隆郅除了偶尔出现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上之外，很少有人记起，反倒是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工人中如日中天。
共产党帮助安源工人办文化补习学校，本意是启发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利益，按理说应该受到工人和家属的欢迎。奇怪的是，不仅工人和家属欢迎，办校初期安源煤矿的资本家对此也表示了接纳的态度。矿局也看到，矿工进了学校之后变得文明了，工人们赌钱、喝酒、打架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正应了那句话：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减少一座监狱。
共产党以补习学校的名义代表工人出面说话，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有个工会组织。但直接成立工会必然为资本家和包工头所不容，于是共产党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方法，先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来，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192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
本想着办工人俱乐部应该比补习学校更受欢迎，不料事与愿违，应者寥寥。李立三私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毛病出在俱乐部提出的口号上。当时办俱乐部的口号有八个字，叫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工人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之间联络感情更喜欢在酒馆里进行，根本用不着去什么俱乐部。此外，下窑挖煤的工人之间似乎也没有多少知识可以用来彼此交换。
既然高雅行不通，就来通俗实惠的，要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
三、消费合作社的成立
俱乐部改变策略，将“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八字口号换成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的十四字口诀，这一改立竿见影，果然吸引了工人和家属的关注。
于是，1922年7月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了，李立三兼任经理。安源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共产党在安源建立的这个最早的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为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工人的罢工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刚成立的时候本钱不过百元，比普通的杂货铺多不了多少。原始股本由补习学校和工人共同凑集，工人可以任意入股，几个铜板不嫌少，几块光洋不嫌多。
1922年9月，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工人共认购1.56万余股，股金7845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1]
经营什么商品赚钱呢？合作社最初的经营方针是以布匹为主，搭配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工人下井采煤最费衣服，布匹的销路应该不会错。既然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至于赚不赚钱却并没有放在经营者的心上。加之经商的经验不足，初期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营业计划，甚至没有统一的账簿，经营混乱，资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开办仅数月总经理就三易其人。
四、消费合作社：工人做股东，生意很红火
真正使合作社在经营上有起色的，还要归功于毛泽民。1922年下半年，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上任伊始，为了把合作社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毛泽民决定增加经营品种，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兼卖进步书刊、识字课本，尤其是从长沙、汉口等大城市购回时尚商品，提高竞争力。同时规范经营，建立起正规的店规、簿记，定期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让入股的工人尝到当股东、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为了扩充资本金，就要重新募股；要想扩大股东的规模，就必须给股东更大的经济收益，人们才愿意入股。毛泽民决定给股东们更大的实惠，规定股东从合作社中购买商品不仅比在其他商店便宜，而且也要比普通人购买的便宜，相当于股东可以享受到安源地区的商品最低价。
又可以分红，又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有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当股东？
于是工人纷纷入股，不仅合作社的本钱越来越大，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合作社的采买人员也是股东，进货的时候格外卖力，腿勤嘴勤，货比三家。廉价灵活的销售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合作社的货不仅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顾客还可以拿本地土特产换货，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
合作社生意越做越火，安源的商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安源市消费的主体是路矿工人，工人都成了股东到合作社消费，直接影响到其他商店的经营。安源周边地区约有一千五百家商店，有米店、钱庄、杂货铺等等，商业繁荣，规模稍大的商户便联合起来与合作社抗衡，这些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出手极为凶悍，企图一招就把合作社置于死地。
商人们开始囤积了大量资金，秘密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他们打算将合作社的货物吸纳干净直至无生意可做之后，再将吸纳的货物加价倒卖，这就叫做“因风吹火、借力打力”。起初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不知是计，甚至还为货物销售顺畅而高兴。但是，从近乎疯狂的销售量和一张张貌似顾客、似曾相识的面孔上，很快就察觉出不正常。
怎么办？卖还是不卖？
卖虽然能获些小利，但商品断档之后短时间供货不及，货物价格自然会被对手抬高，他们不仅能坐享其成赚到大钱，而且更增加与合作社打价格战的资本。不卖似乎又没什么道理，有东西不卖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的声誉，而且会给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见此情景，毛泽民苦想对策。货物该卖还是要卖，但不能这么卖。怎么卖合适呢？毛泽民胸有成竹，如此这般吩咐下去，店员门依计而行。
第二天，每位前来购货的工人及其家属，手中都多了一张小牌牌，这是店员们连夜赶制并发放下去的购货卡，合作社凭牌供应现货（这也是共产党最早实行的定量票证供应，开计划经济的先河），限制无卡大宗供应，对手派来套购的人立刻傻了眼。
合作社货物卖出的速度立刻减缓下来，毛泽民又派人加快采购速度，加大采购数量，星夜运回安源以更低价格抛售。这样，商战对手既无法将合作社的商品买空，已经套购的商品又积压在手里，大蚀其本，欲哭无泪，只得败下阵来。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合作社稳稳地站住了脚，自此无人敢再叫板，商业对手对外表木讷的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刮目相看。安源工人从商战中得到的实惠，这是光靠撒传单、耍嘴皮子所无法企及的。事后，毛泽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
确实如此。安源工人从当合作社股东这件事上，初步尝到了当主人的滋味。工人们又不是受虐狂，能挺起胸膛当家做主，谁还愿意再当牛做马？[2]
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仅实现自身发展，而且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经济支撑。“通过创办和成功经营合作社，确保了工会经费来源的充足与稳定，使俱乐部逐步积累起较为雄厚的活动经费，为安源工人运动提供了经济支撑，为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和中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经济援助”[3]
五、结论与启示
1，合作经济做好了，不仅自身可以维持生存，而且会有更大的发展。
2，合作社一定要有很好的领导和制度设计，领导者一定要为合作社发展着想，而不是只考虑自身利益，当时的革命者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面对强者，任何弱小个体都是牺牲品。多年来的家庭承包经营，个体农民面对社会资本，就是一个弱者。买东西（农业生产资料）、卖东西（农产品）在市场的冲击下，都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剥削，所以，随着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建立，最早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统“的层面上，做个体农民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供销合作。就是说，当时认为，生产力水平不高，不应该在集体中进行生产，于是实行小农生产，那么，小农生产了，供销合作就应该发展起来，带吸收农民到供销合作社中来，这样可以解决农民不受社会资本盘剥的问题，从而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但我们的供销社改革却一直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错过了吸收个体农民入社的机会，农民种地养殖不能赚钱的情况下，只能弃耕而走它乡。
4，而且只要是供销合作做好了，农民是愿意加入的，如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们参加的积极性有多高！
5，这里我们只是讲了一个成功的消费合作社，一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但合作社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一个小地方的供销合作社搞起来，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搞供销合作，而且这个全国范围内的供销合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有了很好的制度基础。
[1] 中国最早红色股票诞生安源(图)--江南都市报．江南都市报 [引用日期2022-07-27]
[2] 关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叙述，主要来自马祥林《红色帐簿》，北岳文艺出版社，第34-42页；图片来自于网络。
[3] 文侃，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营经验与历史意义，《中国合作经济》，2022年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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