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明 李建平：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纠正错误认知、错误观点和错误论调

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

林贤明 李建平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厘清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部分人富裕和全民富裕”“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经济与政治”“中国式现代化和‘福利社会’”“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三次分配制度”“城乡与区域关系”“市场与政府”“实现共同富裕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基本关系，纠正当前对共同富裕的错误认知、错误观点和错误论调，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推进共同富裕的磅礴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理论旗帜上，“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p.200)这应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共同富裕的最早表述，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稳步前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本文围绕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问题，凝练需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以期进一步凝聚共识，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一、要处理好“部分人富裕”和“全民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主张。在这一进程中，必定会出现阶段性的部分人先富现象。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的问题，有人对“先富”带动“共富”产生了疑惑。处理好“部分人富裕”和“全民富裕”的关系，对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夯实群众基础，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共同奋斗、共同富裕的良好氛围有重要意义。

首先，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民富裕”通过共建共享发展成果、普及普惠基本公共服务，使全体人民能够过上美好生活。共同富裕从整体意义上来说是普遍的富裕，要覆盖全面的人口，是全体人民都能从中受益的共同富裕；要覆盖全面的区域，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强调的普遍富裕，是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人都不可掉队，但并不等同于整齐划一、平均主义或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富裕，更不是搞均等富裕，不是在低生产力基础上搞平均主义和无原则地“吃大锅饭”，而是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允许一定合理差距，以激发社会活力和提高社会效率。“全民富裕”需要依靠全体人民齐心协力和驰而不息的艰苦努力，需要汇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用实干构筑创造共同富裕的平台，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不懈奋斗。

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激发全社会奋斗意志、必胜信心，使之转化为干事创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国家需要为个人奋斗营造有利条件与环境：要提高社会大众受教育程度，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大众创新创业能力，增强大众发家致富本领；要为人人参与发展提供机会；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法治供给，养成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奋斗致富的社会风气。要以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鼓励人人尽显其能，推动处处迸发活力。

其次，共同富裕是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富裕的过程。

从消除贫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递进式发展的过程。遵循量变质变规律，从少数人先富到多数人富裕，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一个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长期过程。今天提出共同富裕，难免令人想起平均主义。共同富裕并非空想化的共产主义，更不是平均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共同富裕不曾与平均主义划等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认可劳动能力与劳动贡献之间的差异，以合适的收入差距推动更多的劳动付出。在新发展阶段，每一位社会成员通向富裕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但所拥有的资源有多寡，个人素质能力也有差异，对社会贡献必然也有大小之别，富裕程度也肯定会呈现出差别性。承认此类差别性，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为低层次共同富裕向高层次共同富裕迈进提供足够动力。在这一进程中，必定会出现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区域先富起来的现象。先行富裕起来的人群和地区，应当帮助后富人群和地区，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二、要处理好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是一个社会同时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结果。人们较容易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收入不高，把共同富裕的目标聚焦于物质层面，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追求。新时代扎实推进的共同富裕最终要实现的是高层次、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是使全体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发展的富裕。因此，我们要处理好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关系，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理应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高度统一。共同富裕旨在持续推动人的素质多方面、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实现共同富裕，充分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他反复指明我们要建设的是高度物质文明与高度精神文明共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发展经济，还要把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搞得更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并重抓。精神富裕意味更高层次的追求，具有更宽泛的内涵，所包含的是要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从原来的物质文化领域延伸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层面，包含积极健康的身体素质和社会心态、宜居宜业的社会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普及普惠的公共服务等，是人们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综合体现。近年来，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更加鲜明，人民精神生活滋养更加丰厚，人民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综上所述，实现共同富裕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整体推进、平衡充分高质量发展。

要增强精神生活的富裕，需要坚持推进文化改革，凝聚起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一是继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二是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事业，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激发全社会奋斗意志、必胜信心，使之转化为干事创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这一点上尤其需要加强互联网空间管理和内容建设。面对90后、00后网络原住民，必须进一步清朗网络空间，供给更多具有思想内涵和精神营养的文化产品，让网络空间成为有益于网民身心健康成长的场域，助力青年成长为信仰坚定、心态健康、刚健有为、朝气蓬勃的时代新人。

三、要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的关系

共同富裕不是乌托邦，而是在远大目标指引下分阶段、分层次逐步实现的过程。目标是一个硬性指标，有长期和短期之分。任务是实现目标所必须完成的，先有目标，然后用任务完成目标。长期目标可以确保我们不迷失方向，而短期任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确保长期目标最终实现。有人认为，当前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共同富裕轻轻松松就能实现，这显然没有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和短期任务相统一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的关系。

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事物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由毛泽东在党的文献中首次论及：“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p.495)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提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4]这为新时代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推动共同富裕获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目标与任务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一步步从理想照进现实，这一伟大实践强有力证明了共同富裕要分阶段加以实现。中央财经委在首次召开的会议中提出“打好三大攻坚战”，在第四次会议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在第十次会议中提出“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把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进程具体化、层次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分阶段分任务逐步进行：到“十四五”时期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共同富裕不能等，却也不能操之过急，要将长远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目标，将各阶段任务一项项具体化，按照目前情况把能做的事情尽快完成，积小胜为大胜。共同富裕的推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做好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两手准备。

四、要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当前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共同富裕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毛泽东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受政治影响的经济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早有明确表述。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涉及经济层面，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党的重大历史使命，是关系党的执政根基和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站在全局高度去领悟和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历史进程的总体定位。

首先，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实现共同富裕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富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反映，是“做大蛋糕”的表现；“共同”是指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属于“分好蛋糕”范畴。“做大蛋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分好蛋糕”是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没办法克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才能“做大蛋糕”，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实现共同富裕要靠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同成为内在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畅通人才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要努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其就业主渠道作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如何继续维持“蛋糕”快速做大，即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这是共同富裕急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其次，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维护、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对人民作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这是我们党初心使命的真实表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政治。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稳扎稳打地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执政思想，展示了一条通往现代化图景的新道路。纵观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共同富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彻底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可以使全体人民更加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使世界人民认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非同寻常的贡献。

五、要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关系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当前有些人以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触动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所谓全体人民“共享富裕生活”为例证，认为实现共同富裕与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与社会制度无关，这是一种错误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福利国家的本质区别，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关系。

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样也是老百姓的共同期盼。我们不遗余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是要携手步入共同富裕新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持续提高，老百姓普遍受益。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符合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趋势，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p.457)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我们党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福利国家有本质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调节计划，旨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企图通过公平的收入分配缩小社会阶级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德国的代表性做法是改善劳资关系、完善收入调节体系与兼顾经济政策的公平性。政府、工会和行业协会三方共同商议各行各业的总体工资涨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保持一致，同时利用税收调节、社会福利救济、慈善捐赠等渠道调整收入差距。再如瑞典在20世纪60年代后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国家福利体系，瑞典政府操控和限制各种市场力量，收入初次分配由市场实现，再次分配强调社会福利保障性和整体性功能，把促进就业作为重要政策目标，实现国民收入在不同区域、行业和群体之间尽可能均衡分配。然而，事实上西方福利国家的这些政策措施对缩小贫富差距并无实质性帮助，富人避税或逃税办法比人们想象多得多，不平等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供的数据充分表明：财富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不论西方国家的政策如何调整，只是局部和有限的改善，富豪与贫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不可能做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能真正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

对于上述西方福利国家要有正确认知。首先，脱离所有制条件，期望通过私有化、市场化来促进收入合理化是不现实的。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6](p.546)其次，我国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各个国家防止收入差距的经验仅有“形式”的借鉴价值，没有本质的参考意义。我国与西方国家在人口数量、发展基础、物质生产水平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区别，西方国家能做到的一些政策，我国未必能做到；同样，我国能做到的，西方国家也未必能做到。我国在设计再分配制度的进程中，可以借鉴“福利社会”的合理做法，但绝不能原封不动地套用。最后，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进程要遵循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但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和途径。尽管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参考，但是选择哪一条现代化之路，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而成功的现代化之路必然与本国基本国情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逐步富裕”“共建富裕”的统一，超越了西方福利国家以资本财富多寡为判断依据的富裕，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昭示，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为解决人类的未来走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要处理好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关系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有人将整治规范互联网平台、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常态化市场经济治理，解读为“打压民营企业”“收割民营资本”，这些认识既不客观，也是误导。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和保障，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方面不断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处理好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7](p.9)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要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继续保持和发展国有和集体成分，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就是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一方面，要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具有重要地位。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而产权关系则决定了分配关系。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化分配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其一，生产目的决定了公有制经济在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利用程度和惠及人民群众的程度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商品除重视其价值的一方面，也强调其使用价值的属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财富观，强调了住房的居住属性与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其二，公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使共同富裕的实现具备了现实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可以消除不劳而获的制度基础。在公有制经济中，尽管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和智力差异以及劳动效率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开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但这种差距不至于以达到不合理的程度，更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其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就业增加和普遍提高就业者收入，并在税收增长基础上推动社会再分配更加公平。无论是从长远看还是从现实的要求看，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进一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两项工作有一个没有做好，对于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来说，就会出现较大阻碍。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论调。一些人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另一些人则否定、怀疑民营经济，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这些都是错误的、有害的，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关键是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要积极探索多种公有制形态，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发挥国有资本在重大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方面的关键作用，服务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强国企改革，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以资本管理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使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要进一步打破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缺陷，清除各类有形和无形的障碍，营造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作用。健全有利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

七、要处理好三次分配的关系

财富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何改革和完善分配体系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通过不断深化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共同富裕扎实推进。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4]当前有一种论调认为“三次分配”是“劫富济贫”，这是错误的。“三次分配”虽然已成为国家基础性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其深刻内涵仍需进一步加深认识、统一思想。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处理好三次分配的关系，有助于在实践中把握好、推动好、落实好国家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重要举措，有效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第一，三次分配各有侧重，各司其职。第一次分配由市场主导。强调发挥市场的功能，承认基于创新、技术、知识、管理、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企业家、经理人、科技人员等按其贡献程度可以获取较高收入，但这种差异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是基于市场评估而形成的合理差异。要大力改善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重，完善合理的工资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8](p.580)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展望和需要，涵盖了幸福、快乐、健康、安全、和谐、自由、富裕等多个层面，与此相匹配，新发展阶段需要同步提升劳动力价值的占比，重点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重，使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使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呈正比。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建立健全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合法致富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稳固基础和接续动力。

第二次分配要更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其消极影响，引导资本更积极更有效更安全地服务于新时代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作贡献。要增强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包括完善税收征收机制，合理确定各类税种的税率和税基，强化税收监管和税收执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将财政资金更多地向基础性公共服务领域以及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政府要发挥兜底和调节作用，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围绕民生短板，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第三次分配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在改善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格局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企业和个人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志愿服务、慈善等公益方式对所属的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不断改善现有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对此，我们应健全有益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法规、激励性政策，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主动性，参与第三次分配，改善财富分布格局。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充分重视第三次分配在调整财富分配中的积极作用，但也要认识到第三次分配归根到底是依据自愿原则的转移支付，是建立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基础之上的补充性分配方式。对第三次分配不能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能有通过第三次分配“迅速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因此，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第二，通过三次分配协同联动，缩小收入差距，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共同富裕说到底是要依靠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发挥三次分配的协调联动作用，促进收入来源多元化，收入结构合理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总体生活收入水平显著改善。要实现全体人民总体收入水平提升，单单依靠某种分配方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注重分配方式的系统性，使三种分配方式环环相扣、相互促进，协调推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充分发挥三种分配方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相对优势，开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道路。初次分配要重视效率和公平并重，在充分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顾及劳动者所得的合理与公平。再次分配要更重视公平，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体现公平正义。第三次分配旨在调整财富分配格局，先富帮后富，促进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三者优势互补、协调联动，整体发力，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三次分配的协同联动，能有效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动力保证，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提升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发挥切实的作用，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当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能借由某一方案就能“速成”，更不可能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分配改革。

八、要处理好城乡关系与区域关系

我国区域辽阔，地区发展差异性大，各地在推进共同富裕中面临的问题和短板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我们始终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经过长期探索和不懈努力，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差距仍是制约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势利导处理好城乡和区域关系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

第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东部、中部、西部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对我国发展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着眼于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发挥先富带动后富效应。一是全面落实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提高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二是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对落后地区的扶持机制，优化区域合作和利益调整机制，加强对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扶持，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要把握新时代特征，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数字时代带来的契机。利用数字经济打破存在于城乡和地区发展中的各种束缚，促进均衡发展。数字经济能多渠道释放居民的多样化个性需求，并推动满足这些需求的小规模柔性生产发展，使偏远地区的小微企业也有机会参与头部平台的整体运作，以社会资源精准配置为核心，重新构建新型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变传统固化的商业价值链为发散的竞争的商业价值网，打破城乡时空限制、资源约束和地方保护。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区域产业分散化的带动，实现共享乡村应用场景的拓展，给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一定的帮助，补偿公共服务短板、加强政府服务水平以及实现数字基础设施更全面和平衡。

第二，关注农村和偏远落后地区的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和难点。目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若是没有农民农村的发展，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党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以缓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我们应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数字时代除新增大量与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相关的高技术岗位需求外，数字平台的广覆盖、高聚合功能，还实现了分散生产和个性化需求的快捷对接，出现了贴近消费的社区微工厂、带货主播的直播助理、物流配送的快递员等大量新业态、新岗位，这些岗位相对来说就业门槛低、需求量大、工作方式灵活，为广大普通劳动者开辟了机动灵活、平等多样的就业创业选择。

与此同时，农村精神富裕与生活富裕同步进行，是促进农村现代化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推动力。“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必须以文化振兴为重点，唤醒潜藏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接续绵延于历史时空的千年优秀文脉，激发出蕴藏在农民心中的文化创造热情，推动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朝着更加文明、理性、高雅的方向发展，这样，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会持续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也会更加显著。

九、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有效统筹效率与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当前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人鼓吹市场万能，贬低削弱政府职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只看到市场的弊端而看不到市场的积极作用，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应当支配一切，过分强调政府的职能。这些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改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更依赖于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宏观职能，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有效市场”为基础，以市场供求为导向，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顺畅和有序的流通。同时，要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要素评价贡献、以贡献决定奖励的机制。更要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充分尊重科研、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同时，充分体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优势，用行之有效的政策鼓励并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防范资本造成的消极影响，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调整重大比例关系，促进生产发展；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保障社会公正。政府是体制改革的主体，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和纠错作用，在确保稳定收入分配秩序的前提下推进共同富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协同推进，既是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成功经验的要义，也是未来发展应当始终遵循的根本准则。推进共同富裕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优势互补，只有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个方面，给予市场充分的自主性，同时让政府管好市场管不了的事情，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最大可能地规避市场风险，才能更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十、处理好实现共同富裕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探索，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党的领导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客观全面的过程，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始终，贯穿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历史性，启发我们要加强党对共同富裕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的全过程领导；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客观全面性，启发我们要加强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每一方面、每一行业的全领域领导。全过程和全领域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因而要处理好实现共同富裕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系。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牢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党中央依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针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和从2021年到2035年直至2050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全面勾勒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反映了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方向，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契合，保证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不掉队”，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凝聚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形成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组织力量。“上头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组织功能，凝聚组织力量，扎实推进党的建设与共同富裕深度融合，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推进调查研究纵深发展，要按区域差别、分阶段逐步落实共同富裕。压实领导责任，强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担当，打造推进共同富裕的骨干队伍，以基层党建引领形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真正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如税收调节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兜底保障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等。总之，全过程和全领域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保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加强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全过程和全领域的领导，保证共同富裕的正确航向，筑牢共同富裕的价值立场，形成共同富裕的能动势头，提高共同富裕的实际成效，落实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以上十大关系极大考验着我们党，我们党和政府有过人的胆识与远大的决心。处理好以上这十大关系，有助于确保共同富裕在正确的道路上扎实推进。

（作者简介：林贤明，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福建农林大学基地成员；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

[5]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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