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西方经济学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

西方经济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是维护资本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学说，是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反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学说。

摘要：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学格局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重新重视和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对立依然尚未解决。解决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研究项目，比较它们的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研究效率。从研究任务看，西方经济学以倡导、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为己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倡导、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为己任；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其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其哲学基础；从研究效率看，西方经济学表面的学术繁荣掩盖着哲学贫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出大量的深刻的研究成果。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只能是去彼取此。

一、引 言

1921-1976时期的中国人的经济学是由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塑造的。经过1980年至今四十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渗透（这至少相当程度上是一场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发起的社会运动，类似于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发生的西学东渐），21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已经对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非常陌生了，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读过老一辈学者读过的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没有读过老一辈学者读过的《资本论》，比较熟悉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熟悉的是交换，因为长期脱离生产实际而不熟悉生产，比较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入21世纪以来，当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的时髦甚至主流经济学后，西方经济学的拥趸者就更容易发表文章，更容易得到基金的资助，更容易得到媒体的青睐，更容易晋升职称，更容易获得行政职位，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影响的持续衰微，也伴随着原来受过马克思主义系统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退休、谢世，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逐渐失声、失语、失踪了，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者就被边缘化了。当马克思主义者被边缘化，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失声、失语、失踪后，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就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中国经济学的面貌和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被改变了，中国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对立就以新的格局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就从主动变为被动了。列宁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决策科学认为，合意的发展是科学目的的达到。那么，中国1980年后发生的这种经济学的发展是合意的吗？

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项目，不同的经济学体系可以看作是不同的项目。任何一个项目，都有任务、方法和成果三大维度。因此，中国1980年后发生的这种经济学的发展是否合意就可以通过比较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来得到揭示了。

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对立

（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由其客观需要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始终如一，即在不断变化的对立中倡导、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在十八世纪，以英国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在理论上是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封建制度。亚当·斯密的理论表面上是解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实际上是反对英国封建制度和为英国资产阶级唱赞歌的，因为他所解释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这种财富是同资产阶级相联系，而同地主阶级相对立的。地主阶级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做好接纳这种财富形式的准备，因而在这种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衰落了，就连英王的皇权也被资产阶级限制住了。斯密指责地主的生活方式，指责他们所使用的奴仆的劳动为非生产性劳动。斯密没有指明的是，他心目中的生产性劳动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劳动。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怎么可能做好从事这种生产性劳动的准备呢？同为古典学者代表的李嘉图也是借助自由贸易理论反对英国封建制度和为英国资产阶级唱赞歌的。因此，资产阶级给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崇高的学术地位。亚当·斯密对资本的赞美不是不遗余力的。他也较为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中的劳动者的贫困。斯密是有较高的道德情操的，但还没有高到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理论研究任务。

在资产阶级通过对封建贵族血腥革命确立了它在英国的统治地位之后，英国的经济学，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其对资本主义的倡导、维护和巩固就变成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了，其理论对立面就变成马克思主义及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其实践对立面就变成无产阶级可能的反抗了。马歇尔宣称他对经济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英国存在的贫困状况的震惊，但他完全无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的理论。他的理论的内在矛盾早在他生前就已经被他在剑桥大学经济系的同人所了解，也为他自己所认识。在《经济学原理》初版46年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作为资本主义的研究，其对立面表面上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实质上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可能在西方产生的赤化影响。战后，西方经济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其数理化程度得到空前的提高，实证化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但其对立面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而且，美国的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排斥远超英国。美国极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麦卡锡主义似乎已经时过境迁，但它的精神已经内化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之中。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把二战以来美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苏联解体更是使得美国大资产阶级感觉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其实，美国的灯塔之国之说实际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在消除了苏联威胁后和中国依然经济较弱不构成威胁时的志得意满。在21世纪，当人们开始穿透西方经济学的制度迷雾之后，西方人又把西方经济学说成是一种运用特定工具研究经济的方式（罗德里克，2017，第6页），主张经济学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任何预设的政策结论，而只是一套方法（罗德里克，2017，第196页）。其实，它只是理解资本主义和改良资本主义的一套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不可能拥有一套适用于社会主义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方法，更不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相反，它是以破坏社会主义为其任务的一大主要方面的。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科斯，甚至萨缪尔森，都是为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出了力的。弗里德曼20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宣扬其所谓的市场经济。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让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极大地消失了。萨缪尔森的一篇文章曾经指出，假如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获得了比较优势，那么，中美间的自由贸易就会以永久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这篇文章发表十余年后，美国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20世纪和21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始终如一地以倡导、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为其研究任务，是因为作为附着于资产阶级身上的西方知识分子无法摆脱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控制和思想控制。西方资产阶级是一个以赚钱为最终驱动力的阶级。为了赚钱，他们需要一种能够确保其本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其它国家成为其赚钱机器的制度。无产阶级不可能满足于成为资产阶级赚钱的工具，因此时时准备着对抗资产阶级。其它国家，包括韩国、日本等国也不会总是忍耐美国的压迫。除了暴力镇压手段之外，资产阶级还需要有一套驯服无产阶级和其它国家，使他们能够安于现状的理论工具。这时的资产阶级就会发现，他们需要豢养一批经济学家。而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确实也提供了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能够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去倡导、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臭名昭著后，他们就转而通过赞美市场经济来赞美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讨论中支持市场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职业义务了（罗德里克，2017，第168页）。在他们的理论话语中，即使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不会导致经济混乱（罗德里克，2017，第50页），市场天然是有效率的，稳定的，市场即使出现紊乱，也具有自校正功能。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是由私人资本作为主要的供给主体并在市场中具有主导作用的。所以，说市场天然是有效率的，无异于是说，私人资本天然是有效率的，说市场具有自校正功能，无异于是说，资本家具有自校正功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受到了美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合意的吗？在中国，如果市场的供给主体也是私人资本，那么，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无异于是说私人资本是有效率的。但即使私人资本是有效率的，公有资本就没有效率吗？公有资本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比私人资本的效率高得多，无论是在发展生产力的效率上，还是在维护社会公平还是在维护生态上，因为公有资本可以调集的资源远远大于私人资本，而且公有资本可以更加不受短期利润率的约束。

西方经济学不仅以倡导、维护和巩固单个资本主义为研究任务，还以倡导、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内部诸部门秩序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为己任。西方产业经济学、西方公共经济学等等是关于资本主义内部诸部门的研究，西方国际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这些研究也都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和如何稳定的。这突出地表现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避免金本位末期的动荡和大萧条国际经济秩序。它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新设国际机构加以协调（罗德里克，2017，第2页）。这也突出地表现在1987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迫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泡沫破灭的广场协议上。

20世纪和21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从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或局部的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个别要素和重要关系，再把它们抽象成概念和函数，就形成了自己的各种体系。而在他们形成自己的体系时，就撇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以证明或者隐喻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完成他们的研究任务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关键。西方经济学的个别理论、个别观点或许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益的，甚至也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值得遵循的（比如，西方国际经济学的贸易收支平衡观点），但它的研究任务已然如斯，如果把它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指导理论，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了。而西方资产阶级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并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所以，早就有一些经济学指出，不要相信西方的（主流）理论，要看西方是怎么做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统治之下找到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依据和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由于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发展的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有了它发展的动量，无所谓它会遭遇怎样的阻碍！

马克思以“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为己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视广大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广大的直接生产者被过去一切的社会生产方式给桎梏了，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相对封建主义下的更多的自由，但也只是从封建农奴转变为工资奴隶。这种工资奴隶只有进一步解放为真正的自由人，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才能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才能共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这样，马克思就为自己提出了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这一伟大的学术任务，并主要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加以完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物的价值只能规定为由劳动所创造（在一个阶级对立的世界里，要解释劳动者的贫穷和少数人的极端富有），结果劳动者只拿走自己的部分的贡献，剩下的贡献（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产品）只能看作是被资本家无偿拿走了（尽管资本家也付出了劳动），因此只能被视为剥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少数人的富有可能是靠掠夺，但掠夺无法解释整个世界财富的增长。马克思所针对的是稳定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其实也为自己提出了诸多经济学研究任务，并且沿着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承担了诸多历史使命。就列宁而言，他不仅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俄国社会主义的政权基础，还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在他主持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创立工作。就毛泽东而言，他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提出了土地改革、土地革命的理论和“保障供给”的命题，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十大关系理论、鞍钢宪法理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等等。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工程，指导了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指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然而，名可名，非常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可能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提出倡导、维护、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的人。这就使得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重大的任务！苏联就是在没有成功区分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解体的。

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立

（一）方法论本体及其社会功能

方法论是关于使用比较、分析、综合、共性、特性、归纳、演绎、定性、定量、静态、动态等方法认识世界（观察、感觉、判断、推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不仅在知识构建上，而且在社会意识上具有证明和反驳、肯定（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进行研究、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一切现象）和批判（即告诉人们一种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是正确还是错误以及为什么正确或者错误）的功能。它不仅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思维模式和经济思维能力，而且直接决定经济理论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战略格局，直接决定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是否能够稳定。一个国家如果方法论错了，经济发展方向就会出现偏差，发展战略就会出现失误，实践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能够达到或接近达到关于客观事物的绝对真理的方法论是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化经典《易经》、《道德经》、《尚书》、《黄帝内经》对人类社会、人体自身的真理性认识所依赖的方法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然而，近代以来，受笛卡尔哲学影响，一种基于个体的分析性的方法论在西方兴起了。它在自然科学领域推动了西方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当受到西方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训练的人逐渐进入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后，这种基于个体的分析性的方法论就开始进入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使方法论个人主义成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性的方法论。在笛卡尔出生前的一两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信奉凭借一己之力可以致富的哲学。在18世纪，自由放任借法国重农学派之手，成为资产阶级公开主张的哲学。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后，这种方法论又传到中国，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逐步得到系统的清理。毛泽东曾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描述持有这种方法论的人：“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改革开放后，西方笛卡尔主义的方法论再一次在中国获得了发展的动量，直到党的十八大才开始再次得到清理。

本来，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基于个体的分析性的方法只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一个步骤。然而，笛卡尔本人的科学贡献主要在于基于个体的分析，又由于笛卡尔科学贡献的强大的影响，西方哲学的主流就更加侧重于个体和细节，所选择的切入点就常常是局部，就容易把得自个体、局部的认识当作整体性的认识了。也许，笛卡尔播下的也是龙种，但他收获的也很多是跳蚤。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强调从整体的角度、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角度来把握事物。就中国哲学的产生而言，《周易》相传是周文王所作，《道德经》传说是春秋时期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李耳）所撰，《尚书》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经验的总结，《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无论是从文采之飞扬还是理论之深刻系统，它们都超越了笛卡尔的作品。笛卡尔出身于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虽然接受相当的教育，有过深刻的思考，对当代自然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人生的占位和历练与中国完成《周易》、《道德经》、《尚书》、《黄帝内经》的作者（可能是众多的合作者）显然无法相提并论。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舰逐渐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本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高举马列主义之旗重燃起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之火，然而，当中国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还“穷则思变”“以开放促发展”，认为西方发达必有可取之处、认为西方经济学科学而开启全面引进西方经济学之举后，中国人的经济话语就变了，经济解释和经济预见也变了，经济政策也变了，人们的行为也变了，变成许多方面日渐与西方趋同了。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甚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又向起始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笛卡尔主义哲学倒退了。也许，这种倒退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之波折，但为了追求光明的前途，就不得不高度重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对立了。

（二）西方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

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在西方古典经济学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当西方经济学发展到现当代阶段后，历史消失了，经济似乎是在一个普适的框架中运行了，人类仿佛将会永远停止在资本主义社会了。

当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即供求理论）建立在严重违背事实的唯心主义假设基础之上。事实是，不是所有客体（个人和企业）都具有供求理论所假设的那种属性，或者某个客体并不总是具有那种属性，或者那种属性并非其主要属性、本质属性。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念，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一个事物不可能只具有一种属性。当供求理论假设一个客体只具有某种属性，并把它作为逻辑推理，特别是因果推理的基础的时候，它的体系就再唯心不过了。第一，它把资本家在某些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某种精明抽象成无限理性。资本家的人性是高度复杂的。有的资本家很辛苦地工作，如瓦特、福特等人，而且表现出极大的坚韧和理性。中国今天一些企业家也很辛苦地工作，而且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企业家特质。但统计地看，说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具有理性，可以排除了。资本家的企业才能完全可以在公有制企业里发挥。第二，它把这种无限理性的概念推广到所有人（包括无产阶级，而且仅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无产阶级）乃至所有经济主体上。实际上，任何人、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具有绝对的静止的无限理性。不然，中外社会对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的厌恶就不可解释了。如果所有人都具有无限理性，人类社会就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很少有人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无限理性假设所蕴含的这种社会乌托邦——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第三，它只是假设而不是论证了如下命题：只要市场上完全理性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在市场销售量和价格上达成一致，就是这个市场的最理想的状态了。市场参与的普遍性程度、市场价格与商品价值的背离程度、产品质量等等诸多变量都是决定市场均衡理想性程度的重要变量。第四，它认为，如果所有市场都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那么，整个社会就处于理想状态了。实际上，诸多市场都会失灵，因此，整个社会的现实距离理想状态太远了，这就使得这种理想状态与现实没有多少关系。第五，它把这个基于唯心假设推演出的具有预设结论的体系作为几乎唯一的经济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交换为核心和统御的，生产在其中只是一个环节。而事实是，生产是第一位的，交换是第二位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生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而且，利润率下降趋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利润率趋势问题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体系中被取消了，只是在凯恩斯的理论中重新地但隐隐地出现了，作为它的逻辑的基础（资本主义真实利润率的显著降低暗淡了资产阶级的盈利预期）。当然，凯恩斯的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供求理论。

供求理论不仅是极强的唯心主义体系，而且是极强的形而上学体系。供求理论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仅仅关注理性假设下消费需求与收入、价格的关系，而割裂了作为无产阶级的消费者无论怎样理性，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消费自由。他们不仅没有真正的消费自由，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常常被诱导过度消费，承担沉重的债务枷锁。供求理论的企业行为理论仅仅关注投入决策与成本、要素价格的关系，对技术创新这一推动生产进步的重要变量避而不谈。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实现最大产出，但对于一个经济而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实现最大产出，而是实现重要的产出（工业化，信息化等），为了实现重要的产出，就不能把产出最大化。

与西方微观经济学一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在于它的理论中缺少不可或缺的联系，也在于它用次要联系替代主要联系。本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供给侧（生产方式）决定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危机问题归结为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凯恩斯革命未能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的影响），或者把问题虽然归结为供给侧，但又把供给侧的问题仅仅归结为税率过高，税收过多，而不是归结为阶级结构（一个阶级收入太高而消费必然过少，一个阶级收入太低，消费不可能变高）。西方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危机归结为需求侧问题时，它关注的仅仅是政府需求的增加，而不是作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的需求增加。照此开出的药方怎么可能医治资本主义在宏观上的病患呢？怎么可能让广大的作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满意呢？这难道不是用次要联系去代替主观联系吗？建立在次要联系基础上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宏观经济学吗？

西方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危害可以用西医的塑料器官模型来阐述。西医的器官模型确实能够给予人们以一定的知识。然而，西医关于单个器官的知识没有穷尽关于这个器官的全部重要知识，它们的总和也不可能构成对整个人体的完整认识。比如，西医的这些器官模型绝对没有中医的穴位知识和经络知识。穴位和经络是西医的理论体系所无法观察的客观存在，遑论被它用来治病了。这使得西医理论忽视了人体的重大生理构造。当根据西医的器官模型进行外科手术后，岂不是去掉了一些穴位，阻断了一些经络，即使它解决了一些问题，难道不是因此造成了其它的问题吗？西药和中药的对比也存在类似问题。西药即使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一般也会在身体内累积，导致其它问题，而且许多价格高昂。而中医、中药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效果显著，具有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如果一个医生唯心地认为，西医的塑料器官模型就是关于人体的完整知识，西药就是病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解决方案，他又怎么可能很好地服务于病人的需要呢？他不仅不会很好地服务于病人的需要，而且会把病人的需要作为满足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使得西方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经济学的建设的好处即使存在，也是有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资本主义学者怎样穷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对它们加以成功的改造，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的建设。然而，到目为止，这种积极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经济学后，其思维水平的显著降低。真正的为学，必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当今世界的学者很少实践，这时，穷理以致其知就尤为重要了。然而，现实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学者还有过多停留在有限穷理的水平，他们还把教育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他们按照他们所在的职业的指挥棒在转。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一种“总体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彼此联系、局部联系整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客观的事物，一个是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唯物论，后者是辩证法。它观察和认识事物，也从一个个局部分析开始，但决不停留在局部，而是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今天联系明天的形成整体动态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毛泽东指出：“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资本论》正是因为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才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圣经。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物主义的体系。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位的，主观要符合客观，就是要求依据客观事物的本性来为其命名、定性、分类，依据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客观的联系来建立联系。马克思说：在经济研究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着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伟大而丰富成果的方法论诀窍。这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用这个方法论去考察了人类一切主要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其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性考察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

马克思《资本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时，最为关注生产，特别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它把交换看作是反作用于生产。西方经济学的整个体系的核心是交换，认为交换决定一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最为重视生产，是因为它的哲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发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按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物质产品的生产必然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关于物质产品的经济统计必然是最重要的经济统计）。现实的世界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还生产服务。马克思认为，服务的生产是从属于物质产品的生产的。西方一度为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沾沾自喜（美国的金融理论、营销理论、管理理论铺天盖地），当它们开始尝到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过大的苦果后，西方GDP理论的伪科学性也就昭然若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学是以发展生产为核心的（那时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实际上是服务于生产发展的，既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又确保生产力不会被少数人攫取）。而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中，中国之所以占据有利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在发展，是因为中国及时发现了经济虚拟化的危险，采取了脱虚向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中国还在夯实农业的基础。任何经济学如果不把物质产品的生产至于至高的理论位置，都不成其为经济学。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辩证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由于客观事物本身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唯物观必然也蕴含着辩证法。事物有多重属性，并且在不同时间各种属性的重要性变动不居，不能用其中一种属性当作这个事物的唯一属性或者本质性属性。一个事物的属性往往是与其它事物相联系的，当其它事物变化后，这个事物的属性可能也就变化了，这个事物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了。当作为体系的基石的事物发生变化后，这个体系也就必然变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唯物辩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由于是唯一符合事物本性、体系本性的哲学，也必然是既适合分析整体又适合分析个体的普适哲学。

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西方经济学其实也处理矛盾，但它所选择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具有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方法，因而构造了一个关于阶级对立统一的理论体系。这是它的理论指向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它不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具体的人的阶级性出发，因而它是研究阶级行为，而不是研究抹杀了阶级对立的代表性个人的科学。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必须首先使用分类法来进行研究。这种分类只能是按照经济地位的不同的阶级分类，而不是按照经济活动的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分类。这样，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即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里，一般说来，人类社会都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由直接生产者组成，他们的劳动不仅用以提供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而且能够创造超出其即期消费需求的剩余产品；另一个阶级则由掌握这些剩余产品的人们组成。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样，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资本主义生产力在20世纪的发展改变了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上述逻辑吗？没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就完结了吗？无产阶级就只面临一个纯建设问题了吗？《资本论》就不适用了吗？决不！西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后，还经历了封建贵族的多次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经历资本主义复辟。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就以中国实际为中心，联系苏联问题、美国战略等发现，社会主义还有可能停止发展，甚至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有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针对这种危险性，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是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吗？决不是！这是卓越的唯物辩证法大师的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不破除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和生产之外的平等关系，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是不会形成和发展的。如果这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会形成和发展，那么，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发展如果不能被遏止，其后果可能只能是如苏联解体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只能是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那样生产大大萎缩。如果说列宁还只是发现了“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那么毛泽东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看到了阶级偏向性问题，看到了“领导一变，什么就都变了”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建立，就万事大吉，就只要进行经济建设，不讲政治引导，那就是唯心主义了。列宁说：“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轻视唯物辩证法理论，再加上习惯的势力、外来的影响，很容易使得中国滑入到资本主义的模式之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明确了中国要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他进一步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然而，人生而有涯，毛泽东主席没有来得及解决好他发现的重大危险。但他看到了。不仅毛泽东看到了，斯大林也看到了。斯大林早就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要避免这种结果，就必须高度重视方法论，就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经济学中，也只能贯彻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体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对于许多人（领导人、学者）来说，躬行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时，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就上升了，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中心环节了。调查研究是一个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的双向互动过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才能为事物定名、定性，才能找到事物间的联系，才能在事物间的联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有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也是一个思维过程。调查者从被调查者（群众）那里得到信息，形成概念（对事物定性），进行推理，做出判断，同时也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被调查者，以此达到明辨是非、确定方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旨在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不得不通过社会实践。而要有效地进行社会实践，不能不进行大量的周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出的。马克思早年做记者也进行了大量实地社会调查。恩格斯基于现场调查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许多理论、决策不仅来自于对书本的阅读，更重要的是来自大量的周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不仅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需要调查研究，而且贯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需要调查研究。“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调查研究，怎么可能了解人民如何创造历史呢？是否会重回个人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呢？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进行大量的周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哪个是主要的），阶级斗争的方向（向自然开战还是向特定人群开战，向哪个特定人群开战）怎么可能正确，政策怎么可能精准呢？是否会过左、过右、形左而实右呢？因此，马克思主义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自己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通过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才能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了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了解客观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必须进行周密的、系统的实际调查，而且要时时地根据问题的范围（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进行实际调查，以便能够了解实际情况，时时了解实际情况，以此为依据产生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有了详细的资料，还必须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有了调查研究，有了思索、决心、判断、计划、决策、部署，还必须时常加以重新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没有调查研究的分析和决策，必然是主观主义的，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调查研究是与阶级分析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调查的对象首先是社会各个阶级，而非其它单位。它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的目标是改造世界。这与西方学者那种不怎么搞调查研究，或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查研究是完全对立的。

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效率上的差异

（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效率

西方经济学体系庞大，仿佛其研究效率极高，实则不然。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方法论问题本质上是哲学问题，虽然不少西方经济学家都做过方法论的探讨，但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是无法经受考验的。

马歇尔被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经济学原理》成为流行数十年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但在高明学者的眼里，他的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针对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状况，阿瑟·林克等写道：“担心发生革命动乱而又有感于下层阶级的不幸，许多企业家不再相信（马歇尔所描述的那样的——笔者注）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并开始怀疑具有如此富饶却又如此苦难存在的这种经济制度的价值。”凯恩斯本人则称这种情况为丰裕中的贫困。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其最重大的理论缺陷就是忽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然而，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一度被诸多西方学者封神的凯恩斯，其理论也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西方理论上的攻击，在70年代遭遇滞涨的难题，以至于没有人再声称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只能在新凯恩斯主义的旗帜下苟延残喘了。凯恩斯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真正重视经济危机，而是仅仅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财政赤字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20世纪30年代问自己，西方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在《资本论》中得到回答了。即便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也不是因为实施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是因为希特勒发动的战争而结束的。战争使得英国等参战国的财政支出达到了远远超过凯恩斯所预想的财政赤字的规模，它对英国的伤害甚至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政治家们所预想的程度。一般均衡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被熊彼特称为是西方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从战后到70年代，成为经济学时尚和前沿，甚至发展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理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博弈论的兴趣增加，使之黯淡下来（霍奇逊，2008，第6-7页）。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就已经在西方无可争辩地衰败了，只是西方约30余个经济学流派中的一个支流了（Akerlof，2007）。据说，当萨缪尔森被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质问，要他提出一个既正确又足够重要的命题时，萨缪尔森在数天后才给出一种回答。而他的答案比较优势理论（罗德里克，2017，第53页）的科学性、适用性也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基于西方许多学者提出的一些基本数学模型，加上技术进步和社会制度的自变量，变换一下数学形式，就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来。西方学者往往选择一些次要变量、一些特定函数形式来进行经济推理，这是他们理论无效的方法论根源。对于西方许多理论（如供求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博弈论等），一旦结合中国实际，就很容易发现其理论的局限和谬误之处（比如，博弈论的文献汗牛充栋，诸多学者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你只要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在于它开始了一个新博弈，找到了一些新策略，而不是在既有策略下取得什么博弈均衡，就可以理解博弈与中国的弱相关性了）。

计量经济学虽然在西方曾经被寄予希望，现在这种希望已经落空了。西方人虽然使得21世纪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陷入了一种无计量非学术的模式，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醒悟过来，认为计量经济学是无理论的了。有学者指出，西方自己已经看到太多喧嚣一时、占据主流位置却最终被证明是昙花一现、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经济学体系了。在中国，已经有许多原来信仰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了。而在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学之时，就已经有诸多学者给西方经济学定了性：McCloskey（1986）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修辞，而不是论证，Ostrom（1990）文雅地称其为隐喻，直白一点，就是指责它是愚民理论。所以，看似精彩纷呈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一堆无效劳动的产物，尽管其劳动者是西方学界的精英。——中国一些人在决定引进西方经济学时，到底对西方经济学做了多少研究，了解多少呢？据笔者所知，有的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借鉴的说法，有的人是把引进西方经济学作为有利可图的事业，有的人抱着改进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真诚愿望，当然，肯定也有人试图把它作为一种颠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工具。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格局就在这样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中形成了。

当西方学者亟亟于空中楼阁式的理论构建时，他们即使看似也关注重大问题，但也是无效的。当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重大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甚至提出了一些早已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回答的问题。2007年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并迅速转变为经济危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经济危机。罗德里克（2017，第138-142、152页）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大幅扩大？为什么2008年会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美国贫富差距大幅扩大，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更大罢了。美国发生2008年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正常运转罢了。当然，这些答案都是抽象的。但西方经济学家们会在这种抽象答案基础上去完善细节吗？不会的。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怎样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吗？不会的。他们会提出如何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这样的问题吗？不会的。他们或许承认马克思是伟大的，但他们又往往把马克思和斯密相提并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前者比后者深刻多了。最近一些年在西方颇为流行的著作也只是在分配领域考虑问题而已。比如，就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不改造生产方式，不解放广大直接生产者，不让生产资料掌握在广大劳动者手中，怎么可能解决分配问题呢？当苏联解体时，有西方学者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现在，西方国家已经陷入到普遍的焦虑之中。世界格局正在朝着不利于资本主义方向转化。对此，西方经济学家们几乎还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他们能够提出改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吗？

西方经济学研究上的无效率归根到底是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所决定的。他们不能直面西方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在臆想的神话世界里建立一种片面的联系。因此，虽然它也在发展，并在20世纪把一种产生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最主要的方法论，但由于这种方法论过度重视形式逻辑，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忽视了基本经济问题所蕴含的辩证逻辑（表现为忽视原因背后的原因、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恒定变量），也幻灭了。

从方法论上看，“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西方经济学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也没有充分地探讨资本主义各种发展形式，更没有探求这些形式的本质性的、整体性的内在的联系，因此，不可能叙述出现实的运动。这样，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绝大部分内容将会被人类所抛弃，也是不久远的事情就十分清楚了。

我们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效率的体系，并不否认西方一些学者是有着唯物辩证法的思维的（西方许多学者虽然在学生时代学习的是西方经济学，但在工作后的研究中就抛弃了它），也并不否认西方一些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如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有一些理论表现出唯物辩证法的色彩（如西方产业经济学就比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科学得多，西方管理学也比西方经济学更加实在）。这样，在西方内部，经济学也是一分为二的事实就非常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把那种最唯心主义、最形而上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来教学生呢？中国广大的学生出身于无产阶级，未来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读自己的圣经，而把服务于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圣经来读呢？为什么还把西方最唯心主义最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呢？如果中国人把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西学作为体，中学、马学连用都不当，中国社会主义这艘大船又怎么能够行稳致远呢？西方经济学的形式逻辑的训练难道就没有可替代的方法获得吗？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效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已经产生出并且会继续产生出丰富成果的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各派人物著书立说，汗牛充栋，有的至今仍被人推崇。然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经问世，就成为超越洛克、配第、斯密、李嘉图、穆勒等西方哲人作品的经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基础上继续揭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本性即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等特征，为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论打下基础，直接催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强大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使得广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仍然是受奴役的，他们仍然是奴隶，只不过是拿工资的奴隶，比奴隶社会的那种绝对的人身依附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土地依附的农奴境况稍微好一点而已。然而，这决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境况，这只是资产阶级施加于他们的境况！他们可以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得到整个世界。他们为了得到整个世界，必须做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他们的唯一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向社会主义这个更高水平的统一体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要捍卫前辈的革命成果，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必须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必须把矛盾作为一切社会的一切运动发展的动力。他们不能认为自己具有无限理性，他们不能认为，仅仅市场均衡就万事大吉，他们甚至不能指望市场均衡。他们必须认识到，那种把市场分析作为经济学分析核心的思维模式理论体系对于他们是一种思想的枷锁，而不是分析的工具。毛泽东说：“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只有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美好的未来。只有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才可能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支撑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五、结 论

1921-2012年时期，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两次范式转换。1921-1976年时期，中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而在1980年后，在西方经济学的渗透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诸多领域失声、失语、失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之光被遮蔽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来衡量，可以说，21世纪初的中国学院派的经济学学术相对20世纪70年代末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并且用表面上的进步掩盖了它的实质上的退步。在20世纪上半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学术的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却是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这就仿佛回到20世纪初了。这种状况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才开始得到扭转。然而，一种意识一旦嵌入了一个社会，要清除它，谈何容易！西方经济学至今仍然是中国高校经济学的基础课程，有的高校甚至还在加强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在这种格局中，中国或许也收获了一些利益，但利益与危害相比，到底孰轻孰重，总和起来，到底是正是负呢？

本文基于项目比较方法的分析表明，第一，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截然对立的研究任务，二者在研究指向上截然相反。西方经济学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利益出发考虑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利益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第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截然对立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显然比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更胜一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似质朴，但大道至简，它才是科学。第三，西方经济学看似精彩纷呈，实际上只是表面的虚假的学术繁荣，在维护着资本主义的躯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产生了深刻的改变世界的结果，使得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使得经济落后国家获得了发展。基于这三大比较，中国把西方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学基础教育内容，是得不偿失的。无论是就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而言，还是就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学术乃至社会主义文化而言，中国只能去彼取此。取此利益极大，取彼危害极大。中国如果就此采取系统而有效的行动，就会产生世界级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进一步撬动世界格局的一个杠杆！

参考文献：

杰弗里·M·霍奇逊，2008，《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菲尔·加斯珀（Phil Gasper）：《重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2018年夏季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628382634222904&wfr=spider&for=pc。

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Akerlof, G., 2007. “The new case for Keynesianism, interview with George Akerlof”, Challenge, July-August, p.5-16.

McCloskey, D.N., 1986.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Ostrom.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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